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人民政协一起走过——记市政协副主席、郁达夫孙女郁嘉玲 刘晓伟 徐步光 |
| 2010年10月26日 15:07:08 星期二 |
| 2004年一个初秋的日子,阳光灿烂,清风送爽。笔者在市政协办公大楼采访了郁达夫孙女,现为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杭州市委主委的郁嘉玲。记得四年前笔者曾采访过她,那时她是富阳市政协副主席,如今的职务和地位都变了,自然变化的还有她的年龄,而我知道,惟独不会改变的是她和那位著名文学家的关系。作为郁达夫的长孙女,她的身份总会让人自然地提及她的爷爷,于是,我们的话题便从上个世纪那个动荡的岁月开始…… 风雨茅庐三代人 关于郁达夫的最初印象,郁嘉玲是从富阳老家堂屋中挂的一幅爷爷的放大照片上获得的,因为当她1949年来到人世时,爷爷已经于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岛上,但是对于爷爷的记忆,却伴随着她的大半生。她至今还记得那张照片下面写着“爸爸的遗像”几个字,而从奶奶孙荃(为郁达夫原配夫人)和家人的谈话中,她经常听到“郁达夫”这个名字。于是,爷爷就这样在她的脑海里变成了一个既遥远又亲近的形象。 郁嘉玲的父亲郁天民是郁达夫的长子,1951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分配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957年,充满政治热情又十分单纯的父亲只因表达了“党委应尊重审判员的意见”的观点,便以“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罪名”打成右派,后被迁往富阳老家劳动改造,在浙江儿童保健院担任会计的母亲也因此被迫退职,全家生活就靠父亲每月47元工资维持。郁嘉玲在杭州第一中学读初中,父亲从未告诉年幼的女儿他所遭受的厄运,郁嘉玲是从班主任那里得知自己的“家庭出身”的,同学们从此都不愿跟她交往。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郁家玲是这样描述的:“形单影只的我如同一只孤雁,度日如年地一天一天,终于捱到毕业。” 那是一个最讲“阶级成分”的年代,从小就向往上大学的郁嘉玲由于父亲的“政治问题”而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她本来是会和一些知识青年一起去宁夏支边的,因为患有肾炎而去了富春江边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一去就是整整10年。她用自己的汗水和虔诚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曾因营养不良、劳累过度而昏倒在地……而精神上的折磨则远胜过身体上的苦痛:她没有资格加入共青团,也没有权利成为基干民兵,自然更不会有上学和招工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自然又成为批斗的对象。他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的罪名竟是“三十年代资产阶级作家孝子贤孙”,在富阳(那时还是县城)仅有的一条长街上被押着游街示众。父亲在夏日灼烤下口渴难耐,向路边一位看热闹的熟人要了一瓢水喝……这些情景都是后来别人告诉郁嘉玲的,因为她当时在农村里劳动。可正是这些遭遇使她无比真切地感受到了爷爷、父亲和自己的命运竟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爷爷于20世纪30年代给在杭州场官弄建的屋宅所取的名称“风雨茅庐”,竟成了祖孙三代人命运的一种象征。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郁嘉玲求学的愿望眼看就可以实现了,可命运又为她设置了新的障碍——她终因怀有身孕而无法报考。所幸的是,父亲的右派问题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他在富阳县文化馆工作。父亲全力投入到对郁达夫的研究工作之中,先后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而这时在一个乡镇服装社当缝纫女工的郁嘉玲也回到了富阳县城,她帮助父亲誊抄写就的草稿,并打印成文稿。1982年,她考取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届中文班(她原本遵照父亲“不要读文科”的家训想报考理科专业,因当时理科不招脱产班而改读文科)。作为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且已为人之母,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精力,可她知道这个机会对自己是多么宝贵,读书既可以提高自己的学识,还可以和父亲一起更好地进行郁达夫的研究工作。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她克服了各种困难,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三年后,她以总分名列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 不幸的是,正值壮年的父亲因积劳成疾而患了晚期癌症,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组织上将郁嘉玲调入文联,编辑《郁达夫研究通讯》和《富春江》杂志的郁达夫研究专栏,她就这样继承了父亲的遗业,从此正式开始了对郁达夫的研究工作,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 自1992年开始,郁嘉玲连任第六、第七届杭州市政协委员,并成为第八届省人大代表,担任富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她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政议政。她带领政协委员调研组在富春江沿岸实地踏看,对无节制地开山采石挖沙从而严重破坏植被水质的状况忧心如焚,撰写了《富春江生态风光带的保护和建设》的调研报告,受到富阳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并被评为富阳市理论调研文章一等奖。 治学从政两不误 郁嘉玲于2000年加入致公党,不久即担任杭州市致公党副主委,2001年任主委,2002年又担任了杭州市第八届政协副主席。从一位无党派人士成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全面负责一个党派工作,郁嘉玲深感自己的责任更重了。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在其位就应该尽其责,这是她明确而坚定的“从政”意识。 