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鑫淼

也许因为我是满族人，从小又生长在少数民族环境中的缘故，使我后来的人生与民族工作结下了难解之缘，1990年10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而这一切，又和我参加政协工作、担任政协委员的经历息息相关。

深厚的民族情结

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先住在杭州市旗下营一带的满族民众在民国时期被国民党称为“贵胄子弟”而受到歧视，这种阴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还未完全消除。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时百废待兴，在地方上民族工作还未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满、蒙与汉族之间也还有不少的隔阂。据统计，当时居住在现杭州市百井坊巷人民新村一带（原称孤老院）自认的满人（旗人）为120人左右，而实际上约有600多人。这种情况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满人害怕受到民族歧视而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政策是相当重视的。1956年2月18日，国务院发文指出：为了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今后各级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各种文件、著作和报纸刊物中，除了引用历史文献不便改变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满人的内心深感温暖，进而民族成份的鉴别工作也开展起来。

1950年，我被选为杭州市下城区第一届人大代表，当时身为满族代表的傅翠玉动员我参加民族种类的鉴别和统计工作。经过一番辛苦的劝说，约有400多人改正了以前的民族类别，恢复了满族身份。

1955年12月，杭州市政协成立，傅翠玉同志代表满族任一至四届政协委员。第三届时，我开始参与了一些政协活动，从事民族工作事务。1957年，为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全国组织了少数民族学习参观团，我作为浙江省唯一的代表前往北京开会、参观、学习。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讲话。会后，我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在怀仁堂与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合影留念。这一次经历，让我倍觉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怀，加深了我对民族工作的感情。

“文革”期间，民族工作受到了挫折。“文革”结束以后，杭州市第四届政协成立了民族宗教工作组。我在傅翠玉委员的推荐下参加了民族宗教工作组和学习组。1987年我成为五届市政协委员，进一步地参与了政协的民族工作活动。

记得1982年，我曾随“浙江省少数民族学习参观团”至凤阳、泰山等地学习和参观，亲身感受了祖国的繁荣景象。全国8个省的学习参观团到北京后，胡耀邦同志召开了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应做好民族工作，要关心城市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老少边区的经济状况。这为我们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会后，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又一次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我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也更坚定了我为民族团结进步尽绵薄之力的决心。

此后，党中央一再要求全党全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切实做好民族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关心城市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老少边区的经济状况。面对当时民族工作这一薄弱环节，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我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改革政策，宣传政协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在出现常识性差错伤害民族感情时，协助和支持有关部门及时进行协调。对少数民族提出的合理要求，如牛羊肉供应、回族补贴、饮食网点、民族商店及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以及在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建立民族乡等政策性问题，积极向人大、政协、业务主管部门反映，得到了他们的重视。在人大、政府、政协的关心支持下，建立了全省唯一的一家清真食品厂，并增加了清真食品商业供应网点，解决了杭州市穆斯林“吃饭难”的问题。帮扶杭州市唯一的民族乡——桐庐莪山畲族乡脱贫奔小康。这一切工作都缘于我深厚的民族情结。

感怀翠沁斋

我曾担任杭州利民食品厂副厂长，为联系业务要到全国各地出差。我到过郑州、西安、石家庄等地，看到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商店，处处体现了政府对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重视。在火车里，却常碰到要到杭州的回族兄弟自带干粮的事，他们说：杭州清真食品少，吃饭有困难。我听了心中很不好受。一些穆斯林还普遍反应，牛羊肉“不清不真”，进而引起了民族情绪。所有这些，让我产生了感慨和疑惑：杭州作为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只有几家清真食品网点，且没有一家生产清真糕点的食品厂?为此，在我任市人大五届代表时提交了一项议案：杭州急需创建一家清真食品厂，并把郑州、青岛、镇江等地的情况作了介绍。时任市政协主席的周峰也打电话给当时的副市长顾维良，希望解决这一问题。后通过市政协出面向政府建议办清真食品厂，市政府决定把杭州光明食品厂改为翠沁斋清真食品厂，并帮助解决贴息贷款40万元，减免工商税3年，使其成了全省最大的一家清真食品生产厂。尽管在厂址和资金方面都得以落实，但是还缺乏相应的技术。在这种情形下，我利用利民食品厂的关系，到上海天山回民食品厂和翠文斋清真食品厂寻求技术上的支持，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两个厂的厂长亲自来杭传艺、指导，我还带领翠沁斋的干部职工赴沪培训。在沪期间我意外由二楼坠地骨折，但时值新厂筹建之际，我还是坚持工作至工厂顺利投产。清真食品厂的建立不仅缓解了本市清真食品供应上的矛盾，其产品还远销全国十几个城市和民族地区。1988年，我代表市政协民族宗教工作组到秦皇岛的清真食品厂学习、参观，收获不少，现在，翠沁斋食品厂经过改制，辅以科学管理，再加上“清真”这一无形资产，企业面貌焕然一新，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清真食品的生产问题解决之后，就要着手考虑商业网点的增设。为此，市政府又提供了几处商业网点，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曾设想把杭州“叶受和”这一卖清真食品的百年老店缩小供应场地，改营其他。对此，市政协领导十分关注，认为应该及时改正。1992年，市政协组织商业局、宗教局、食品城负责人跑了京、津、沪等地19个单位，把调查报告送交有关部门，终于恢复了“叶受和”原貌，其营业面积也有所增加。通过这事，各部门领导加深了对民族政策的理解，我们也为各项民族工作的开展作了一次宣传教育。

因为我在处理这些事务中的角色，有人不乏打趣地说：“老高是半个回族人!”

