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演新戏　投身戏改

1949年，全国解放。宋宝罗欢天喜地参加了上海伶界联合会组织的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此时，上海各界人士发起欢迎解放军的慰劳活动。宋宝罗满腔热情画了200多把扇面，在上海淮海路公园办了一次义展，所卖画款全部捐给了人民政府。

此时，梅兰芳、周信芳发起为慰问解放军义演。共演三场，第一场是梅兰芳的《龙凤呈祥》，原定宋宝罗配演刘备，梅先生考虑宋年纪轻，舞台上老妻少夫不相称，便让宋改在第二场生旦并重戏全本《王宝钏》中演薛平贵，杜近芳、言慧珠分别演前、后王宝钏，童芷苓扮代战公主，大轴戏是梅兰芳与周信芳的《打渔杀家》。第三场是周信芳的《大名府》和盖叫天的《一箭仇》。

梅先生为人谦和厚道，每处理一件事都考虑得十分周详，力求皆大欢喜。便让宋宝罗到他家商量换戏的事，宋表示没有意见，梅先生十分高兴，把一把他画有红梅的扇子送给宋宝罗。那天刚好上海市长陈毅也为义演的事在梅家，梅兰芳在扇面上题款时，宋恳请陈市长给他写几个字。陈毅为人爽快，马上应允了他。想了想，便在扇面上题了一首《梅花诗》：

寒岁知红梅，不与群萼妒，

风雪显真贞，兰馨芳如故。

——陈毅

解放后党对戏剧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三并举”（即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并重）的政策，强调要大编大演新戏。广大戏剧工作者热烈响应，积极投身戏剧改革。一贯热衷于编演新戏、希望在艺术上有所作为的宋宝罗，更是热情奔放，他画也不画了，印也不刻了，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戏改之中。他每天除了演出，就是考虑怎样写戏、改戏。1953年他去苏北演出时，在船上都在改写剧本。

有一次，宋宝罗在扬州书摊上发现了一本《朱耷传》的小册子。说的是崇祯皇帝远房堂兄弟朱耷幼喜书画。明亡后他不愿为清政府效劳，收养了一名义女，改名换姓，装聋作哑，以画画讽刺清朝官员，被捕入狱。宋宝罗认为朱耷很有民族气节，还能在剧中穿插自己的绘画特长，便编写了一出小型戏《朱耷卖画》。剧中专门设计了朱耷当场作画的情节，又唱又画，演出后很受欢迎。除《朱耷卖画》，他还根据史实、小说、鼓词、民间传说编创了《刘基辞朝》、《望娘滩》、《神医华佗》、《张良辞朝》、《佘太君抗婚辞朝》、《收复台湾》、《土已桥进履》等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风雷渡》等。并改编、整理、加工了《汉献帝》、《岳飞》、《打金砖》、《审剌客》以及老旦戏“十贤母”（共十出）等一批传统戏。宋宝罗一生都在改戏，凡是他唱过的戏，都经过他的精心改编，几乎无戏不改，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大特色。许多戏经过他的改编加工，去掉了那些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使故事更加完整，情节更加合理，唱词、唱腔更加符合剧情，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并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这些由他创编过的戏，很多都成了他有个性色彩的代表剧目，并形成了他的艺术特色。这力求完美的精神，为京剧艺术的提高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戏剧评论家何长高：《继承改革求完美》），同时也“凸现出他特有的学识和经历，以及多方面的艺术素养，这不是任何一位演员、包括名家都能做到的”（戏剧评论家洪艺、崔伟）。

1955年夏，宋宝罗受北京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之邀，来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与李万春、毛世来、曹艺斌、李砚秀等名角合作演出。这次赴北京、宋宝罗带有很多他自编的新戏，如《刘基辞朝》、《吞蜀恨》、《亡吴恨》等。李万春很捧他，在一些新戏中，李主动为宋当配角。如《刘基辞朝》，宋宝罗演刘基，李演洪武皇帝，演出很受欢迎。马连良、李少春先生都观赏过他的演出，并给好评。宋宝罗也主动为李万春配戏，如李演《野猪村》，宋演林冲的岳父，李演《单刀会》，宋饰鲁肃，双方合作得很好。

