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江河纵横，湖溪密布，是江南著名的水乡平原。重视治水，就成为古今地方官员，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城市的大政。今以南宋都城杭州为例，简述之，供人参考。

南宋杭州城区的四大河道

临安城内有南北流向的四大河道，大都和御街平行，纵贯府城南北，又和城外诸河相通，是航运的主要干道。

盐桥运河，又名大河，南起皇宫和宁门外的登平坊，北通天宗水门，长达十四、五里，是杭城人工开凿的最长、历史最为悠久的河。流贯杭州南北，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航运极为繁忙。宋时因河道当中有一桥是盐船靠岸的码头，人们便把此桥称为盐桥，把这条河也称为盐桥运河，沿呼至今。后因城区扩大，盐桥运河正处市区当中，故近人呼它为中河。是杭城四河中最长、航运量最大的河。宋人称为“大河”，如《梦粱录》卷7就有《大河桥道》一节。

盐桥运河，可能是隋代开凿的，是京杭大运河最南段的末端。唐宋间划进城内，成为内河。苏东坡为杭州地方官时，十分注重此河航运的畅通。熙宁中，苏东坡为杭州通判时说：“运河干浅，使客出入艰苦万状，谷米薪刍亦缘此暴贵”。于是，他主持了疏浚工作，居民称便。南宋定都以后，运输更加繁忙。大河南端两岸是南宋官府集中的地区，柴垛桥下又是临安最大的柴木交易场。北端西岸，粮食集中，葛家桥下的丰储仓，西桥场上的平籴仓、厅官仓、淳祐仓等及法物(指宗庙乐器、车驾、卤簿等)库、草料场，北端东岸，集中了数万禁军的驻防寨舍，有亲兵营、马司营、禁卫班直等。如东青门内的威乙巷，就有南宋禁军威捷军第一指挥军的营房，巷名也因“威捷”而讹为“威乙”。如今东青门附近的全二营巷，是禁军全胜军第二指挥的驻地；今下水陆巷，旧名全三营巷，是南宋全捷军第三指挥的驻地；东青门亦因是南宋后军营寨的东边大门而得名。大河西岸，皇亲贵戚府林立，有吴后府、从官宅、德寿宫、福王府、成穆皇后宅、成肃皇后宅、全后府等。

关于盐桥运河，是否是隋代开凿的大运河的连接钱塘江的一段，目前尚未找到确实证据，但从史书记述来看，完全是可能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宋人及以前，旧称这条河为临安运河或盐桥运河；二是此河沟通钱塘江与大运河；三是，隋代运河流经之地为郊区，唐宋间变为城区，故人们把城内一段运河另起名称。大河之上架有登平桥、六部桥，州桥、安永桥、国清桥、过军桥、通江桥、望仙桥、柴垛桥、荐桥、丰乐桥、盐桥、仙林寺桥、西桥、梅家桥、葛家桥、天水院桥、淳祐仓桥、白洋池桥等二十余座。

市河，又名小河，位于盐桥运河之西。据《淳祐临安志》载：东自清泠桥西，流至南瓦横河口转北，由金波桥、巧儿桥、猫儿桥、舍人桥、炭桥、李博士桥、鹅鸭桥、北桥、军头司桥、清远桥、仁和仓桥转东，与茅山河汇合，由天水院桥转北，过便桥，出余杭水门。

市河东御街，是全城商业最繁华的地段。钟公桥附近抱剑营街，是旅舍集中的街区之一；灌肺桥下是临安最大的猪肉市场，日销数百头；棚桥附近又是京城最大的书市；熙春桥畔的熙春酒楼、金波桥畔的风月楼、日新桥畔的日新酒楼、享桥下的五间楼、鹅鸭桥畔的春风酒楼等，均是闻名京师的大酒楼；此外，平津桥下的布铺、水巷下的温州漆器铺，也是城内的名店。

西河，因河流经杭城西隅，故名：又为此河水引自西湖，河水清澈见底，故一名清湖河；近人称为浣纱河。据《淳祐临安志》载：西自(临安)府前净因桥，过闸转北，由楼店务桥、凌家桥、仁寿桥、转运司桥转东，过渡子桥，和涌金池水相合，流至金文库桥与旱河头桥、三桥水相合，再由军将桥、施水坊桥、井亭桥、洪福桥、鞔鼓桥、马家桥、清湖桥投北，过石灰桥、结缚桥、下瓦桥、众安桥转北，与市河相合，人鹅鸭桥转西。另外一脉自洗麸桥、左藏库桥、安福桥、丁家桥、纪家桥转北，由车桥、杨四姑桥、新庄桥、师姑桥、仓桥、斜桥、便桥出余杭水门。北宋时，城西还是人烟稀疏、多空地的边隅，如井亭桥南的俞家园，“向时未为民所占，皆荒地，或种稻、或种麦，故以园为名”。《万历杭州府志》引用的宋人谚语中，有“俞园大雨好撑船”句。临安成为行都后，官衙、府第在这里大批兴建，如浙西路安抚司检点所、提管厅、提千厅，卿监郎官宅，三省枢密府激赏库、都钱库、九官宅、六房院(属枢密院)等，密布于此，故时人说：“如蜂房蚁窝，尽为房廊、屋舍、巷陌，极为难认。盖其错杂与棋局相类也。”西河北段两岸是临近繁华的闹市区，南宋名将住宅较多，有车桥附近的岳飞住宅，新庄桥下的韩世忠住宅，洪福桥下的杨沂中住宅等。

