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山明水秀、地灵人杰，确实名不虚传。杭州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这里只说两个清代杭州人高官——王文韶与徐潮。而此二人在此并称，正如题目所示，是因为他们死后的遭遇。

　　我国传统历来重视风水（或称堪舆）。其中讲活人住所的叫“阳宅”，若去掉其中神秘、迷信等部分，在目前来说还颇有参考价值。讲死人墓葬的叫“阴宅”，这完全是废话，但目前仍有不少人相信它，重视它。墓葬铺张豪华的叫“厚葬”，简陋的叫“薄葬”。往往因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力量和对身后事的认识不同而有所不同。这里提到的两个清代杭州高官名人，就有“厚葬”与“薄葬”之别，其后果也不同，颇有警示后人的作用。

　　王文韶其人其葬

　　王文韶（1830-1908），名声很大，也许老杭州都知道。原因首先是他去世至今还不太久，其次是他的“阳宅”——“太子太保大学士第”部分尚存，坐落在杭州上城区清吟巷。因为他够得上被称为晚清重臣，所以《清史稿》（卷四三七）及《清史列传》（卷六四）等史籍中有他的生平记载。现在一些电视剧中，凡出现慈禧的场面也常见到王文韶现身。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杭州名人名居》下册有《王文韶与大学士第》记载详实生动，可参看。此处且说王文韶的身后事。

　　光绪三十三年( 1907)，清政府恩准王文韶回杭州养老“加恩驰驿回里”。光绪三十四年( 1908)，王文韶79岁，按杭州人过生日“做九不做十”的习俗，做八十大寿。就在清吟巷的大学士第里搭了一个戏台子，演三天戏祝寿。那一天，杭州城里的名流官吏都到齐了，正热闹着，噩耗传来，皇帝驾崩了，太后升天了！王文韶本来就年老多病，听说主子去了，急火攻心，也跟着老佛爷去了。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外逃，王文韶徒步三日追到怀来，“紧跟”他的主子，这次可谓“死跟”了。

　　王文韶的丧礼很是花了一番周折，直到第二年的旧历三月才出丧。从北京专门来了32个抬棺材的人，把棺材扛上肩头的时候，要求平稳不动摇，并将大碗盛水放在棺材杠上，在32人抬着行走时，不使碗里的盛水有一点儿荡出。清制皇帝的棺材由128人抬，慈禧的棺材由96人抬，王家不敢逾越由32人抬。那么为什么须到北京去请人？笔者在一段特殊的年月里，也被勒令抬重物，因此颇有经验，一般情况下，两个人抬不动的重物，就用一根大杠，二根短杠，由四人抬。最多只能用一根大杠、四根短杠，由八人协同抬重物，这样已很稳当了。王家为摆阔气，用32人抬，杭州也许缺少这样的内行人。而北京不同，是帝、后、妃、王公、贵人的集中地，有专门为死人服务的所谓“杠房”。著名的有灯市口的永利杠房、北新桥的义茂杠房等，有经验的抬棺人叫“杠夫”，所以王家到北京请人来抬棺材是有原因的，也说明他们的财大气粗了。这种“杠房”老板们精通所谓“哄丧事”，也称"丧仪"的陈规旧章。现在杭州也有专业办丧事的店铺，可以说只是古今和大小的不同而已。王文韶发丧的盛况，那架势，不用说“成了杭州城里一件轰动的新闻”。

　　王文韶在清吟巷的“阳宅”占地20亩，他的祖上就住在此地，是他当官发财后逐步扩建而成的。致仕前后，他就操心死后的“阴宅”，请风水先生为他寻找“寅葬卯发”“出将入相”的吉地，结果相中了杭州留下小和山的一片上好的茶地，这是在两山之间，风景优美的开阔地。王家出高价收购后，营建的墓葬其规模之大、讲究的程度，就是民族英雄岳飞和于谦的墓葬也远不及。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杭州最讲究的墓葬了。上世纪50年代笔者遇到亲见此墓葬营建的老人和知其事的中年人谈起，由于使用大量的石材都从他处运来，都依靠人力。除雇用大量的石匠外，场地平整和辅助用工都要依靠当地人。因为所付的工钱略高于农业劳动，使小和山、石马、屏峰等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大量投入到墓葬营建，导致大片的田地荒芜。史籍上没有见到有关王文韶在世时有什么贪污受贿的记载，但一个高官的薪俸若营造这样规模宏大的“阳宅”和“阴宅”确实使人不得不有所怀疑。

