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通过对宋代三次兴学运动时间的排查，考证《睦州学教授题名记》奉旨建州学聘教授的历史以及立碑时间。其碑阴的泰山“寿”字，在志书上一直记载为范仲淹《高风堂记》碑阴。此石的出现，得以还原了当年的几次摹刻过程，从中折射出南宋庆寿之风的习俗。

北宋《睦州学教授题名记》碑考

——兼及南宋“寿”字碑

◇叶欣

一 、睦州学教授题名记

碑石尺寸：高85厘米，宽64厘米，厚28厘米。太湖石质，原石现藏建德市梅城镇龙山书院。碑额、题记皆为楷书。铭文1行，每行字数不等。

睦州学教授题名记

北宋大观二年（1108）

新拓本 85cm×64cm 建德市档案馆藏

2011年，笔者在编纂《严州金石》（天津古籍版）时，曾收录此碑。当时该碑在梅城镇城南一民宅中，背靠旧严州城墙遗址，矗立于泥石之中。因为空间逼仄潮湿，碑身布满青苔，除了碑额清晰可辨，碑面磨损严重，尤其是前面题记部分磨泐风化，文字漫漶不清，匆匆未能释读，故当时以《景定严州续志》所载教授题名最后一任的去任时间——南宋咸淳八年（1272）确定为立石时间。

2024年，建德市档案馆组织人员对境内的碑石摩崖进行排查，并捶拓收藏。由此获见拓片，题记初释为：囗囗囗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手诏：天下囗囗囗囗州置教授，以囗领之。十二月二十囗日，囗囗囗囗囗囗睦州囗置囗员。越明年，囗囗学养士，州置囗囗囗囗囗囗有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因列于石，使来者囗囗，囗囗囗年囗月十五日。

碑石后半部较为清晰，其最迟到任者的时间为淳熙八年（1181），故又以为碑刻于南宋淳熙年间。然而碑额所署“睦州”二字总令人疑惑，因睦州自北宋宣和三年（1121）已经更名严州。而淳熙八年（1181）已为南宋时期，此时距离更改州名已过了半个世纪，像州学教授题名此类的官方行为，决不可能还署以旧州名。所以从称谓上推断，碑额和题记的凿刻时间应在北宋年间。具体是哪一年，从侵蚀的石面或斑驳的拓片上去寻找，注定是徒劳的。

或者，从皇帝手诏建州学置教授的背景切入也是一条途径。

宋代州学教育的兴起，最早始于北宋景德三年（1006），真宗“诏天下诸郡咸修先圣之庙。又诏庙中起讲堂、聚学徒，择儒雅可为人师者以教焉”，此次修建庙学的行动，为之后州、县学的完善和发展架构起了雏形。除此之外，还有三次载入史册的兴学之举。一为“仁宗庆历四年三月乙亥，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 二为“（熙宁）三月庚寅，始命诸州置学官，率给田十顷赡士，并置小学教授。” 三为崇宁元年八月甲戌，右仆射蔡京奏请“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

前二次下诏兴学时间皆为三月，而崇宁下诏兴学的时间恰在八月，正与碑文所载月份重合。蔡京奏请的具体内容是：

天下州县並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至则附试，别立号；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等上舍，入下等补内舍，馀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州给常平或系省田宅充养士费；县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如有孝悌睦婣任恤中和，若行能尤异为乡里所推者，县上之州，免试入学。州守贰及教授询审无谬，即保任入贡；不实者坐罪。

对于奏请，徽宗的答复在《宋史》中记载甚为简短：“八月甲戌，诏天下兴学贡士，建外学于国南。” 而《宋大诏令集》则颇为详尽：

兴学校诏（崇宁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甲戌）：

学校崇则德义著，德义著则风俗醇，故教养人材，为治世之急务，除京师置外学，待其岁考升之太学，已尝面谕外，馀並依所陈（蔡京起请），乃讲议司立法颁付礼部施行。

在时间节点上基本吻合（碑文记载下诏时间为八月二十三日，仅延后一天，符合程序范畴），从内容上看也是完全契合。因此，可以确认为北宋崇宁元年（1102）徽宗手诏无误。

然后再查立石时间。如前所述，上限应该确定为北宋崇宁元年（1102）八月之后，下限则在宣和三年（1121）州名未改之前。查《严州图经》，符合条件的唯有：“大观中，知州李升奉诏重新庙学。” 线索确定，再去比对碑石，第五行有“大观囗年”等字隐约可见，囗字为“二”或“三”不辨。大观年号仅用四年，《宋史》载蒋静于崇宁五年任知州。次年即大观元年，而“大观三年，蔡肇自吏部员外郎知。” 那么，其中大观二年（1108）衔接者，非李升莫属。

