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忠焕

另一类教育

海里人

我出身在穷苦人家。小时候听父辈们说，我祖上原籍在绍兴县孙端村，祖上本姓张，因为我祖父过继给他的外公当孙子，就改姓为他外公的姓而姓孙了。大约是在我曾祖父这一代开始，迁徙到现在上虞市谢家塘镇与余姚市黄家埠镇交界的杭州湾海塗段围垦地上落户（现属余姚市黄家埠镇十六户村），务农为生。那时迁徙来的人只能居住在尚无土地主的、海塘外的冲积泥涂滩上，而这些海滩属盐碱地只能种甘蔗、棉花、麻和麦类等作物。可能当时还有海潮袭击，海塘外的冲积泥沙滩纵深还不宽广，为谋生和逃生需要，大家是沿着海塘外一字型排开搭建茅草房而居。这一字型排开的集居地称为一丘。一般一丘最多只有二排茅草房，一户紧挨着一户，从东到西，从西到东，长得望不到头。我祖上就居住在一条高约2米、宽约2－3米的大海塘外500米处，称为头丘，显然是这条海塘建成后第一批迁徙此处围垦人家。过去称海塘外的围垦移民为“海里人”，海塘内的居民就是“陆地人”了。有条件的“海里人”总想去塘内当“陆地人”，塘内安全并生活环境好。大有现在乡下人想迁移到城里一样的欲望。以后，随着围垦向杭州湾推进，筑一条海塘，建一丘茅草房，住一丘移民，人们一丘一丘地向杭州湾推进，也使杭州湾海面不断变窄。人就是如此滑稽，“海里人”又称靠近海边的几丘移民为“后海头人”，这样似乎“海里人”的地位也可提高点了。

我父母曾在这头丘里住过，我父亲是“海里人”，我母亲却是陆地人。我母亲生我那年（1948年农历6月），我奶奶按传统习惯请人算命后说，我不能在“海里”出生，必须去塘内大村落里出生。为此，我父母在离他们所居住的头丘向南3里（约1500米）路的大海塘内的韩夏村租房。韩夏村是我外婆家居住的大村，这是个团居式井字型道路的大村落。这个村落由大夏家、小夏家、韩家、叶家、茹家等自然村组成，当时人口就有1000多人。这个村的房子基本以瓦房为主，有不少大户人家还都是两层楼几进的大合院。我出生的村叫大夏家自然村，也是村公所所在地，村里有条几百米长的街，逢双日赶集市。当时医疗条件差，我母亲难产，生了3天我才出生，出生这天正是农历6月12日上午辰时，是彭祖的生日。1951年，我父母先后去上海谋生。我5岁那年，奶奶去世后，随父母去了上海。1956年我随母亲回家乡，又住在这个村里，至1965年考上中专（我母亲1975年又回上海）离开了这个村。

我少年时代，放假时常常到到头丘祖屋地去玩，我的叔公、叔叔、堂叔们还居住在这里。住的还是用麦秆、稻草盖成的草屋，但柱子、梁、椽子都是上好的杉木了，一户人家一般都是三大开间的草屋。当时，我的祖上居住过的头丘里，也已经有了瓦房，但排列还是一字型的，没有改变。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草房外面看简陋，并不易防火，但搭建成本低，实际上住住还是蛮实惠的，冬暖夏凉。回到“海里”，我也常常跟着大人们去杭州湾海边玩，看潮涨潮落；（那时的杭州湾还很宽，不像现在只要晴天能见度高时，就可望见对岸的海盐县。）我们认为这就是大海了。听大人们讲，当年曹娥江上还没有桥、萧甬铁路还没建起来时，我们老家一带人想去上海，往往是随着潮水涨落驾船横渡杭州湾，有时在海上会遇上海盗抢劫。等潮水退了，我们就在柔软的沙滩里，泥泞的海涂里掏螃蟹、捉跳鱼、拣泥螺等小海鲜。但不小心脚会陷入海涂而不能自拔。大人教我们如拔不出腿时，不要慌，躺在海泥涂上滚出来就会没事。因为常到后海玩，我也有机会数数后海头到底有多少个丘（村）。当时，一程程地走，一丘丘地数，数到最后一条“解放塘”时，已是第四丘了。丘（村）与丘（村）之间相距大约有500－1000米左右。我长大后到了慈溪和上虞后进一步知道，一丘的跨度大致是：东从慈溪市的庵东，西至上虞市的盖北，长约几十公里。