茅山河。此河南段起自候潮门外的小丘茅山而得名。茅山河，位于城江隅。茅山，在南宋后期，已夷为平地，茅山河日益湮塞，至今遗迹难寻，故近人少有所知。今据史书记述，引述如下：

据《淳祐临安志》卷8《城内诸山》载，“茅山(茆山)：旧经(地方志)云，在城中钱塘县旧治之南八里，河曰茅山河，今蒲桥小河是也。山今夷为民居”。同书卷10《城内四河》载，“茅山河，东自保安水门，向西过榷货务桥转北，过茅山井、蒲桥，至梅家桥曰茅山河”。此河流经的东隅，在北宋时期，还是“人户稀少，村落相半”的地域。茅山河，在北宋时，南抵龙山、浙江闸，和钱塘江相连，北出天宗水门，和盐桥运河“东西相望”，两河相隔“不及三百步”。茅山河的主要作用是城内河水不足时承接钱塘江水入内。打开龙山闸、浙江闸，江水涌入茅山河，流过十余里后，夹带的污泥逐渐澄坠，然后从梅家桥下引人盐桥运河(因为茅山河河床比盐桥运河高4尺左右)，保证盐桥运河的畅通。因此，茅山河易被潮水夹带的污泥湮塞，需要经常的、定期的疏浚。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曾组织诸色厢军1000余人，大浚茅山河，使河水深达8尺，茅山、盐桥两河的公私舟楫皆便。南宋定都后，高楼府第拔地而起，先是为宋高宗扩建德寿宫，填塞了茅山河南段，人称断河头；接着高宗的御医王继先在蒲桥附近兴建“快乐仙宫”，又填塞了中段，仅留下一条“去水大沟”；最后只剩下后军东桥至梅家桥一段。故宋末元初学者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说：“故道今废之久矣”。民国时期连最后一段也填塞了。

根据河水的流向与行船的方便，四条河道之上架桥数百座。桥的形式多种多样：或石拱桥，或石板平桥、木板桥，或闸门桥(斗门桥)，或吊桥等。桥面的铺设也各不相同：有直形、弯形、八字形等。桥梁的架设，使杭城水陆两运相济，不仅方便了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而且给京城创造了比较良好的环境。

此外，京城四郊，还有十余条河流与城内诸河，组成了京城内外的水运网，保证了都城航运的畅通与物资供应。这些河流有：贴沙河、龙山河、外沙河、菜市河、下塘河、城外运河、下湖河、子塘河、真珠河、余杭塘河、奉口河、前沙河、后沙河、宦塘河、蔡官人塘河、施何村河、赤岸河、方兴河等。

南宋河道的整治

南宋的河道，正如知府张澄所说：“临安古都会，引江为河支流于城之内外，交错而相通，舟楫往来，为利甚博”。为了合理利用，南宋时期，就要采取多种方法防治诸河道的弊病。

关于城内诸河的主要弊端，《淳祐临安志》卷10《河道》说得十分清楚：“日纳潮水，沙泥浑浊，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弃草壤，因循填塞。久之，乃成丘埠，居民利于得地，增叠基址，规占河道。每以开浚，远不五年，近则二三年，又复如昔”。这就是说，江潮入侵与居民规占，是河道二患。历任知府把“治河”作为“大政”来抓，先后采取过多种措施：

一是城内诸河水量不足，放江水补充。放水时，为了防止夹带污泥，又加强堰间的监管。龙山之麓，设龙山浑水闸、清水闸，浙江浑水闸、清水闸，保安门外有保安闸。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保安闸被江水冲坏，污泥浊水涌人茅山河，造成“舟船有阻滞之艰”。

知府马亮立即调集“捍江兵”重建堤岸，维修闸门。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周淙为知府时，重修保安闸和浙江浑水、清水闸，并奏请朝廷，专门设立“监官”一员，管理5个闸门的开闭与维修。

二是建立机构，专拨经费，加强平时管理。乾道四年，知府周淙出“公帑钱30万，米16000斛，招集游手之民”，疏浚河道1250余丈。同时，建立了巡河铺屋30所，备有撩河船30只，“日役军兵60”，加强管理与浚治。这一举动获得时人好评，“人以治办称之”。

三是每隔数十年大治一次。经过乾道年间的浚治，城内诸河保持了六、七十年的畅通期。但到了咸淳年间，重又出现淤塞现象。知府潜说友再次大规模“开修”河道，“浅者浚、狭者拓、圮者筑、阙者补”。这次除浚治盐桥运河外，重点浚疏了西河。西河南段自断河头至清湖桥，两岸人口稠密，“夹河人家”经常冲倒垃圾与污水，湮塞程度严重。这次浚治，深挖了河道4200余丈。西河北段因太乙宫围墙倒坍而填塞。清理时，不仅把泥质围墙改为砖砌，而且挖深加宽了从观桥至杨四姑桥一段河道1900余尺。

四是加强万松岭两旁古渠的管理。南宋时，这一带古渠“多被权势及百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居民也多抛粪土瓦砾于河渠，致使“流水不通”。淳熙七年，知府吴渊上书朝廷，直接“由两通判监督，地分检巡，逐时点栓，勿令侵占并抛扬粪土。秩满，若不淤塞，各减一年磨勘；违，展一年，以示劝惩”。

此外，还注意桥梁的维修。宋时城内多河道，桥梁在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城内外的居民常常捐钱维修。咸淳四年，知府潜说友曾奉朝廷之命，调拨专款46万余缗，维修加固城内外桥梁，“撤旧更新者大半，余则随其阙坏，一切整葺。庳者增崇，狭者增阔”。经过这样整修，效果显著，“舟楫往来，始无前日倡仄阻碍之患”。■林正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