再则，题记和题名前半部分文字虽较难辨认，但整体凿刻书风比较接近。此后字体风格明显有差异，多有稚拙、大小、粗细不等的问题。尤其是“大观”之后，缺乏统一性，刻工水准欠稳定，时见粗疏，甚至有前后任姓名错置，后又将姓名重新改刻的问题，如徐存和郑庶等文字旁都有对方姓名的浅凿痕迹，都可证明凿刻不是同时所为。

凡此种种，可以确定该碑为北宋大观二年（1108），知州李升奉诏立碑，重置庙学，教授题名时间亦截止在当时。大观二年以后的题名，为工匠陆续增刻，刻工或有替换。

至于蔡京所奏要求的天下州郡置教授二员这一政策，并非一概而论：“郡小或应举人少，则令三二州学者聚学于一州。置州学，并差教授，先置一员，在学生员及百人已上，申乞添置。不拘资序，并许选差。”以严州为例，志书所载教授人数，皆为一名，并无二员之实，甚至，一员都未必能保证：“学唯教授一员，宣、靖兵兴，至乃缺官，绍兴二年始复置。”

正是因为方腊农民运动等原因，有关北宋时期的睦州史料多有缺失，志书所载教授题名始于南宋绍兴二年，之前的任职者均付之阙如。而刻石保存了崇宁元年至绍兴元年之间的任职者资料，较为难得。相比之下，刻石也有疏漏，部分教授缺少到任时间，如沈必豫、吕祖谦等数人。此外，淳熙十年到咸淳五年之间的后任者，因此碑镌面已满，可能当时另有他石记录，好在这些遗漏在《景定严州续志》中都有翔实记载。

经现场碑石与拓片辨识，题记和教授及到任年月，尚有部分未识者。现将目前可以确认的文字录如下：

睦州学教授题名记

崇宁元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手诏：天下建学养士，州置教授，以囗领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囗囗囗囗囗囗睦州囗置一员。越明年，囗又学养士，囗囗囗囗囗囗囗有屋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因列于石，使来者囗囗，大观二年三月十五日。

王囗囗囗 崇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

囗囗囗囗 崇宁囗年囗囗囗囗到任。

囗囗囗囗 崇宁囗年囗囗囗囗到任。

囗囗囗范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黄齐思贤 大观囗年囗囗囗日到任。

囗囗囗囗 大观囗年囗囗囗日到任。

徐昉明仲 大观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任。

柳约元礼 政和囗年囗月囗囗囗日到任。

囗囗囗囗 政和囗年囗月二十日到任。

陆守仲约 政和三年三月二十日到任。

华初平仙民 政和五年十月囗囗日到任。

陈球国瑞 政和六年囗月初三日到任。

林大声宏仲 政和八年十一月初四日到任。

高遹观成 宣和囗年三月囗囗日到任。

绍兴二年创复教授：

石嗣庆光远 绍兴二年八月初三日到任。

朱良弼国辅 绍兴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到任。

沈傃行彦 绍兴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

郑范季洪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到任。

缪若虚充美 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

王大治彦范 绍兴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

葛骐子有 绍兴二十一年闰四月十三日到任。

陈祖言文仲 绍兴二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到任。

严杭退翁 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到任。

郑南寿叔 绍兴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

徐存去非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到任。

沈必豫子顺郑庶几道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到任。

吕祖谦伯恭曹峄鲁山蔡霖泽明程宏图士南袁枢机仲顾强南卿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

祝华继张 淳熙六年四月初三日到任。

杨寅少云 淳熙八年八月三日到任。

题记“十二月二十二日，囗囗囗囗囗囗睦州囗置一员”，度其大意，十二月二十二日应该就是睦州州学设置教授之始，首任者于是日上任，唯知王姓，名字惜无从知晓。在已知教授名单中，除了蔡霖可能是外置教授，身份缺失，其他人在资质上，都有进士的背景，基本符合宋代教授一职需要具备科举出身方能担任的通例。所以，除已注明外，上述教授在《宋登科记考》中皆有载录，可以与志书、碑文所载字号、出任时间、生平事迹等方面印证补充，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特此拈出：

