杨格　徐泉海

杨格（以下简称杨）：应杭州市政协邀请，我3月30日在浙江省富阳市南国大酒店三楼会议室为参加“杭州市政协宣传通联工作会议”的代表作了《对政协新闻社会化的探索》的讲座，我谈到了自己坚持用散文写人物报道、通讯；谈到对杂志“本期视点”栏目策划时所考虑政协新闻资源与社会化的结合（该栏目杂志社记者轮流承担）。杭州市政协秘书长徐泉海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说：“散文化新闻只要有人看，读者就会受教育。创新是很重要的。政协新闻社会化是总趋势，官办报刊以后也会推向市场。”这是一个很有魄力的秘书长。

在谈到政协的作用时，他说：“提高执政能力，不能没有政协；推进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协；发展和谐社会，不能没有政协。不重视政协作用的领导不是高明的领导。”我邀请他做这期“对话”栏目的嘉宾，他说：“好，我喜欢挑战！”

杨：我印象深的是一次参加静安区政协组织的协商会，区领导通报情况后，委员提问题。因为不了解区情，很多委员提的都是很具体、很小的问题，比如哪条马路应该设置站点、哪个楼里的电梯质量不好等等。我也注意到委员提的提案一般涉及到政治协商内容的不多，我有印象的是：《工商业联合会的政治地位应在常委会报告中得到正确表述》、《社区民族工作应纳入我区工作机制和评估体系》。一件是我写的《监督腐败，参政党应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大量的是政务协商，而不是政治协商。政务协商不是不行，但一定是区里重大的事务。如去年区里讨论“十一五”规划，事先提供委员相关资料，以让委员知情参与协商，这就是重大的事务协商，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采访上海徐汇区政协主席张旗时，他提到他们现在的做法是：在区里重大决策出台、到区政协召开协商会议前一个星期，把相关的资料先送委员了解。会议召开时，规定区领导只有40分钟的发言时间，其他时间全留给委员提出建议、意见。

我注意到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很深入，能谈谈吗？

徐泉海（以下简称徐）：政协的政治协商不是出了问题了，来找政协出主意。政协不是市政府的参事室，不是参事室的扩容，它是政治机构。但长期以来，一些部门的意识中不少把政协单纯看成是智囊团、人才库，缺少重大政策出台前主动在政协协商的意识。

前年，市里出台了一个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文件。文件已经颁布,才来政协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委员们虽有看法，但仍以负责的态度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其中有两条，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是文件封页上标有“秘密”二字。一些委员对此就说，作为全市的文化体制改革，应是一项透明度很高的工作，有关政策必须向社会公开，让公众了解，以秘密文件的形式下发，只让少数人知道，显然就不合适了。二是对基层文化事业单位的改制工作。委员们提出，基层文化单位建设是我市“文化强市”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进行转制改革，推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管理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班子”不变，只翻新“牌子”，是没有意义的。要改变目前那种只在本市文化系统或小单位内部找人承包的做法，应该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聘用，让能人当家管理，这才有根本出路。我听后深为感慨，这些意见如果在文件制定和颁布前听取并采纳，那多好啊！

我到政协工作四年多，深感政协人才济济。政协委员作为各界的代表和精英，不仅知识层次高，而且实践经验丰富。由于政协地位超脱，提出的建议意见既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也有相对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如果畅通政治协商的渠道，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促进党政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无疑是一个福音。

杨：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国庆，我正好在那里。有两件事很触动我。一件是，有天我们一行到接待我们的公司，公司的老板正在和一个员工谈话，事后，老板告诉我们，员工是来辞职的，因为公司已经没有适合他的工作，老板幽默道：“这就是香港，公司如果不提升自己，员工就会炒老板的鱿鱼。”另一件是，按照行程，下午我们应该是去一个景点，但大家不想去了，我们以大陆的思维对陪同的小伙子说：“你可以回家了，自己有个下午安排自己的事情多难得。”我们以为小伙子会很感激，但不，他着急的比划着说：“是不是我的服务你们不满意，所以，下午都不去了？如果我这样回公司，是要被老板批评的。”我们反过来很尴尬，也很汗颜，决定继续下午的行程。小伙子高兴极了。女作家程乃珊在香港居住十年后回到上海，有一次她对我说：“我回来后注意到，上海觉得自己已经超过香港。其实不对，他们看到的只是上海造了一些高楼大厦，他们没有看到人的素质。就人的素质而言，上海比香港相差50年。”我很同意她的看法。在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听到几位朋友议论，上海现在很有光彩，把香港压下去了。我当即就反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是很糟糕的。香港对于世界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一国两制成功与否的政治样板。这是上海所不具备的特殊之处，两者没有可比性。上海人这么简单看问题的话，那只能是肤浅，没有政治意识，没有国家意识。”

