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上午，杭州酒家，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这里相聚，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

这是二九（浙江）联谊会组织的相聚。“二九”中，“二”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与核武器。“九”取自第九研究设计院，现如今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来参加聚会的，多数在当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厂工作生活了十余年甚至数十年。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腾而起的巨大蘑菇云，让中国人挺直了脊梁，照映出老一辈科技人员的光辉岁月。

刘桂升，88岁，拄着助行器早早来了。60多年前，组织一声令下，他毅然决然踏上青海那片土地。

刘桂升1963年毕业于中科大自动化系。接到消息说要去青海，他服从得很坚决，但心里放不下老家的母亲。

刘桂升是山东东营人，父亲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接管浙江的干部在杭州集结，刘桂升的父亲来到浙江工作，那时刘桂升在老家与母亲生活。

刚抵达二二一厂所在地金银滩草原，刘桂升震惊了，条件艰苦得超乎想象，只有几幢楼房主要服务科研，来自全国的高才生们，和参与建设的工人、解放军战士都住帐篷，领导也带头住帐篷，后面条件好一点才搬进楼房，十多个人睡一间。

高原上空气稀薄，刘桂升记得，一个同事煮鸡蛋煮了半小时，一敲开，蛋液还是流了一地。大家吃了一年夹生饭，后面送来高压锅，才解决了生米难做成熟饭的问题。荒原最缺淡水，解放军战士与工人们省下淡水，优先保证科研人员，而他们自己喝了咸水，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刘桂升和几个科研骨干在地下作业，回到地面才发现漫天风沙，能见度几乎为零。凭着来时的记忆，大家手牵着手艰难回到解放卡车上。但黄沙漫天不知道路在何方，司机开车在沙尘暴里兜了几个小时才找到了路，但回头一看，车上少了一个人——一名广东来的大学高才生。回到基地报告上级，却也无可奈何：飞沙走石，直升机起飞不了，地面也无法进入搜救。风沙过后，大家费尽力气终于找到小伙子，他蜷着身子卧在沙里，万幸，活着。

坐在刘桂升旁边的孙景文说，核试验需要收集核爆区数据，防化兵在核试验后，穿着厚重的防化服冲进辐射区，他亲眼看到，一位防化兵脱下防护服，倒出了超过一桶的汗水。

刘桂升和孙景文都感慨：当年国家实在贫弱，可为了原子弹，全国从上到下都拼命省，拼命干。

“没有全国人民省吃俭用支援，中国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造出原子弹，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刘桂升说。他也失去了一根手指——第二次核试验准备工作期间，他左手的雷管突然爆炸，中指直接炸飞。老人如今淡然地告诉我，现在手里面还有几十枚非常细小的碎片。

1964年来到二二一厂的孙景文，是和爱人张景欣一起去的，夫妻俩都全身心投入科研。孙景文曾去北京出差一个月，行李箱个人用品装了不到一箱，其余全是工作材料。一下火车就扎进档案馆和图书馆，能带回来的带，带不回来的就抄。

毕业于中科大的许锡章，曾是钱学森的学生，加入国家核试验队伍后，受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亲手指挥，参与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曾担任某项目负责人。

许锡章身边一直带着一把计算尺。这把尺子在他读大学期间价格就是41元，几乎是当年普通人一个月工资。作为系主任的钱学森，自费为学生们买了计算尺。“钱老也是想我们早点出师，早点去研发中国人自己的‘两弹一星’。”

“时间紧任务重是没错，但我们动作很快，一个项目三天要出结果。”许锡章说，跑赢时间，是当时科研人每一天的目标，“我们基本都能准时完成。”

天不亮起床，一直干到半夜12点睡下，是当年核试验科研人员的工作常态。

1970年2月初，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上海市关于解决战备电源问题汇报后说：“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同年2月8日，上海市研究部署了核电站的建设工作。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被命名为“七二八”工程。

在聚会现场，周仲兴说，他后来调回杭州，为的就是参与“七二八”工程选址。后来“七二八”工程成了大家熟知的秦山核电站。

周仲兴说，回杭后自己做了两件对得起浙江的事，一件是参与秦山核电站论证，另一件是在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研究放射性防护，为医学做出了一点贡献。

辽宁开原人孙景文，一直在二二一厂工作到2004年，四十年的工作历程里，他和爱人张景欣分别荣获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与二等奖。退休后孙景文也没闲下来，翻译、编写了超百万字的文献资料。这位今年85岁的老人，前段时间刚刚用电脑完成了一部作品，等待出版。这次联谊会，他不仅带来了自己的作品，还拿来了珍贵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奖章与奖状。

张景欣看着爱人把一本本书拿出来展示，笑眯了眼：“年纪都那么大了，搞这些干吗呀，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厉害多了。”

孙景文说：“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盛世中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