黄齐，字思贤。建州建阳人。黄俨子。崇宁五年（1106）登进士第。“宣和时官至兵部侍郎。寓兴丹青，作《风烟欲雨图》，非阴非霁，如梅天雾晓，霏微晻霭，殊有深思，使人想像于微茫之间。” 黄齐于大观年间任严州教授未见记载，可补史缺。

徐昉，（字明仲）。建州建安县人。大观三年（1109）登进士第。

柳约（1082–1145），字元礼。秀州华亭县人。大观三年（1109）上舍及第，授霸州州学教授。历知严州，仕至权户部侍郎，职至敷文阁待制。“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四日，以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时金人大入，列郡震恐，约屹保孤城，悉力捍御，境内安堵。又上书请合诸郡兵克复吴会，时论多之。” 经此，朝野对柳约多有赞誉。而其在政和年间任睦州州学教授，未见记载，此或可补史传之疏漏。

陆守，字仲约。福建侯官县人。陆衍子。政和二年（1112）登进士第。历尚书郎中，广东提点刑狱。

华初平，（字仙民）。越州会稽县人。华镇子。大观三年（1109）登进士第，累官太常博士。

陈球，（字国瑞），泉州晋江县人。政和五年（1115）登进士第。

林大声，字欲（宏）仲。福建侯官县人。政和二年（1112）赐上舍赐及第，授池州东流县尉，未赴。历太府少卿、总领淮南东路军马钱粮，知镇江府。仕至左朝请大夫、直秘阁。

高遹，字观成。福州闽县人。政和二年（1112）登进士第。终知寿昌县。

石嗣庆，（字光远）。越州新昌县人。宣和三年（1121）登进士第。累迁州通判。

朱良弼，字国辅。饶州乐平县人。政和八年（1118）登进士第。累迁知沣州。

沈傃，（字行彦）。广德军人。宣和六年（1124）登进士第。

郑范，字季洪。信州弋阳县（一作贵溪县）人。政和八年（1118）上舍登进士第。仕至严州州学教授。

缪若虚，（字充美）。温州平阳县人。绍兴八年（1138）登进士第。累迁福建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

王大治，（字彦范）。建州建安县人。绍兴八年（1138）登进士第。

葛骐，字子有。江阴军江阴县人。政和八年（1118）登进士第。历严州州学教授。

陈祖言，字文仲。常州武进县人。绍兴二年（1132）中进士第一甲第四人。历秘书省校书郎，迁比部员外郎。

严杭，（字退翁）。湖州长兴县人。绍兴十五年（1145）登进士第。

郑南，（字寿叔）。湖州归安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登进士第。历直秘阁，迁秘阁修撰。

徐存，字去非。婺州兰溪县人。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第三甲第十三人。历福建路添差参议官。

沈必豫，（字子顺）。常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登进士第。隆兴二年（1164）六月初三日到任。

郑庶，（字几道）。平江府吴县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登进士第。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金华人。学者称为东莱先生。乾道五年（1169）需太学博士次来为郡员外博士，铎音大振，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泮宫至不足以容之。在学著《春秋讲义》。明年，张南轩栻为守，政教善。南轩《奏免丁钱状》，先生所作也。与南轩并祠于学。宝庆间，其子延年宰建德，邦人见之如见先生。景定辛西，追封为开封伯，秩于从祀。知州钱可则，仿帝学绘祀，因舍菜焉。

曹峄，字鲁山。江阴军江阴县（一作常州）人。绍兴三十年（1160）登进士第。乾道六年（1170）七月初七日到任。

蔡霖，字泽民。乾道六年（1170）十一月十九日到任。

程宏图，字士南。饶州浮梁县人。乾道二年（1166）登进士第。累迁大理寺丞。乾道八年（1172）九月初七日到任。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宁府建安县人。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第五人。授从事郎、初等职官。历知处州、常德府。仕至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乾道九年（1173）二月二十四日到任。

顾强，（字南卿）。湖州归安县人。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第。

祝华，字继张。徽州婺源县（一作饶州德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登进士第，授上元县主簿。累迁知象州、梧州。