宋宝罗一生喜演三国戏。从《三顾茅庐》、《新野县》、《草船借箭》、《失空斩》、《胭粉计》直到《七星灯》等他都演过。在三国戏中，他又特别钟情于诸葛亮这个人物。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和塑造诸葛亮的艺术形象。他扮演的诸葛亮俊逸、倜傥、沉稳。从扮相、唱腔、念白、做表、身段、服饰，甚至连身边的两个童儿的扮相搭配都进行过精心考究，对许多台词、细节也进行了微调，使之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更加符合剧情剧理。他十分注意通过外部动作表现诸葛亮的内心感情和思想变化，演得有过程、有层次，使人看后，觉得诸葛亮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为包装诸葛亮，宋宝罗为其专门绣制的“八卦衣”就有十几件之多，什么场合穿什么颜色、什么图案都有考究，目的是突出诸葛亮的个性特色，使其形象更加鲜明。所以这次他在京演出的许多三国戏，使观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得到很高的评价。

这次赴京演出，宋宝罗还唱进了中南海。在怡心园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演出《四进士》，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为中国第一人清唱

1958年，宋宝罗加盟新成立的杭州京剧团（后改为浙江京剧团），并担任了剧团艺委会主任。

1958年9月的一天夜晚，宋宝罗在杭州新中国剧场演出《碰碑》、《夜审潘洪》。当唱完《碰碑》中那段“反二黄”时，前台守门人员慌慌张张跑到后台，说他看到周总理了，在后排看戏。休息时，全场的灯亮了。大家忙着找周总理，哪里还有周总理的影子。

又过了几天，市公安局保卫科干部找到宋宝罗家里说：“宝罗同志，有位领导同志要见你”，说着就用小车将宋宝罗送到杭州西泠饭店。宋宝罗进入大厅，只见大厅已坐了很多省、市领导，还有大学、科研单位和越剧团、歌剧团的同志。不多时，忽然掌声四起，只见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走进大厅，向大家挥手鼓掌。他走到每张桌子前和大家打招呼、握手。走到宋宝罗座位时，亲切地对宋宝罗说：“你是宋宝罗同志吧！我们见过面。”“是的，在北京”。“前几天，我看过你演的《碰碑》，唱得很好嘛！是刘鸿声刘派的吗？还有些高庆奎高派的味道，是吗？”“是的，我唱得不好。”

这时周恩来坐了下来，问：“你和李和曾是师兄弟吧？”“是的，是师兄弟”。“还有谁学高派戏？”“还有李盛藻、白家麟”。总理说：“你在《碰碑》中唱的那段‘反二黄’不错，等一会唱一段好吗？”

《碰碑》原是老生“三鼎甲”之一余三胜（余叔岩的祖父）的杰作，其中“反二黄”唱段，新腔叠出，被誉为当年的“绝唱”，谭鑫培、孙菊仙、刘鸿声、高庆奎都擅唱此剧。宋宝罗继承前贤，又根据自己长于高音的特点，对某些唱腔作了合理调整，其中有的用超凡的板（拍）数，加长了拖音，并在大拖音中运用了特殊重喉音、双音、漱音等多种音符突出了苍凉、悲壮、愤慨的气氛，将杨（继业）老令公处于粮尽援绝的惨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周恩来听了连说：“好，好极了！”周恩来又将宋宝罗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从此毛主席每次来杭，都让宋宝罗为他唱几段京剧，有时是清唱，有时是彩唱，有时是在舞台上唱，有时是在毛主席杭州的住所汪庄和刘庄唱。从1958年到1963年，宋宝罗先后为毛主席唱了大约40次。毛主席最喜欢听的是高派戏《碰碑》，宋宝罗为他唱过十多次。《失空斩》、《斩黄袍》、《武家坡》、《出师表》、《逍遥津》、《捉放曹》等，毛也很爱听，也唱了多次。