兜了这么一大圈，我想说的就是：香港可以成为内地发展的一种监督。以它完善的法制体系，以它规范的运作机智，以它良好的人员素质给予内地监督。

还有台湾。我1999年台湾大地震后去过台湾。我对台湾最有感触的是它的文化形态的开放和丰富。很多年前因为歌星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我注意到流行歌曲。很多台湾歌星自己填词、自己谱曲、自己演唱，每一样都很出色，这很让我震动。尤其是，我从那些歌词中看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都对大陆是一种启迪：文化上再用说教的方式已经无法打动人心。

我注意到您对台湾有很独到的见解，能否说一说呢？

徐：说起台湾，我很欣赏您对香港所见所闻后提出的一个命题：“香港可以成为内地发展的一种监督”。我把它运用过来，就是“台湾也可以成为大陆发展的一种监督”。

这里，先要对“监督”一词的含义理解作一点探讨。一般认为，监督就是指对一个人、一级组织、一个党的内在和外在的制约或约束。我认为，把监督仅仅理解为制约或约束是不全面的。如果对不自觉者来说，监督是一种制约或约束，那么，对自觉者来说，监督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从这种理解的角度，回来说说前述的关于台湾的命题。

“台湾可以成为大陆发展的监督”，可从两点去说明。一是台湾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一下跃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虽然有国际环境因素，但必定有其内部发展的条件，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现在岛内政局动荡，经济滑坡，社会问题不少。特别是其推行西方式民主，实行领导人直选，几乎造成了岛内族群的分裂，堂堂议会开会，打斗闹剧不断，已成世人笑柄。它充分说明，在中国这块“和为贵”传统文化土壤中实行党派间那种内斗倾轧的竞争式民主，只会走向死胡同，而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行多党合作的协商式民主，已显示蓬勃生机。这对那些“言必称美国”，企图照搬照抄西方式民主的人，不是一次很好的警示吗？这就是我对“台湾可以成为大陆发展的监督”的第一点说明。二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夙愿。目前台湾与大陆处在分裂状态，这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一块大石头。凡是有作为的中国领导人，必定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重大的历史使命来对待。而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要兢兢业业把大陆的事情做好，如此才有资本和实力去解决台湾问题。这不就是台湾对大陆发展的激励和鞭策吗？

杨：政协新闻应该与党报有所不同，即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但现实是，政协新闻很弱，弱到连主流媒体都进不去，与政协的地位完全不吻合。综观全国政协报刊的情况，公开发行的政协报刊摆脱不了机关化模式，内刊更是如此；管理体制还很混乱，很多内刊是机关人员操作，领导发言、领导视察成为主要内容。社会媒体还没有重视政协新闻的意识，对政协的理解简单化，发发会议消息而已。政协委员的身份、各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平常很少在媒体上出现，比较集中是在两会期间。对他们建言的报道也局限于政务方面，给读者的印象就是参事室成员的角色。

我经常在想，政协报刊很可能是媒体改革最后一个堡垒。您做为秘书长，能从政协领导层的层面来谈谈您个人对政协报刊的想法吗？

徐：对办报办刊，我不是内行。但对如何办好政协报刊，我可以谈些想法。

首先，我认为政协要有自己的宣传园地，要有自己的报纸、刊物等。在会议上我提到，不重视政协宣传的领导不是高明的领导。对政协宣传，党政领导要重视，政协领导更要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需要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需要宣传；政协履行三大职能，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服务所取得的成就，需要宣传；政协战线上成绩显著的各类先进典型，也需要宣传。只有宣传，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了解政协、理解政协，从而支持政协工作；只有宣传，才能让从事政协工作的同志牢记使命，不负众望，热爱本职，多作贡献。于此，才可形成有利于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其次，办好政协报刊，既要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更要符合政协的特性。政协的特性，就是政治上的充分包容性、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活动形式上的高度民主性。政协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政协的报刊无论内容和形式，都要和党报党刊有所区别、有所不同。在内容上，要更多的反映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声音，更多的反映社会各界和基层群众的声音，还要反映一些社会上的不同观点和不同的声音。否则，怎能谈得上包容性、代表性和民主性呢？在形式上，要更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比如，您所研究的“散文化新闻”，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总之，政协报刊只要符合政协的特性，就必定有读者、必定有市场、必定有效益，也必定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