百赴莪山畲族乡

桐庐县莪山乡位于浙西山区，是一个畲族人集居的地方。在帮扶活动前，那里的人一直处于贫困线下，不为外界所重视。政协五届会议期间，畲族委员、桐庐莪山乡的雷关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他告诉我：莪山乡共有9000多人，其中畲族2000多人，占该乡总人口的25%。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该乡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十分落后。该乡人均收入仅为324元，其中的民族村还不到200元，是全县平均数的三分之一。特别是3个畲族少数民族村，连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时，我是政协社会法制委副主任，兼任民族宗教工作组组长，出于民族工作的责任和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情感，我把这一情况向分管主席作了汇报。主席会议研究后，提出了把莪山乡建为民族乡的建议。1988年12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杭州市第一个少数民族乡——莪山畲族乡。

五届市政协以来的领导把莪山畲族乡列为政协基层联系点，决定由社法委牵头，协调各专门委员会，坚持每年为莪山脱贫致富办几件实事。政协在当地开了主席会议，把各民主党派及专委会负责人请去，现场“会诊”，缺什么，补什么。

建民族乡以后，市政协组织委员和该乡群众一起开始挖“穷根”，大家认为本地“穷在教育，难在交通，苦在天灾”，提出了“三个一工程”，即“建一所学校，造一条公路，修一个水库”。

“要致富，先修路”。因此修路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时在那里修一条盘山公路需十几万元资金，我们先帮助畲乡解决经费7万元，再动员各方力量，建造了一条砂石路。1994年，在六届市政协的努力下，市交通局提供10万元，把这条路改建成县一级公路，同时动员经济界委员和市交通部门筹资20万元，把莪山乡通往尧山坞畲族村2.8公里的羊肠小路，修建成宽阔的柏油路。

为了发展莪山畲族乡的教育事业，政协依托宗教民族关系，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负责人请到莪山中学和破烂的小学进行实地考察。看到学校校舍破旧，住校的学生席地而睡，市政协张学理副主席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讨论解决办法。桐庐县政府也表态要加以扶助。最后出于全面考虑，把莪山中学原有校舍让给小学，用宗教界的捐款建立莪山乡中学。一期工程花了70 万元。此外，肖冰副主席曾亲临莪山乡的中门小学，看到校舍破烂，由我向省民委求助了5万块钱，把学校修复一新。1992年的“六一”节，市政协副主席陈端率文化、卫生、教育等部门赴莪山慰问师生，还为民族小学送去录音机、课桌椅、文体用品及书刊。浙大附中、市回族穆兴小学等还与该乡中学结成姐妹学校，极大地提高了莪山乡的教育水平。

莪山乡以生产粮食为主，全乡有水田7630亩，其中低产易旱田1624亩，大部分分布在两个民族村。由于其地处山腰，怕旱不怕涝，若遇干旱，农业生产就受到威胁，水库工程就显得极为重要。我向市政协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市政协立即组织农林组委员，并邀请省政协民族宗教组负责人、市农委、市水利局同志上山。局长见我这么大年纪，不无感慨地说：您60多岁了还经常往这里跑，而我们作为职能部门，脚印还没到过此地。当即，省、市、县三级共投入8.5万元用作第一期水库的工程经费，基督教爱德基金会也拿出10万元。水库建成后，最得益的是少数民族村，它使畲族同胞的饮水问题得到解决，产粮区的生产有了保证。

1997年5月31日，七届市政协主席虞荣仁上任伊始，就亲赴莪山视察，并主持召开了振兴莪山畲族乡经济座谈会，表示要竭尽全力扶助民族乡发展，当场兑现和落实了扶助资金32万元。七届以后虞荣仁主席一直把该乡作为自己的联系点，时刻关注畲族乡经济、教育和社会各项事业，使莪山畲族乡的发展走上了新的台阶。

从莪山畲族乡建立之后，经过历届政协的长期努力，其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各项设施都不断完善。1999年人均收入达3050元，财政收入310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这与市政协的齐心一致是分不开的。1994、1999年，杭州市政协分别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的称号。这是对市政协民族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与激励。

在政协帮扶莪山畲族乡的几年来，作为牵线人，我曾百余次踏上那块土地，对那里的山水草木和淳朴民众有着特殊的感情。现在，看到莪山乡人民安居乐业，我内心感到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