杨寅，字少云。绍兴府山阴县（一作会稽县）人。乾道二年（1166）登进士第。历秘书丞，迁著作郎。

宋代州、县学的教育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虽然历代官方在规模和具体措施上有所完善和修正，但整体框架一直到清末民国一直沿袭未改。从这个意义上看，《睦州学教授题名记》只是记录了崇宁元年（1102）至淳熙八年（1181）近八十年间出任过州学教授的信息，却是揭开了睦（严）州历史上设置教授制度的序幕。该碑的出现，就是重要的例证。

2015年，《睦州学教授题名记》碑石的原持有者，将其捐赠予当地政府。在移交搬运过程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当倚靠旧城墙多年的碑石转向过来时，半米见方的“寿”字赫然在目，让人为之一震。

二 、“寿”字碑

有关“寿”字碑的记载，最早见于《景定严州续志》：“范文正高风堂记，碑阴刻泰山寿字。” 只有寥寥数语，刻石何时，无考。此后历代严州志书都有抄录转载，包括清代邹柏森的《严州金石录》。

寿字碑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

新拓本 85cm ×66cm 建德市档案馆藏

问题在于范仲淹在睦州任职期间，撰有《严先生祠堂记》一文，但并无撰写《高风堂记》的文字记录。高风堂旧址在严州州府内，为南宋绍兴八年（1138）知州董弅凭吊严子陵的高风亮节而建。建成后，董弅请显谟阁学士汪藻作《高风堂记》，述其原委：

绍兴七年，吾友董弅令升为是州，期年政成，乃为堂于州治之左，日从宾客觞咏其上，而名之曰“高风”，以景慕子陵之贤，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为记，令升可谓能尙友千古矣。令升清介有守，观其所慕，足以知其为人。故余述子陵出处大概，以告令升，而使并刻之。绍兴九年六月记。

据此可知，高风堂曾置有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碑，经方腊农民运动后不存。“宣和七年，知州凌唐佐重刻于石。绍兴八年，知州董弅又得吴兴张有篆，刻于邵篆之阴。在高风堂。”或者《高风堂记》乃是《严先生祠堂记》之别称？抑或是汪藻所作的《高风堂记》，但又为何署范仲淹之名？似乎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只能存疑。

关键一点是，现在“寿”字碑是以《睦州学教授题名记》碑阴的组合形式出现在大家眼前，令人费解。按《景定严州续志》所述“寿”字碑为《高风堂记》碑阴的记载，我们最初推测是高风堂因年久失修而坍圮，主事者旧物利用，将《高风堂记》碑面磨去改刻《睦州学教授题名记》，如此后者肯定要晚于前者，两者皆为南宋年间所刻。如前所述，《睦州学教授题名记》实为北宋大观二年（1108）知州李升所立，要早于南宋绍兴八年（1139）所建的高风堂。因此，将碑石磨去改刻的推断显然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如果《景定严州续志》记载不虚，那么“寿”字碑当时在严州应该刻有不止一块。

好在“寿”字碑下方刻有楷书跋文三则，共21行，满行9字。其间因有数字未能释读，一时未找到线索。后经多方辨识，才得以全部释出，尤其是最末的“学”字，让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

泰山之巅有石刻秦斯小篆及明皇摩崖碑，世人多传之，独未有识此“寿”字者。政和甲午岁，予游岳，见于五华洞石壁上，以千钱募工人得纸本以归，藏之二十年矣。去秋，持以为同郡兄丘斯行寿，斯行嗜古，工篆隶，击节爱叹，欲刻石以传来世，书来求予著其所由得，于是乎书。绍兴三年七月建安叶庭珪跋。

不逷先有庐阜“庆”字，揭于温清之堂，后得泰山“寿”字，镌于堂上。来刺新定，模于郡斋，期与邦人同跻寿城。绍熙甲寅四月二日，文安赵不逷书。

嘉定甲申三月，陈震重摹于郡学。

第一则为叶庭珪题记。叶庭珪，字嗣忠，号翠岩。建州瓯宁县人。政和五年（1115）登进士第，授武邑县丞。历太常寺丞、兵部郎中。仕至左朝请大夫、知漳州。

第二则为赵不逷题记。赵不逷，字茂嘉。一字茂中，号嘉遁，信州铅山县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授清湘县令。历工部郎中，江西提点刑狱公事。赠光禄大夫。赵不逷于“绍熙四年（1193）二月初五日”任严州知州，“五年（1194）六月初七日，除江西提刑。”跋记为绍熙甲寅（1194）四月二日所书，正是其离任前两月之时。

