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工商

　　1993年3月15日，省委组织部把我叫到杭州谈话，代表省委宣布我到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副局长、局党组成员的决定，尔后叫我回金华等省委文件。晚上，我去金连庆局长家拜访。金连庆局长是位热爱工商事业、很有事业心的老同志，他在欢迎我到省工商局工作的同时，热情地给我介绍了省局的情况。回金华后，按省委要求，我于1993年4月9日就赴省工商局到任上班了。这样，我又回到了工商系统。

　　贵人相助

　　我到省工商局任副局长，这是我走上县处正职领导岗位10年之后又上了一个新的工作台阶。人的成长离不开组织培养、领导关心、同志们支持、有人监督、自己努力、贵人相助、历史机遇等要素（民间说法是：一个人能成才，离不开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小人监督、自己努力、菩萨保佑5个要素）。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不少贵人相助过，我都应感恩，铭记在心。这一次，有几位“贵人”不能不提及。

　　曹天玷局长

　　1993年3月，我之所以又能回工商系统工作，省局的原局长曹天玷同志为我作了良好铺垫。1987年7月我到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职时，浙江省工商局由曹天玷同志任局长，崔明玉、郑昌儒同志任副局长。曹、崔是老财贸系统出身，郑是法院系统出身，这3位领导都是50岁开外的老同志，为人诚恳正直，事业心、责任心很强，而且改革意识超前。我去金华市工商局任职前，金华市工商局班子的团结和工作在全省工商系统中都处于被动状态。而金华的义乌、永康、东阳等地又是全省商品交易市场和个私经济起步较早的地方，鉴于当时工商的领导管理体制，他们对金华市工商局的被动状况是爱莫能助。1987年7月，金华市委决定彻底调整金华市工商局的领导班子后，他们对金华市局的工作寄予厚望。我到任后，首先到省工商局汇报工作、拜见领导（当时省局在城站旁边的“红楼”办公，后搬到现杭州市中医院旁简陋的“红旗旅馆”办公），接待我的是曹天玷局长和局办公室主任俞观山同志。曹局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具有长者风范、和蔼可亲、儒雅而有思想的领导。他对工商事业娓娓道来，听得我颇受教益，使我对工商工作有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次与省局领导们接触是同年10月，省局和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在浙江展览馆举办全省首次个体劳动者产品展览会，全省11个市、地的工商局局长、分管市长（专员）都参加，沈祖伦、罗东等省领导也亲临展览会开幕式。这样隆重的活动，主持会议的竟是省工商局个私管理处副处长、省个私劳动者协会秘书长应慧娟同志。此举在我们这样一个讲等级、讲规格、讲排场的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里，显得超常而不可思议，大有被人猜疑为对重大活动的不重视，或对出席领导不恭不敬之嫌。但我却感到耳目一新，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局长很不简单，大度、放手、脱俗、讲实效；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干活透气、放心，可甩开膀子干，也可以充分展示各自的价值。曹局长是到金华市检查指导工作次数最多的省局领导。以后，我知道：一方面，他祖上从徽州来浙谋生的第一站在金华（金华、兰溪与徽州新安江同属钱塘江流域，有不少徽商顺水定居于此）与金华有不解之缘；另一方面，金华义乌等地是我省个私经济、商品市场的发祥地，这是当时工商局的工作重点。这样我们交往多了，谈的也比较多，大约是应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句话，不但省、市局之间上下关系非常好，我们个人之间关系也一直很融洽。我凡参加省局工作会议，发言都很主动积极，也无所顾忌，有什么讲什么，总是放开思想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我的发言几乎每次都受到曹局长和与会同志的鼓励和赞许。人超然了，才会洒脱自如地散发出思想的火花。

　　记得在1989年6月4日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曹局长竟在6月6日，在杭大路上的杭州市消防支队招待所举办了一期有省局领导、专家学者、部分地（市）工商局局长（我记忆中大致是有宁波局老沈、温州局老潘、金华市的我）参加的“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研讨会”，我暗暗佩服省局领导的政治胆魄和远见。为此，我也就“放肆”地发言说：“目前，我们把个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益补充，这种提法有它的历史因素和积极意义，但真要鼓励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的话，这种提法还需要探讨。如把个私经济发展仅仅停留在“补充”之类的提法上，补多少、充多少，没有定量标准，从而会出现想叫你“补”就补，不想叫你“充”时就限，这种随意性带来折腾，其结果不要说个私经济大胆发展、就是连维持现状也很困难。政策要突破，首先必须在理论观点上突破。”我此语一出，引起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响，得到专家学者们的肯定，特别是得到曹局长的赞赏。

