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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根据委员提案市政协主席会议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关于隆重举行纪念于谦诞辰６００周年系列活动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并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从此以后，于谦祠逐年得到整修和扩建，尤其是去年西湖综合整治工程在三台山完工后，于谦祠又焕然一新，本乡本土的杭州人又将目光投向那几度被毁，又几度重建的于谦祠。
明代天顺元年（１４５７），于谦惨遭杀害。成化帝即位的当年（１４６５），就接受监察御史赵敔的建议，收回所谓的“于谦党人”榜文，昭雪于谦冤案。于谦儿子于冕从遣戍地龙门获释，上书朝廷，恳请参照宋岳飞、今王骥例，赐给谥号，春秋庙祀，“一以彰朝廷之恤典，一以鼓天下之人心”。一岁多点就卷入国家存亡、皇权更替惊涛骇浪之中的成化帝本来就“稔闻谦冤”，览疏后，善心大发，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到了八月，为了激励臣下尽忠国事、将帅效命疆场，又特地派遣行人司行人马暶南下杭州，谕祭于谦墓，并特赐诰谕，曰：“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杭城百姓闻讯，“莫不感奋兴嗟”，匆匆聚集起来，赶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高唐刘魁处，要求按成化帝诰谕“怜忠”之语，将太平里于谦故第改为“怜忠祠”。为杭城百姓的一番挚情感动，于冕笔蘸血泪，手录先父一生的所作所为，请来杭州老乡、大理寺卿夏时正撰《怜忠祠记》，勒石刻碑，一时朝野争相传诵。
于谦祠的肇建稍微晚些，２０余年后的弘治二年（１４８９），于冕再上奏疏，称自己“今年已六十七岁，孤身无子，伶仃衰老”，担心“一旦身先朝露，乌鸟私情无由再伸”，况且，怜忠祠窄小而狭隘，又在城内太平里，与三台山于氏祖茔两不相依，天长日久，无人看守，必至颓废塌坍，恳请皇上恩准，将怜忠祠“移建坟前，颁赐祠祭文”，并量拨附近人户看守。在宫闺深处较多体验过个人不幸的明孝宗一时多愁善感起来，恩准于冕所请，复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命有司于三台山于氏祖茔立祠，赐额曰“旌功”，“春秋行礼，拨与人一名看守，免其杂泛差役，一祭文，一祭品”。
祠成祀毕，于冕自然感激涕零，特邀请汀州知府张宁撰《旌功祠碑记》。张宁不负嘱托，大书特书一番于谦的丰功伟绩，称颂他是“千古一时，百世一人”。墓旁新建了祠，由此形成了祠墓合一的格局。可是祠宇造好不久，不过短短几十年的功夫，很快就毁坏了。按那时的记载，“庙貌颓甚，栋挠垣阙，诸所庀陈，漫漶刊落，而宰木蔽芾黭霮，群鸱啸哀”，满眼的破败、萧条、冷落。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周汝员祭扫于谦祠墓。面对破败得叫人心寒的祠墓，不禁怆然长叹，下令钱塘县令李念修葺，辟祠左为别室，塑于谦父母双亲彦昭和刘氏像而供奉，地方官傅凤翔、阎邻、王绅、高葑相继协修，断断续续，前后凡五年，“悉撤圮敝，新而大之”，“役襄无棘，工无缩费，增者崇，关者邃，葺者固，饰者翚，望之揭揭，即之严严”。规模渐趋庞大，面貌焕然一新。
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浙江最高行政长官、巡抚傅孟春以“于太傅功业盖世，忠诚炳日，‘肃’之一字原未足以概其生平”为由，特上《请改谥疏》，奏请更“肃愍”为“忠愍”。万历帝答应了，但仍有些意犹未尽之感，于是大笔一挥，赐谥“忠肃”。次年（１５９０），又颁布诰谕，买办祭物、香烛纸，派遣傅孟春代表朝廷祭扫于谦祠墓。借朝廷更谥的东风，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御史、武陵人杨鹤捐献俸禄，令人“鸠聚工料，式增廓之”，增大范围，扩充规模，使“如陋巷矮屋”之祠宇“岿然”挺立，“属镂之剑赐而胥涛立，风波之狱构而岳庙尊，迎立外藩之冤酷而于墓修”，三足鼎立，“遂成湖上伟观”。
清代，于谦祠墓亦经多次修建。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杭州知府李铎“不辞经营之力”，“复为缮治于公之祠墓”。于谦祠原在墓的前方，“不称于神居”，而且所占基址狭小卑隘，若在原地重葺，不足以有大的改观、大的作为，遂决定营治新祠于故祠的右面，平整土地，使宽阔而平坦，新祠“阙位面阳”，坐西朝东，巍峨壮观，后增建寝室，叫启忠祠，是祭祀父母双亲及于氏后裔的场所。于谦墓原有七个土茔，因长期无人看守、整理，“荒蔓蓁芜”，满目疮痍，几成废墟，“今仿岳坟规制”，重新梳理，使之“朗然开畅，不特使忠孝大节千古昭垂，亦将大启于公之后昆也”。对整治一新的杰作，李铎很开心，欣然命笔，自撰《流芳百世碑》，感慨“孤忠大节，古今同悲”，愿“后之人与我同志，继而新之，则庶几祠墓之恒如今日也夫”！
对于谦这样的仁人志士忠臣良将，乾隆帝摆出了一副开明宽厚的姿态。他在位６０多年，六下江南，六下杭州，自然也来到于谦祠墓，祭扫于谦，并御书“丹心抗击”额，以示褒扬。排场之大、级别之高，是于谦祠墓起起落落、兴兴衰衰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大事之一，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经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乾隆十年（１７４５）两次小规模修葺，道光元年（１８２１），以于谦祠“自乾隆乙卯迄今不三十年，而顿失旧观”，杭州地方当局斥资八百余两，历五余月，重修祠宇。次年（１８２２），初任浙江监试官、再任浙江盐运使的禁烟英雄林则徐第二次为官杭州，他捐献了自己的官俸，倡议集资四百金，整修于谦祠墓，事成，作联“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亲撰《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字里行间抒发了对杭州先贤的崇敬之情。