这代人

我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决定了我们从孩提时开始就养成了吃苦耐劳、朴实无华的性格，对老百姓的生活感受也特别深。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蹉跎岁月的政治环境下，靠组织和领导的教育培养而成长，也靠自己脚踏实地艰苦努力而进步。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子女当上了干部后，一般养成了几个“特别”：对组织的决定特别能服从，只要组织有号召，就积极响应，只要组织有决定，就无条件地服从，哪敢提个人要求？芸芸众生，老百姓的子女只能靠组织，政治上才能进步；对领导的话特别能尊重，朴素地认为领导就比我们高明、有觉悟，哪怕有的领导的所作所为或个人魅力不能使我信服，也必须尊重，因为他代表着组织，决定着我们的政治生命，那个年代，一个人政治上垮了，几乎就是生命垮了；对工作特别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是自己的本分，必须认真负责。一件事如是没有办完，就会吃不香、睡不沉，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对自己的成长和进步特别能珍惜，一般地说老百姓子女的成长和进步特别不易，往往需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二十四分的谨慎，而且老百姓的子女也经不起折腾，一旦折腾了，可能会在政治上毁了终身，这样最伤心的是父母，最痛苦的是家人和子女；民本思想或平民意识特别浓厚，从小饱经着老百姓家的辛酸甘苦，知道老百姓做人办事的艰难，父母对我们教育也很严，从小教育的是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纯朴，反复说的是不要忘记自己根本，忘本意味着背叛。所以，长期以来，我们这代人的思想里，“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非常坚定。潜意识里要求自己循规蹈矩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干事，平平安安地着陆（退休）的朴实思想根深蒂固。所以，不但对自己要求特别严，不敢特殊，而且对社会世态的变化和上级领导的个人行为的看法也显得非常单纯。

我到永康县（市）去当书记没带家属，是单身去的，机关同志为了使我生活方便，安排我去住宾馆。我觉得开支大且影响不好，表示还是住在机关的宿舍吧。宿舍内除了床、桌子、凳子等简易家具外，没一件电器。机关同志见我早出晚归，用餐不准时，想借鉴其他一些县（市）机关的做法，给外地交流来的县领导开小灶。我又觉得这样不妥，会脱离机关同志，也会脱离群众，还是坚持与机关同志一样吃食堂饭。机关同志大都是当地人，中餐大都在食堂用餐，晚餐在食堂买饭菜的人几乎没有了，晚餐在食堂用餐的，往往除了3位食堂人员，还有一个是我，再就是县（市）委办公室机要科朱丽虹母子俩（朱的丈夫在部队）。食堂同志给我炒个鸡蛋或留着点好菜，我常常与她儿子吕警军（当时只有4－5岁）一起分着吃，所以，小警军从小与我就很熟，总是甜甜地叫我“书记伯伯”。永康的同志见我如此艰苦朴素，给我不少好口碑，也使我在永康工作有了个好环境。实际上具有这种风格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普遍具有政治上单纯、为人朴实、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的风格。

小伙伴

1992年5月的一天晚上，大约已过了10点钟了，我正在宿舍里看文件，听到宿舍楼下有人敲门叫我，我走下去看，见是机关大院门卫同志陪着我从小一起长大的“赤脚”小伙伴朱文江兄弟俩来看我。朱文江的祖上与我家祖上同住“海里”，他父亲朱正夫是抗日时期参加新四军三五支队（浙东纵队）打游击的老革命，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有影响的人物。1955年作为优秀游击队员代表上北京参加了群英会，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解放后，因为文化低，他一直在余姚县区级机关担任主要领导。以后，他们把家也安到了我所住的大夏家村，我与朱文江成为好伙伴，常常一起去海边掏小海鲜，也常常为了看上一场农村的露天电影，晚上一起到周边村赶场子，甚至走十几里路都不嫌远。朱文江比我小两岁，读小学、初中时又在同一所学校，比我低两届。但他天资聪明，学习勤奋，成绩一直很好，组织能力也非常强，初中时我是团支部书记，实际上他也是学生的头。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失去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机会。以后，他老革命的父亲又受到“文革”的冲击、关进了“牛棚”，朱文江的处境更为困难了。为了生活，他十七八岁时就去了余姚的湖堤镇农机厂当学徒，很快练就了一手钳工、车工的好手艺。以后在县里冶金锻压厂成为技术骨干，并担任了企业领导。改革开放后，他领导的企业是余姚县第一家、也是浙江省第一家与日本合资的企业，叫做中日合资长城精工有限公司。这件事曾轰动一时，浙江省的高层领导纷纷到他企业视察调研。按他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条件，本来他完全有可能进入仕途发展。天下事有许多偶然促成为一种必然。以后他阴差阳错地迁移到香港定居、发展，后又在余姚投资发展五金工具业，他的企业成为中国五金工具行业的领头羊，“长城牌”商标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他现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合会五金机电商会会长，成为了一名颇有影响的香港籍企业家。我到永康工作的这几年，因为忙相互没有联系。但他一直关注着我的行踪，这次他俩在江西省参加投资洽谈后回余姚时，专程开车到永康市来看我。当他们走进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住处，惊讶了：这就是一个市委书记的“家”？由于已是晚上近11点钟，他们从远道专程而来，我想弄点宵夜给他们吃吃。而当时的永康城里是没有宵夜店的，我又不想晚上去打扰永康宾馆的同志，我的住处也只有留给我儿子（在永康一中读书）吃的十几个鸡蛋，连忙给他们每人烧了一碗水汆蛋。他们用迟疑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就这样在当一把手的，苦到这种程度？”我知道我这样的做法是落伍了。眼前的这位兄弟现在是香港老板，不是几十年前有个煮鸡蛋都要谦让着吃的穷兄弟了。我只好调侃地说：“还能怎么呢？今天你们运气好，还有鸡蛋吃，平时我还拿不出呢，不要忘本，趁热快吃吧！”他们沉默了许久，碍于我的面子，勉强地吃了。当晚住在我宿舍里。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我搭乘他的车，到我安在金华市里的家。