自担任致公党杭州市委主委后,郁嘉玲的视野更加开阔,她遵循致公党中央提出的“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宗旨,始终关注着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认为“这是我的职业定位,我的责任所在”。因此,她的议政选题都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除了撰写有关加强杭州地方文化建设的个人提案之外,还充分发挥党派组织的作用以提高参政议政的质量和力度。郁嘉玲深感浙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变化也很大,应该把一个好的环境留给子孙,如果破坏了青山绿水,那是对不起祖先和后代的。为此由她确定选题的《千岛湖水资源保护和利用》,作为团体提案受到市委的重视。2003年,她针对群众对经济适用房面积普遍超大很有意见的状况提交了团体提案,敦促政府有关部门对经济适用房套均面积应有明确限定,受到时任市长的茅临生同志的高度重视,现市政府已出台了修正后的相关规定。 除了担任杭州市政协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之外,郁嘉玲还是致公党浙江省委副主委、省政协常委和副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委员,这使她忙于大量的会务和具体的党派工作而少有闲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整天忙于“三部曲”——上班、家务和做学问。她坦率地说:“女人总脱不了干家务活。”由于从富阳调到杭州后住房尚未解决,所以她和儿子一直是租房子住的,丈夫仍在富阳工作,所以她还要兼顾两边。尽管如此,她始终在为牵系着自己心灵的一种情结而努力着,这就是致力于对郁达夫文学创作的研究。 从腥风血雨的苏门答腊岛到春风沉醉的富春江畔,相隔的时空是如此遥远,而对于郁嘉玲来说,自己虽未见过祖父一面,但从朝夕相处的奶奶的讲述和家里留存的实物中,她已经与祖父相遇相识了,祖父身上流淌着的中国文人对华夏民族的赤心和灵性,其实一直耳濡目染地浸润于自己的血脉之中。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渠道的扩大,既为研究郁达夫等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学术观念和更为丰富的信息材料,同时也使郁嘉玲深切感悟到,应该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识和研究郁达夫,而自己原先是围绕郁达夫个人经历和创作活动进行研究,注重留日群体知识分子(如鲁迅、周作人、成仿吾、郭沫若等)的相互影响,后来她注意到应该把研究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还应该重视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群体(如胡适、林语堂、徐志摩、丁文江、潘光旦等)与郁达夫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的关系。为此,她每天做完家务后就抓紧时间阅读和收集资料,深入研究各种史料。她说自己的家人中,研究郁达夫是从父亲开始的,自己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正是通过这种研究,郁嘉玲更深切地了解了自己的祖父,并认识到自己的家族一直传承着的爱国传统,与三位家人在抗战中殉难关系密切:郁嘉玲的太祖母陆氏(即郁达夫的母亲)于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富阳时,不忍受辱而饿死于鹳山上;她的大爷爷郁曼陀于1939年11月在上海被汪伪特务杀害;祖父郁达夫则于1945年8月被日本宪兵暗杀于苏门答腊岛。国难家恨,使郁嘉玲深切地认识到民族振兴的意义和自己肩头的责任。通过研究,她对祖父在融汇中西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她觉得祖父的著作就像一座矿藏,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心血所至,成果不断。这些年来,郁嘉玲先后在海内外发表了许多篇有质量的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专著《我的爷爷郁达夫》,其中发表于《文汇读书周刊》的《说郁达夫笔下的银弟》一文,更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严谨的思路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受到好评。对于这些,郁嘉玲说得很平淡:“我不愿吹,我和父辈们吃了那么多苦,只想实实在在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在郁嘉玲看来,参与郁达夫的研究工作,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责任,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一种义务。为此,她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国外学者尽着这种“义务”。例如德国策勒市有一位研读中 光阴荏苒,转眼半个世纪已过。在政协成立50周年的时候,郁嘉玲曾经在《在政协这个大家庭》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民政协给各个界别的委员一种自信,使大家觉得人的一生中有一段政协委员的经历,实在是件值得回味的事,它将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留在我们各自的生命中。” 是的,对于郁嘉玲来说,参加人民政协的工作,已经成为她人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再过几天,就是2004年的10月,这意味着一个特殊的日子的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5周年,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而对于与共和国同龄的郁嘉玲来说,她和自己的祖国,也和人民政协度过了相同的岁月。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她十分动情地说道:“我和人民政协一起走过。虽然我所处的时代、我走过的道路跟我的祖辈和父辈有很大不同,我的才华也根本不能跟我爷爷相比,但是我们三代人对中华民族的心是一样的,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她的繁荣强盛尽着自己的力。” 我想,郁嘉玲的这番肺腑之言,不仅道出了她何以不畏人生曲折、执著努力的动力所在,而且也让我们明白了,她的祖父、我国现代文学家郁达夫何以受人钦佩缅怀的真正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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