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江明

1928年一二月间，在杭州的青年群中，盛传着鲁迅先生到了杭州，不但有人曾亲眼看到他在孤山的苏曼殊坟前题了诗，而且还与几个青年约定，暑期将在曲苑风荷讲学。不久，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听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说起这件事，叶圣陶还转交了一封信，是一位姓马的女大学生寄来的，信中说：

看了这封信，鲁迅先生颇感纳闷：自己已将近10年没去过杭州了，如何在苏曼殊墓前题诗？又如何在杭州孤山与人相约？鲁迅先生给这位女大学生回了信，说自己已多年未去杭州，所谓在孤山与人分别云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位女学生收到鲁迅先生的复信后，也感到蹊跷，便在3月中旬随两位听过鲁迅讲课的学生一道，按鲁迅先生复信所留地址去拜访了鲁迅先生。乍见之下，女学生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位鲁迅先生。她向鲁迅先生出示了杭州“鲁迅”于当年1月10日题在苏曼殊坟旁的四句诗：

至此，事情已基本明了：果然在杭州出了个冒充的“鲁迅”先生。

于是，鲁迅先生写信给时在杭州教书的青年作家许钦文，委托他探听一下此事的原委。许钦文约了另一位青年作家川岛（章廷谦）一起调查。他们先到孤山脚下的苏曼殊墓一看究竟，可是墓前并没有发现那个“鲁迅”的题诗。他们转而向青年学生们打听。据称，确有一位叫“鲁迅”的先生曾当众在苏曼殊墓前题了诗，有学生还提供了“鲁迅”的住处，就在里龙舌嘴（今南星桥附近）。依此线索，许、川二人寻了过去。那位“鲁迅”不在家，却见到了他的妹妹，其妹称，“鲁迅”的确也姓周，就在钱塘门外的松木场小学教书。

次日下午，许钦文和川岛便寻到那小学去会会“鲁迅”。学校设在一个祠堂里。进得祠堂，但见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正在上课。他穿了一身白衣服，脚着草鞋，一根教鞭举在半空，又重重地敲打在桌上。他们假装路人顺道来访，问道：“贵姓？”“我姓周，我叫周作人，就是鲁迅。我写的《彷徨》，书已印了八万册。但我对它并不满意，不久将有更好的作品出来……。”男子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那神情是认真而得意。可是当问及有关鲁迅先生的生活和其他作品时，“鲁迅”便支吾起来，不能自圆其说，窘态渐露。如问他何以在此处教书，“鲁迅”说自己不满意于世风，怀才不遇，只好躲到乡间来教小学生。许、川二人不想当场揭穿他，便告辞而出。临别，“鲁迅”还约他们以后再去，有什么事可以去问他，他是很乐意指导他们的。

许钦文向鲁迅先生作了汇报。鲁迅先生向来非常厌恶冒充名人沾便宜的行为，但对这件事却无强烈反应，而是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让许钦文他们托人向杭州市教育局陈局长说明情况，通过主管部门告诫那位假“鲁迅”不要再装了。二是为维护自己之名誉起见，于3月27日写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登载在当月的《语丝》杂志上（后来编入《三闲集》，见《鲁迅全集》第三卷）。文章先略述了此事的经过，然后以其贯有的幽默而犀利的笔调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即有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从对鲁迅先生有所了解的人们看来，那个假的“鲁迅”作假得实在不地道。鲁迅先生对于青年的奖掖提携是不遗余力的，因之在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声望，以至于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不少的追随者；给鲁迅先生写信表达仰慕之情、述说自己的苦闷以及渴望在生活、学习和事业上得到帮助的青年也很多，甚至向他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的也不是没有。而一些人不愿意看到鲁迅对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便不怀好意地给鲁迅先生戴上一个“青年导师”纸糊帽子。对于这顶帽子，鲁迅先生是绝不接受的。因为他绝不会天真地视自己为“天下无不是的青年”的说教人，甚至他并不讳言自己对于一些青年的失望。对于胡闹的，他不再会无条件地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对于上进的，虽以至诚至正之忱予以帮助，却绝不要所谓的“青年导师”之名。所以那个“假鲁迅”口口声声说乐于“指导”青年，绝不可能是鲁迅先生之所为。此其一。

鲁迅先生早期往往借用其弟的名字来发表、出版自己的著译作品，如《日本小说译丛》署的就是“周作人”，以至于以为“鲁迅就是周作人”的人不少，这个“假鲁迅”恰恰是误会者之一。他的自我介绍，即使对于鲁迅有一些了解却未谋面的人来说，也会马上洞察其奸。此其二。

其三，鲁迅先生虽与杭州颇有些因缘，因其祖父介孚公关在杭州司狱司多年，少年鲁迅曾专门或来回南京上学时顺路多次来杭州探望；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鲁迅先生谋到的平生第一份职业即是在杭州的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教了一年多的书；后来鲁迅先生北上做事和教书，往来京绍间，必经杭州。但是鲁迅先生对美丽的西湖山水并没有多少兴趣。在杭州教书一年中，他只游过一次西湖，这还是许寿裳作东，请他陪客的。许钦文在一篇回忆录中，说鲁迅“对于西湖十景，并不感什么兴趣。一般人以为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是值得流连忘返的，鲁迅先生看着，只说平平而已；‘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他也只说是平平而已。”这样一个对于人生和社会有自己独特思考的思想者，鲁迅先生是不会在西湖山水间流连，在名胜古迹处题辞，更不会在曲苑风荷讲学。（这样说来，如今在孤山东侧西湖边塑了个鲁迅像，实在是违背了鲁迅的意愿。）

可事有凑巧，在这个“假鲁迅”事件三四个月后，就在这一年的7月12日夜晚，已近十年未来杭州的鲁迅先生竟携了景宋夫人（许广平），在许钦文的陪同下，真的来到了杭州，直到7月17日早上离杭返沪，在杭州整整待了四天。这一回鲁迅先生很兴奋地游了西湖，也游了西湖里边的几处山，甚至还逛到旗下（今湖滨公园一带）、清河坊、城站等热闹街市购物。原来，鲁迅先生这次在杭州的畅游，是在和景宋夫人结婚时约定的，其实可算是一次小型的蜜月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