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夷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帮派势力迫害致死，迄今已有３０多年了。我有幸在王平夷同志直接领导下，在市委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在与他共事相处中，他的为人、他的远见卓识、他的艰苦工作、他的为政廉洁和平等待人等方面的好思想好作风，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我在市委办公室除负责部分会务工作外，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参加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市委十分重视和关心农业、农民、农村工作。记得当时毛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一封公开信，号召农村干部要讲真话，反对虚报浮夸风。１９６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稿）简称“六十条”。市委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宣传贯彻，市委专门召开常委会、县委书记会等会议研究部署，会后，王平夷同志亲自到市郊转塘蹲点，晚上找生产队干部、社员座谈，抓第一手资料，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经常参加由市委农村工作部、组织部、宣传部分别牵头的市委调研组（或叫工作组），有目的有选择地到一些乡村进行调研。每次调研组回到市里汇报，王平夷和其他有关领导总是在百忙中来听汇报，白天没有时间就晚上听，听完汇报总要提出一些问题，要大家在宣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条例中，善于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中央精神切实落到实处。王平夷同志白天工作很忙，除了开会就是到各单位或农村调研了解情况，晚上回到办公室学习和批阅文件，直到夜深人静才回家休息。这种认真学习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给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

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对粮、油、棉、布等主要食品、日用品都实行了定量供给，部分农村人口处于半饱状态，有的地方出现饿病逃荒现象，王平夷同志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１９６１年至６２年期间，我曾陪他先后去临安的於潜、昌化，桐庐的桐君、横村等公社、大队调研中央有关农村工作指示落实情况和农民的温饱问题。他下乡很注意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他经常穿一件褪了色的米黄卡几布中山装，见到基层干部和农民总是问长问短。快到中午时，县领导关心他的健康，请他回县招待所吃饭、休息，他总是谢绝，并教育县区干部和身边同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到群众中去同甘共苦，不要脱离群众……”

在灾难性的“文革”中，王平夷同志多次被造反派揪去批斗，其中有两次我被当作铁杆保皇派被揪去陪斗。第一次是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５日在笕桥中学广场，王平夷作为杭州市头号走资派被批斗，我作为笕桥地区最大走资派（我曾任笕桥社教工作队队委书记、笕桥公社党委书记）揪来陪斗。批斗大会结束后，又把我和王书记带到附近水稻田拔耙草。当时天气热，口又渴，好在附近老百姓送来一木桶茶水，我生怕王书记中暑，叫他多喝点水，慢慢来。他点了下头，示意有数。另一次是在１９６７年６月１日，造反派在浙江医科大学校院内召开批斗大会，当时被揪上台的有市委书记王平夷、西湖区委书记李耕耘、南山大队支部书记丁金泉和时任览桥公社党委书记的我，所谓四级“走资派”。千人批斗大会结束后，我们这批“牛鬼蛇神”被挂上大牌，站在无蓬大卡车上游街，从医大出发，沿途经过延安路、湖滨路、圣塘路，到昭庆寺门前下车。当时，有人问王平夷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并轻轻对我们说：“这是群众运动，要顾全大局……”他这种委屈求全的品行，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精神。

平时听到王平夷同志闲谈中，经常讲起“我们美丽的西湖与市区的旧市容很不相称……我们要把杭州建成一个东方日内瓦式的新杭州……可是我们国家太穷了……我们要努力再努力，争取早日实现……”

如今，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杭州市的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杭州人民在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沿着改革的大道，正在努力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王平夷同志的理想远见，正在由他的后任继承弘扬，建设东方日内瓦式新杭州的美好理想定能很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