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年前，《悦读》杂志刊发陈虹《并不遥远的历史》一文，翔实记录了她在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故地——湖北省咸宁“向阳湖”的所见所闻。三四十年已过，颇有历史眼光的湖北省政府将这处“文革”遗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好地予以保存。当时，我即写下短文《感谢湖北省政府留下这处遗址》。

　　之后，我对这一“向阳湖”时有关注，得知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先后有6000余名中国顶级的作家、艺术家、出版人及其家属在那里劳动改造；得知在这期间，除少数人（如臧克家、郭小川等）偶有诗篇外，所多的是文化人的检讨和思想汇报，构成了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文化之劫的“文化”；得知有青年学者如李辉、王彬彬反对大力“开发”“向阳湖文化”，认为它“一定会有意无意地‘瞒和骗’”，鲁研专家陈漱渝甚至断言：“向阳无湖，干校无文”；还得知有一位名叫李城外的学者遍访京城当年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并约请他们写回忆录，相继结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作为一项文化工程的建设，2010年武汉出版社又出版了皇皇7卷本的《向阳湖文化丛书》，内有：《向阳湖文化研究》、《向阳湖纪事》（上下）、《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向阳湖诗草》、《城外的向阳湖》（上下）。

　　这套《向阳湖文化丛书》值得一读！虽说其中如《向阳湖诗草》中有像臧克家《忆向阳》那样的“田园风味”的诗篇，虽说回忆中有某些文化人为自保而打小报告诬陷他人的龌龊行径，但是，总体上说，它是通过访谈的方式，重现了当年文化人在干校“半人半鬼、非人非鬼”的厄运；通过文化名人自撰实录的方式，较为真实地诠释了那段历史；通过理论研究的方式，深层次地分析了这一文化之劫的“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表现形式、现实危害及其对民族造成的后续影响。如《向阳湖文化研究》一书收入12篇关于“五七”干校研究的学术论文、28篇书评及研究动态、史料和争鸣文章，富有思辨的内涵和历史的张力。有学者誉此套丛书是“纸上的‘文革’博物馆”，我认为并不为过。

　　回眸岁月，“文革”结束后，“反思”两字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的“晴雨表”，走在了反思的前沿，竞相出现了“伤痕文学”（如刘心武、卢新华）、“知青文学”（如梁晓声、叶辛）、“大墙文学”（如从维熙），但是，本该成为创作源泉——不仅文化人众多，而且内容丰富——的“五七”干校生活，除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宛如晨星寥寥，罕人问津，佳作乏见，与当年如火如荼的“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形成巨大落差。及时反思的良机已过，尽力挖掘像“向阳湖”那样的“文化金矿”、抢救垂垂老者的文化名人口述的“文革”实录乃是刻不容缓。人们理应对李城外等学者、出版人的良知和睿智致以敬意！

　　当年的“五七”干校是在文化专制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如今挖掘、研究“五七”干校文化正是剑指文化专制主义。有人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然而，能像“向阳湖”那样保存完好的干校遗址所存无几；而像《向阳湖文化丛书》那样的“五七”干校文化研究，更是独此一家，确乎弥足珍贵。我们常说：“文革”灾难不仅仅是亲受其害的一代人的悲剧，它也是民族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倘要防止重蹈覆辙，唯有让子孙后代深刻地吸取历史教训，但其逻辑前提是：必须首先得让这些有幸没能参与其间的子孙后代真切、客观、多元地了解那段历史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湖北省政府留下“向阳湖”干校遗址一样，《向阳湖文化丛书》的出版委实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