　　曹局长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低调务实。实际上他对浙江商品专业交易市场和个私经济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是个积极推动者，同时他还能认真地为省领导当好参谋。但他在全省工商系统大会上，从不标榜自己、卖弄自己，总是宣传省委、省政府领导怎么怎么支持工商工作和个私经济发展，他们是怎么怎么说的。他介绍得最多的是沈祖伦同志，以后是柴松岳等同志。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和个人品格上的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全省工商系统的同志都非常敬重他。1990年下半年，他被上调国家工商局任副局长，不仅把浙江在发展商品专业交易市场和个私经济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介绍到全国，还结合全国工商系统的实际创新务实地开展工作，从而不仅得到全国工商局刘敏学局长等老领导的赞赏，也得到全国各地工商系统同志们的敬重。他在离开浙江前，多次向省委领导、省政府领导及组织部门极力介绍推荐我到省局担任领导工作。省领导们也认真听取了他的介绍推荐，鉴于我到永康工作尚不足一年，又因当时永康复杂的实际情况，组织上还是先让我继续留在永康工作。以后，省政府杨光弟副秘书长和省局领导来永康，都对我谈起这段故事，我这才知道曹局长对我的器重。3年后我能到省局工作，不禁使我想到这段前奏和铺垫，感恩当时省局老领导们对我的厚爱。

　　李丰平老省长

　　我这人低调不张扬、率性不阿谀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属不识时务者，坎坷不少，但也常受贵人相助。我特别记忆犹新的是原中顾委委员、老省长李丰平同志和省委原常委、常务副省长许行贯同志对我的指导和教诲。永康在建杨溪水库北干渠（华东飞渡）和撤区扩镇并乡的工作过程中，许行贯同志10多次来永康检查指导工作。他对永康工作和我本人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1990年11月底，他推荐李丰平老省长夫妇来永康考察调研。李丰平同志是我省很有影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我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而李丰平老省长一再提醒我们：“我不是来考察指导的，我同文芸同志（李的夫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文芸同志当时70来岁，李丰平同志当时80来岁），现在身体还好，下来走走看看、拍点照片，回去制作幻灯片再仔细观赏。你们忙你们的，我们下去时，只要有个人给我们带带路就行。”来后，李老夫妇在永康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上午9点左右出发，11点半左右回住地；有时下午2点半出发，晚饭前回住地。他们从不在基层用餐，就怕打扰基层同志，而在住地用餐也不让我们陪，用李老的话说：不要天天像过年似的。他轻车简从地看企业、看农村、看城镇、看水利、祭刘英烈士陵园等等，几乎天天没有停过，下去调研时，问得很仔细、很务实。他稍有疑问，就会不断追问，直到我们的同志汇报介绍得他觉得满意、可信为止。如我们水利部门在汇报时说到，杨溪水库的北干渠经考证高空水泥板桁架拱段长达9公里，最高安装高度离地面26米，渠内水流10m3多/s流量，（当时）在全国第一。他马上追问：“你们询问过国家水利部和各省啦，是不是第一？”我们肯定地向他作出回答时，他说：“中国那么大，我们了解不到的事还多着呢，还是说全国罕见吧，不要轻易说全国第一。”我们请他为北干渠题名为“中国第一大渡槽”时，他叫我们进一步搞清全国高架大渡槽情况，并用书面资料向他汇报。最后他还是留有余地题名为“华东飞渡”。他这种实事求是、扎实的工作态度，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位浙江省老领导的优良品德和高风亮节，我们对他也更加敬重万分。以后，我每年都要去他家看望拜访李老，直至2008年他以96岁高龄逝世。他在永康的一个多星期，广泛地接触了永康的方方面面，他了解了永康，也认识了解了我。他回省里后，将永康的工作和我的情况介绍给了省委的有关领导。以后，省委的李泽民书记、刘枫、沈祖伦、葛洪升、夏仲烈、刘锡荣等省委领导也分别来永康考察指导，尤其是1992年下半年，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卢展工同志（现为河南省委书记）在赴温州途中，专程在永康停留用餐，指名叫我汇报永康工作，并作了交谈。几年后，我在省工商局工作时，许行贯等老领导告诉我：“李老当年对你很关心。”又有人告诉我，1992年展工同志途经永康停留和用餐，不是随意的，实际上是对我作了一次当面考察。可是这些情况，以后展工同志从没向我流露过；我每年去看望李老时他也从没提起或暗示过。我想，这就是共产党领导干部和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优良品质所在。