第三则为陈震所记。陈震，字东父。福州闽县人。嘉定元年（1208）登进士第。历监察御史，终朝请郎、大理少卿。陈震于“嘉定十五年（1222）九月初一到任”严州州学教授，“宝庆二年（1226）正月初八满。”嘉定甲申（1224）三月，其正在任上。“重摹于郡学”的行为，也与其身份职务相符。

从上面三则跋文可知，南宋摹泰山“寿”字碑应有四块：一为绍兴三年（1133）叶庭珪赠丘斯行刻本；二为赵不逷得到叶本拓片后，将其摹镌于自家堂上；三为赵不逷于绍熙四年（1194）知严州，又将拓本摹于《高风堂记》碑阴，以此题寿城；四为三十年后，州学教授陈震见而喜之，于嘉定十七年（1224）三月，将此重摹一通，刻于北宋《睦州学教授题名记》碑阴。由此廓清，“寿”字碑当时在严州共刻有两块，一块置于州府，一块立于州学。前者被记录于《景定严州续志》中，碑石不知所踪。而后者则未录入，碑石遗留至今。

从严州“寿”字碑一刻再刻的举动，不难发现宋代庆寿之风的盛行。宋代是中国古代庆寿文化全面兴盛的时代，庆寿由宫廷礼制向下渗透官僚和民间社会，形成自上而下的庆寿风气，兼具国家礼仪、家族孝道与社交应酬等多重内涵。如孝宗为太上皇庆寿，仪典尤盛，周密《武林旧事》专录庆寿册宝诸事，尽显皇家寿典的隆重。而后，士大夫群体将庆寿转化为重要社交场域。官僚生辰，同僚僚属献寿礼、寿星图，举办宴集唱和，寿词、寿诗、寿启、寿序大量涌现，寿文学成为宋代应酬文体一大门类。整体观之，宋代庆寿体现礼制下移的时代特征：原本专属帝后的庆寿礼仪模式扩散至士庶阶层；庆寿不再仅是家庭习俗，而融合政治象征、家族伦理、文人交际与世俗享乐，形成一种社会普遍的范式和习俗，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元明清时期，直至当代。如此看来，严州“寿”字碑，就是通过刻碑立石的这种宣传形式，来体现对长寿的尊崇和期许，把属于个人或家庭的愿望，扩展至公共领域来引导规范，成为治理地方、感化民众的一种有效举措，从而达到孔子提出的“以孝治天下”的设想。知州赵不逷立此碑与邦人同跻寿城、教授陈震又重摹刻于州学的善化举动，便可视作宋代庆寿之风的缩影。

经石裕金刚经中的寿字

刻于山东泰山石经峪花岗岩溪床

所谓泰山“寿”字，其“寿”字摹自于《泰山经石裕金刚经》中的书迹。《泰山经石裕金刚经》是北齐天保年间（550—559）摩崖石刻，刻于泰山石经峪花岗岩溪床，字大径尺，风格遒劲古拙，被尊为“大字之祖”。两相比较，现存摩崖刻石经过千年的风雨冲刷，以及历代文人工匠的捶拓，线条显得较为纤细，而深藏几百年的“寿”字碑，笔画更为粗壮浑厚，或许更接近北齐初刻时的模样。

只是此“寿”字虽似楷似隶，但释读并非难事，而叶庭珪却说“独未有识此寿字者”，不知何因？至于跋文中说所摹“寿”字是刻于泰山五华洞石壁，遍查史料，未见泰山有五华洞其名，恐为误记。

综上所述，这块原位于睦（严）州州学的碑石，一面为北宋大观二年（1108）所立，一面为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摹刻。碑阴碑阳跨越两宋，相隔百余年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历史文化、书法艺术、宗教信仰的精神面貌和教育制度的递嬗过程。同时，这块碑石也为睦（严）州的更名和界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本文原载于《书法学刊》2026年第2期，注释部分省略

收入本公众号时作者略有修改

作者| 叶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