我的家住在金华市级机关院子，是我当金华市工商局局长时分配给我的房子。建筑面积60多m2，实际使用面积42m2左右，三室一厅，主卧13m2左右，我们夫妻住，8m2左右辅卧，我父母住，9m2左右客厅，晚上搭床给我子女住，6m2餐厅，其余为厨房和卫生间。房子虽小，但住在这40多m2的房子比我现在200多m2的房子还要其乐融融。6m2的餐厅是我们亲朋好友常常家庭聚餐的地方，这里我常请市工商局的同志，也常与好友李友联、何海涛等三家友情相聚。家具是我1974年春结婚时自己打制的，沙发是在企业工作时，同事冯原给我包扎的，电视机是12寸黑白的，还是江苏省昆山生产的“飞月”牌。

朱文江环顾我的所有家当后问：“就这些了？”我笑着说：“不瞒你说，我家还有几千元存款。”他苦笑着说我当了十几年领导，艰苦到这番地步使人难以置信。接着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他首先给我介绍了香港和国外公务员的生活情况，还介绍了他在香港听到和自己接触到的国内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们，在香港及海外经商挣钱的情况。接着他讲述了他父亲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处境。随后又反问我：“你现在在位时生活尽管艰苦点，还会有人来照顾你、拍你马屁，所以总体不用愁。但将来老了退休后怎么办？家里遇到点意外怎么办（因为当时社会保障制度还没建立起来）？”他一再向我强调说：“我不是叫你不要艰苦朴素，也不是叫你去干违法乱纪的事，而是叫你要面对现实，不要太天真，没有必要过分地苛刻自己。”这番具有人情味的话，客观地说，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知交兄弟才肯如此诚恳地说出。平心而论，1994年前我没出过境，更没出过国，当时网络信息这门技术也不发达，我们当基层领导只知埋头干，对外面世界的信息基本上是闭塞的。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些长期受组织和领导培养教育而成长的地方基层领导，头脑比较朴实单纯：组织的教育都是正确的；领导的话总是要信的。至于被国家禁控的境外刊物媒体，其内容更是谈虎色变的异端邪说，绝对不敢涉及。由于我们受的教育是正统的，消息是正道的，为人做事是谨慎的，非分之想一露头，就要“斗私批修”一刹那，对外面世界的认识非常肤浅。所以，我对这位好兄弟传递的信息和一番教育，不但感到有些新鲜好奇，而且在我的思想里，犹如在平静的水塘里突然丢进了一块小石头，引起了一圈一圈的微波。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对改革开放后的某些社会现象进行联想和沉思。当然在这种联想现实与沉思将来的比较中，我们这一代从基层艰苦奋斗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本质基因决定，绝大多数人会坚守自己的理想，不会过分地沉浸在个人现实之中而迷失方向。但现实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使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复杂起来、活跃起来。现实社会，也使现在的领导干部更加现实、也更加老练了，甚至有些人“现实”、“老练”得使人担忧。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培养出来的那种单纯朴实现在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可理喻。这到底是种进步还是无奈？我等之辈难以说清。但我常常留恋我们过去的那种单纯朴实，这种单纯朴实使我们精神上充实而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