　　王文韶于1909年下葬。据当地人说他下葬后，墓葬的营建还没有全部完成，还有一部分后续和扫尾工程。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决定将王墓所在地作为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的苗木培育基地。到50年代后期这个诺大的墓葬已变成一个郁郁葱葱的苗木林区。而现在大概已成为某高校校园的一部分了。无论是培育苗木或培养人才，这块土地真正达到了“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了。王家大力营建的诺大墓葬供死者“安眠”的时间还不到50年。大量的石材，建设单位无用，便“流入寻常百姓家”，笔者见到多数用作猪舍的地面或积肥池的底、壁了。当年破椁开棺的那一天，王家后人到场的有好几位，笔者的一位友人根元君挤到棺旁，见棺中的朝服等物尚完好，肉身全腐，只剩一副朽骨。王氏后人中有一位在上坟山余杭农校工作的王先生出资请当地一位对捡骨有经验的人捡骨携归。

　　王文韶的“大出丧”，这是杭州话，在京津叫“大出殡”。清代京津一带因为是统治中心，许多次的“大出殡”，其铺张浪费的程度是惊人的，如慈禧花掉120万两白银(不包括营建东陵地宫及殉葬宝物)，清朝结束光绪的崇陵尚未竣工，到民国二年( 1913)才与其正妻一同下葬，袁世凯根据《优待清室条例》仅“大出殡”就耗掉了45万两白银。再回来说王文韶花费了多少？除王家以外可能无人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的血汗。可以说王家的“大出丧”、“墓葬”及其排场之大，在杭州可能已是首屈一指了，但他的朽骨仍不得安眠，终至于暴骨于众目睽睽之下，“厚葬”的结局竟然如此！

　　徐潮其人其事

　　徐潮(1647-1715)算得上清代杭州人中的另一位高官。他是清初顺治到康熙年间的人。《清史稿》（卷二七六）《清史列传》（卷一一）等史籍中有他的生平记载。因其在世时间距今已300年，知道他的人很少，或由于战乱，或木结构房屋耐用时间有限，其住宅更是无从查寻了。徐潮，字青来，康熙十二年( 1673)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检讨，升为少詹事。因他“学问淹通”，翰林院的重要文件多出自他的手。为康熙讲解《易经》、《论语》，“敷陈明晰”，康熙“为之倾听”。后升任工部侍郎。原来工部管理营建经费的“钱局”官员有冒领滥用公款的贪污浪费积习，只有徐潮“清介不苟”，事情被揭发，清查中，也只有徐潮“无所连染”。

　　康熙三十三年( 1694)徐潮转任刑部侍郎。三十四年( 1695)任河南巡抚，在做这一地方长官时，徐潮做了不少于老百姓有益的好事。如当时“河南火耗最重”，徐潮整顿后规定“火耗无过一分，州县私派悉加禁革”（当时官府在征收税银时，借口碎银因熔铸后才能入库和解交，发生的耗损名为“火耗”，即按规定税额加成。其始未必合法，形成惯例逐步成为合法，下至地方上至中央都视为常规而实施，占征税的百分比各地不一，最大“火耗”有多达50%的，这是向纳税人的额外榨取。雍正后并入正税，然余波不止。与之相辅而行的还有“鼠雀耗”，交纳粮食中借口运输仓储有损耗，如被老鼠、麻雀吃了也要加到纳税人头上，这一些都是盘剥老百姓的税上加税）；又如属县有灾荒，徐潮将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存粮低价卖给或借给贫民，还“借给贫民牛种，全活甚众”(按常平仓多为官府设置，用以调节粮价，粮价低或秋收后以官银收购存储，粮价涨高于民不利时以平价卖出。义仓一般由社会人士或组织设置，或由官府参与，以粮食借给或无偿救助贫困户。社仓一般由一姓家族，以某姓祠堂为主，由族长、房长、乡绅董其事。以祖宗田产未因子孙分家析产而留存部分的出租田地所收粮食为来源，主要用于无偿救助困难户，也有少数因病、因丧、因求学等急需而无息放贷的。笔者未见过常平仓，但在抗日战争前及抗战中看见老家所设义仓、社仓的行事且与经办人稔熟)。