　　还有件也值得提及的事。1993年3月初，组织上明确我同黄昌棠同志一起到金华市政府任市长助理后，因为我们的办公室还没腾出来，金华市市长陈章方同志叫我们不急于去上班，先休息几天再说。为此，我夫妇俩与朋友瞿浦义、杨勇夫妇一起由他们开私家车去杭州、宁波、台州、温州等地走走。3月10日途经杭州时，晚上8点多，我到老同学倪顺庆家去串门，倪当时任省委组织部二处处长，他爱人告诉我老倪还没回家吃晚饭呢！正在说他时，老倪回来了。我调侃他怎么那么辛苦？他也回我一句：“还不是为你们忙。”我说：“为我们有什么可忙的？”他说：“你们的工作可能又要变了。”我问他变哪里？他笑笑不说。他不说我也不便追问，这是纪律。（后来知道，我到省工商局任副局长，黄昌棠同志到浙江师范大学任副校长。）我就催促他抓紧用晚饭吧。他边吃边与我们闲谈，这时，当时金华市委书记郭懋阳同志给他打电话打听此次干部变动的消息，老倪缄口不透露。大约他也了解金华情况，为了保护我吧。

　　尽职创新

　　我到省局后，金连庆局长叫我分管市场、内外资企业登记管理和经济合同工作。1993年4月13日，我到省局后的第一个会议是随郑昌儒副局长（老同志）去嘉兴主持全省企业登记管理工作会议，3天期间，既开会又在嘉兴实地考察。16日这天，我们到中日合资的茉织华制衣公司考察，认识了这个公司年轻能干的总经理李勤虎（当时只有26岁）。第二趟出差是4月26日，随金局长到台州参加温岭的松门水产市场开业典礼，这是当时浙江省第一个规范而集中交易的水产批发市场。尔后，又到丽水的庆元等县参观了全省最早的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香菇（食用菌）交易市场。接着又参加省政府在庆元县召开的浙江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会议。这是1991年7月省政府下发浙政[1991]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办好城乡市场的通知》以后，召开的第一次有关发展建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现场会，标志着浙江的各类交易市场更加完善发展。所以，省政府非常重视，要求省级各有关部门正职去参加，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柴松岳同志还亲自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我在省工商局分管市场工作的近两年中，对我省的商品市场有了进一步了解，对其发展方向也有了新的思考。1995年下半年我同办公室秘书詹佳祥一起撰写了《试论浙江专业市场的变化和发展》一文，文章总结了浙江专业市场的现状及走向，并提出了思考与建议：一、完善集贸型专业市场的结构。提出要花大力气发展城乡居民的“菜篮子”市场，发展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城乡日用小商品市场和工业品批发市场要合理布局，科学发展；要以大中型生产流通企业为主体建设生产资料市场，以行业主管部门为主导培育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二、集贸型专业市场的发展要进一步与块状经济发展相结合。三、发挥专业市场功能优势，培育多元化市场体系。四、完善市场法规，加强监督管理。五、立足浙江、面向大市场。我在文章中指出，浙江的集贸型市场只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发展，一般都具有历史阶段性，都有一个“扬弃”的过程，我省的专业市场的出现、发展，也不会违背这样的规律。所以，判断浙江专业市场的好坏，不能再只以数量和有形市场的兴衰情况来看，而要把眼光转向全国、乃至世界市场去。立足浙江，着眼于大市场，这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浙江经济谋求更大发展的一条根本出路。此文被省委宣传部评为优秀论文二等奖，《浙江日报》、《今日浙江》、《改革月报》、《理论学习》、《全国工商》等报刊杂志都作了转载，还被杭州大学工商专业定为教材。

　　我在分管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当时浙江的绍兴轻纺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被国家工商局冠名为“中国”字号即“中国轻纺城”、“中国小商品市场”以后，各地有规模的市场和企业也纷纷要求冠“中国”名。但国家已有明文规定，只有国家的企业和单位才能申报冠名“中国”。温州人的商业意识很强，抢先来冠“浙江”名的企业很多。但有的企业还是千方百计要求冠“中国”名，盯得最紧的是现在的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和正泰集团的南存辉了，他们在时任省顾委领导的秘书陈一行的陪同下，多次来省工商局申报要求冠“中国”名。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我认为企业冠什么名是企业行为，只要合法不重名、本来就不应限制。既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有这样那样的限制，我们也应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再为企业创出一条新路子。按国际惯例，有规范、有影响的企业可冠字号、不加冠区域名，如“圣保罗”、“金利来”等等企业就没有法国、香港之类的区域冠名。因此，我认为，我们在企业登记管理中完全可仿效，我与省局企业登记管理处处长盛卸河、副处长李远兵等探讨时，他们也很赞成。这样，“德力西”、“正泰”就成了浙江省第一批在省工商局登记的不冠区域名、只冠字号名的企业。以后，国有企业绍兴黄酒集团申报冠“中国”名而未被国家工商局核准，我们也采用了上述办法，在浙江省工商局登记注册了。此举开创了浙江企业不冠区域名、只冠字号（商号）的先河。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办法不仅管用，而且已被广泛地推行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