时至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那年，一帮杭州地方乡贤以林则徐修于谦祠墓“已逾卅载，飘摇风雨，岁久阙修”，部分建筑“倾圮成墟”，“栋折榱崩”，四处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大门岌岌可危，即将倒下，瞻拜祠下，颇觉“心伤”，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重新修葺飨堂，装修神像，但因时间紧、经费缺，仅为“扶持之计，未及全庙重新，所有后堂并大门工程不得不有望同志之踵而行之也”。可是不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火还是殃及到了于谦祠。忠王李秀成率军挺进杭州，所到之处，砸毁塑像，焚烧庙宇，于谦祠同样没能逃脱被毁灭的厄运，所谓“祠堂被毁，宰木无存”。在人类历史上，杭州曾遭遇了两次浩劫，一是元人的一把火，将南宋皇宫连同这座城市的古老文化烧得干干净净；二是太平天国的一把火，把包括于谦祠堂在内的城市文明砸得粉碎。我们无意再去评价农民起义的是是非非，但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对杭州文物古迹的破坏的确是相当大的，你看，幽静的孤山文澜阁成了兵营，珍贵的《四库全书》散佚无数，于谦祠又算得了什么？七年过去，同治八年（１８６９），为重塑于谦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郡人吴煦、濮诒孙等请款重建于谦祠，现存三进建筑以及南北厢房即此旧迹。
清末民初，世纪之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据民国《西湖新志》记载，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浙江布政使颜钟骥、民国３年（１９１４）浙江都督朱瑞分别两次修建了于谦祠墓，使之得到了较好的保存，“明兵部尚书谥忠肃于谦墓，在三台山麓，乔木千寻，丰碑百尺”。自称是于谦二十二代裔孙的于学勤在《于忠肃公史迹》稿本中回忆道：
民国１１年（公元１９２２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随父幼章公步往拜祭谦公墓。其时，墓道起于杭州清波门外净慈寺相近，建有“于公墓道”石坊一座，循小道屈折而进，达赤山埠三台山，祠、墓在焉。祠名“旌功”，祠外有旌功石坊一座；祠分前后三进，悬有名人匾额、碑碣；后进，塑公座像于龛，座前置供桌，陈设烛台、香炉等；祠后左侧门外，即公墓座……墓前竖碑，镌文曰“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十八字，碑前设玄色石质祭桌、油麻石香炉、烛台，墓最前，左右两行，列立翁仲、石马等等。
新中国诞生后的１９５７年，系于谦殉难５００周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晗在《新建设》上发表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由此掀起了宣传民族英雄于谦爱国主义思想的热潮。１９６２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拨款４０００元，历半年的时间，重新修复于谦墓，加宽墓道，整修砖建墓门、石坊和碑亭，对墓园内原有七座坟墓的规模作了比较全面的修缮，墓道两旁栽植翠柏、紫楠等常青树木，把它列入了浙江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憾的是，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了“北海瑞南于谦”的大批判运动。在浙江，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省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联络站专门成立了“于谦问题调查祖”，把和于谦有关的人与事，全在迫害打击之列。至年底，于谦祠墓也遭厄运，时人满腔悲愤地回忆道：
坟遭破坏，墓碑倒地，祭桌翻身，香炉倾覆，墓地杂草丛生，所列翁仲、石马，不是缺胳臂，就是少肢臀，无一完整。而祠内外一应陈设，全被毁尽，残墙断垣，目睹伤心。至于祠宇的完整部分，又为西湖区供销社所占用。
“四人帮”粉碎后的１９７９年，《光明日报》率先发表了刘重日《肯定于谦何罪之有？》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于谦的历史功绩。１９８２年，杭州市文管会修复于谦墓，墓高２米，青砖环砌，墓顶覆草，“墓之前，竖立墓碑及幸存的祭桌与油麻石香炉”，两旁栽种青葱的翠柏，显得空旷、萧森。１９９１年后，于谦祠开始维修，先后修缮了前殿、大殿、后殿、南北厢房及围墙，逐步恢复旧时面貌。１９９８年起，为纪念于谦诞辰６００周年，制作了塑像，陈列了生平，配置了石翁仲、石兽、牌坊等，于谦祠墓正式对外开放。２００１年后，又先后新建了诗碑廊、圆亭、乌龟潭边码头、“丹心托月”牌楼、亭廊、学术交流厅等，架小桥，建水轩，少了滚滚红尘的喧嚣，透出历史文化的气息，清清幽幽，成为一处融厚重的人文积淀与清净的山水景观为一体的新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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