　　徐潮在做地方官时确实做了不少好事，有一定的政绩。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问李光地邻省的总督、巡抚，哪个好？哪个不好？李光地说好的是徐潮而得到褒奖。当时受康熙表扬的地方官有徐潮、李光地、张鹏锡、彭鹏、郭诱五人。其后徐潮多被康熙看重，还赏赐官服，亲笔书写匾额给他。令他会同陕西、山西督抚会勘三门峡、汴水通淮等工程。康熙四十三年( 1704)升任为户部尚书，充当经筵讲官(即给皇帝等讲课的老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从这些任职中可以看出徐潮不仅是一个有政绩的高级官员，而且又被视为学者。事实上徐潮对古籍是颇为精通的。

　　由于徐潮关心国计民生，还关注水利，因此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四十六年( 1707)连续三年主办了因苏北水患导洪泽湖水入海、修高家堰滚水坝、高邮逻中坝、武家坝、天然坝、蒋家坝及诸堤闸和疏浚文华寺减河等水利工程。康熙四十七年( 1708)诸水利工程完工后回京，任吏部尚书。康熙四十九年(1710)因病致仕，于康熙五十四年( 1715)去世。《清史稿》中评说“潮居官平易，不事矫饰，所至民咸称颂”。总之，笔者以为徐潮这位清初高官，各个方面都有值得称颂之处，如学有所长，曾长期为皇帝和众多庶吉士讲课，似乎已是当时的“学术权威”。在掌握营建费用中许多人有经济问题受到查处，唯他一人清白。在担任地方长官时，多方为老百姓，关心百姓生活，改善税收的积弊。他更注意直接有关国计民生的水利工程，所主办的工程建设都于国于民有利。明清以来对这些水利工程称为“河工”，耗资巨大，也是贪污舞弊浪费的渊薮，而徐潮一尘不染。这可从其为人，可从当时的评论及其身后事得到佐证。笔者认为这个在清初为高官的杭州人，其一生的所作所为远胜上文提到的王文韶，是值得崇敬和怀念的。只是也许其在世年月至今较远，又因他“居官平易，不事矫饰”(以现代语汇可解释为不做自我拔高，自己为自己宣扬，做自己的广告)，所以现在的杭州人已不知其人了。

　　大约是1959年在和友人根元君闲谈中提到小和山与石马村对面的山中有一座“徐天官”墓，民间凡是官位是吏部尚书或到尚书一级的高官，常称为"天官"，这个称呼源于《周礼》。联想到徐潮是杭州人，致五年仕后死于老家，葬在近郊小和山附近是可能的，就请带领前去寻找。因其地荆棘丛生，更无羊肠小道，就带柴刀一把，边走边斩带刺的藤蔓以开路，弯弯曲曲在一处山中不大的略平坦处，找到了“徐天官墓”。前面有石质横式的墓碑（一般墓前石碑，大多是竖向长，横向短，而徐墓是竖向短，横向长，此处称“横式”，非既有称法，而是笔者自拟)。碑文上赫见有徐潮的尊姓大名和曾任官名等，与笔者的猜测完全符合。只见这座“徐天官墓”只是个不大的土堆，墓上及周围乔木、灌木参差，杂草萋萋，绕墓一周未见一铲新培士，亦未见祭奠所遗的痕迹，类同无主荒冢。估计多年以来无人扫墓敬香了。想不到这位好官而今如此冷冷清清，夜台寂寥。友人根元君说：“近处年长的人们多数知道，徐天官是个清官，他的墓中没有金银珠宝。棺外没有砖椁或石椁，用的浇浆石灰，破坏它不很容易，即使破成碎片或碎块也毫无用处，墓地又在深山冷岙，所以此墓能完整地保存至今。”此事已过去半个世纪了。笔者查阅了多种有关墓葬的书，都未见有徐潮墓的记载。笔者老朽，也不可能再实地探赜一番，但心想徐墓想必还在在荆棘荒草之中安然无恙罢。

　　比较王文韶与徐潮这两位清代杭州高官的身后遭遇，笔者以为后者比前者更有头脑：一个“厚葬”于开阔的茶叶种植区，一个“薄葬”于荒僻的山中；一个早已“朽骨不知何处去”，一个则几百年安然未被打扰。可见再好不过的“风水”在时代变迁跟前，似乎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