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陈布雷（即陈训恩）之弟，浙江慈溪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史地部，后来浙江大学史地系工作。1932年1月，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竺可桢来杭州后，陈与之过从甚密，早在南京时便因师生关系，感情笃厚。陈视浙大为母校，常在工作、生活上与竺师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有的说，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将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东京，而北京的两套书（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也快要被日本人抢去了。因此，陈训慈敏锐地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后来证实，陈训慈的“觉察”是有道理的，据日本学者松本刚在《掠夺了的文化——战争与图书》一书记述，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个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

陈训慈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但是由于当时管辖浙图的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不屑此举，再三拖延，不出运费，这便急坏了陈训慈。这时他想到浙大，想到恩师，便专程找竺校长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便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文澜阁库书的转移启运，借助浙大西迁的运输力量，使陈训慈深受感动。这时他想起清乾隆年间缮抄的七部库书的不幸遭遇：圆明园文源阁库书1860年被美法联军火焚；镇江金山文宗阁库书和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库书毁于太平天国起义，只有北京宫内文渊阁、热河承德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和杭州文澜阁四部尚存。而文澜阁库书本来为太平天国军队毁去大半，后经丁丙、丁申兄弟和钱恂、张宗祥主持的三次补抄，才恢复全貌。如果库书毁于日寇，我这个馆长不仅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所以他面对沉重的债务负担，又将家属弃置慈溪老家于不顾，便赴汤蹈火地奔走呼号，踏上迁移文澜阁库书的艰难之路。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陈训慈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途经1600多公里，于1938年秋，库书终于与西迁的浙大会合，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的高山之巅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此洞高约四五丈，洞宽约七八丈，附近极为荒凉，没有人烟，但却十分安全。

陈训慈在运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呕心沥血，还同时关注母校浙大的西迁办学。当时陈训慈也为浙大母校办了一件大事：即在库书运到龙泉之后，他受竺可桢校长的委托，协助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在龙泉勘定办分校的校址。这是因为浙大西迁之后，浙江的高中毕业生和福建、安徽、江西及离沪流亡的上海学生，由于交通和经济关系，不能去内地升学，浙大便决定在龙泉筹办浙东分校，后改为龙泉分校。陈训慈为分校第一任主任，以坊下村为校址创设一年级，学生在一年级学习结束后仍去遵义总校升入二年级。龙泉分校成立后不久又设立附属小学，定名为芳野小学（系坊下之谐音），这在当时地瘠民贫的浙闽赣交界的山区，是造福于民的一件大善事。

文澜阁库书的转移除了铁路之外，大多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路途遥远，天气寒冷，加上敌机空袭不断，一路艰险。到达贵阳后，陈训慈向图书界前辈张宗祥求“墨宝”，张赋诗一首，概括了这一趟与浙大“文军长征”一样悲壮的“文化苦旅”。诗云：“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护书心血债全愿，万劫飘湘发奇香。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同时还赞扬陈训慈把宁波天一阁的藏书也抢救了出来。

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竺可桢校长于1939年6月23日下午，偕贵州省教育厅人员，到地母洞查看库书存放情况。看到只有两名工人看守。打开一箱验视，发现其中书已略有潮湿。他们当即商定，屋顶须以瓦代木，箱中书籍须晾晒，看护工作必须有人主持。而历任保管员，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挚爱与珍惜，总是恪尽职守，善始善终。后期又将每年一次的曝晒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历时6年，终于保存完好，没有受损。

1944年，日寇从广西北犯贵州，11月黔境告急，日寇长驱直入，贵阳人心惶惶。这时，重庆的国民政府，特令地母洞库书紧急迁渝，同时电告：“浙大就地解散”，称：浙大教职员工併入中央大学，动员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游击战，对一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在当地隐蔽。此令到达贵阳，浙大师生群情激愤，上下都处于紧张的临战状态。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浙大西迁办学呕心沥血的竺可桢校长当机立断，电告当时正在重庆的陈训慈，要他通过他的哥哥即陈布雷面谒蒋介石。陈训慈接电，没有二话，他一面筹办“地母洞”库书运抵四川的有关事宜，一面便说动陈布雷如此这般地快速行动。据说，当时蒋介石推说“不知此事”，陈布雷要他收回成命，否则便辞退不干了。蒋说：“即使已有命令，也可改回来嘛！”

竺校长在接到重庆的第二次来电之后，深感陈训慈“保校”有功，消息一出，全校师生无不欢呼雀跃，额手称庆。但迫于日寇步步紧逼的时局，浙大将何去何从？在当时竺校长和全校师生的思想上，便是与“黔土共存亡”，竺在西迁贵州时便说过：“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学说。……吾辈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在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浙大的西迁与文澜阁库书的转移，终因竺、陈的师生之谊，两者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唱响了一曲悲壮的史诗。1944年12月8日至23日，文澜阁库书终于运抵重庆青木关，同时又保住了浙大西迁的成果，陈训慈可谓功莫大矣！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战争结束。重庆方面成立了以陈训慈等三人为常务委员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46年5月15日，在保管会的妥善筹划下，库书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7月5日安抵杭州，库书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求是学人与母校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于此可见一斑，堪称楷模。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