毛主席喜欢听京戏，对京剧艺术也十分内行。有一次，宋宝罗唱完了戏，与毛主席握手时，毛拉住他的手，和他谈起了京剧艺术。毛泽东首先问：“你是不是南方人，是哪一年到杭州来的？几岁学戏，老师是哪一个？是不是高庆奎？”宋宝罗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我喜欢听高派戏。高派唱腔的最大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我也喜欢听金少山的戏，我在留声机中听过他的唱腔，他唱得声洪嗓大，很有气派。”他夸奖宋宝罗说：“你在《出师表》中的诸葛亮唱段和《碰碑》中杨老令公的唱腔就很好听，声情并茂，恰到好处，等一会，你再唱一段《碰碑》好吗？你累不累？”

宋宝罗又唱了一段《碰碑》，毛泽东闭着眼睛，随着唱腔慢慢地摇晃着头，用手在沙发上轻轻地打着节拍。

在为毛主席演唱中，宋宝罗最难忘的是1962年12月25日那天深夜，他在汪庄为毛主席彩唱他自编的《朱耷卖画》，边唱边画时，毛泽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背着手仔细瞧他画。宋宝罗激动极了，不知何处神来之笔，原来要唱六句或八句才能将公鸡画好，这次只唱了四句，大笔几挥，鸡头、鸡身、鸡尾便全画好了。毛泽东看了，连声说：“画得好，用笔很准。”宋宝罗换上小笔，在画上题“敬献给毛主席”6个字。毛看了十分高兴说：“谢谢，你可以题上‘一唱雄鸡天下白’”。宋宝罗又赶紧在画上添了“一唱雄鸡天下白”几个字。

这天，正是毛泽东的七十寿辰，他特别高兴，将这幅5尺长2尺半宽的中堂画带回了中南海。临走前，他对浙江省公安厅派去的保卫干部伍一说：“杭州的宋宝罗真是多才多艺呀！”

文化革命　在劫难逃

宋宝罗一生走南闯北，唱红了半边天，在江南更是首屈一指。他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经过长期实践和不懈追求，开创性地继承汪、刘、高三派艺术，将其融会贯通，细加研究，认真继承，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有天赋的好嗓子，既宽且亮。唱腔丰富多彩，有时雄浑酣畅，高亢嘹亮；有时苍凉醇厚、婉约悠长、悦耳动听。加之他扮相俊美，表演细腻传神，台风儒雅、潇洒飘逸、有书卷气。在观众中早已声誉鹊起，树立了良好形象。60年代初期，宋宝罗40多岁，艺术已臻成熟，正是演员一生中的最佳时期。他曾踌躇满志，拟自成一家，创出自己的宋派艺术。但文化革命一场浩劫，完全摧毁了他的美梦，并使他一下从辉煌跌进了谷底。

“文革”一开始，他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入“牛棚”，并抄了他的家，将他积累了几十年的手抄剧本、戏装、书画及古玩等统统付之一炬。

1958年宋宝罗曾奉杭州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领导之命，根据《明史》记载编写了一部历史剧《于谦》。由于彭德怀和于谦都是为民请命，于谦又是兵部尚书，相当于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正好挂勾，于是有人便硬逼着宋宝罗交待他写此剧的政治背景，对他进行一次又一次批斗。

1968年春夏之交，杭州造反派到各地串连，在南京的一家图书馆发现了一张1945年10月的旧报纸。报纸的头版头条赫然刊登着一张蒋介石观看了宋宝罗演出后接见他时握手的照片，造反派认为挖出了个惊天大案，风风火火赶回杭州，连夜提审宋宝罗。从此宋宝罗更是跌进深渊。造反派将他从集体“牛棚”里拉了出来，把他单独关进一间已倒闭了的化工厂仓库房里，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对他立案审查。这间房屋瓦脱落、四面透风，地下潮湿，屋内堆满了曾装过化工原料的坛坛罐罐，雨雪过后，地下的污水变成了五颜六色，气味刺鼻。

专案组和造反派一遍又一遍逼着宋宝罗交待“罪行”，每交待一次，就遭到一次毒打，因为宋宝罗实在交待不出与蒋介石有什么联系。地狱般的日子整整过了两年，直到1970年秋，宋宝罗才被放了出来。后来得知是毛泽东解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