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核心”的形成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傅连章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傅给他带来一只炖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在细雨绵绵的山区，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观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淡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争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人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

毛泽东用《水浒》的办法作战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人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象填北京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辩证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象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象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

通道会议：红军免遭覆灭

从于都河开始长征之时起，红军指挥部里就出现了缓慢而微妙的变化。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毛泽东越来越活跃起来了，他经常同王稼祥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谈话时表现出来关切甚至惊恐。很明显，由于伤亡实在太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周恩来是一个严守纪律、性情温和、有教养的共产党人。据人们所知，党的规定凡已形成决议的，他总是坚决执行，从未抵制过。然而，这时他似乎也对李德失去了耐心，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他对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一变化。

红军过了湘江进入山区之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

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匮乏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红军电台截获的情报表明，如果红军部队挥戈北上去同贺龙和肖克的部队会合，就要一路同20万或者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其中10万人已在湖南等候。虽然没有全面清查过人数，红军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减少到3万人左右，这是很危险的。包括非战斗人员，总数也超不过3万5千人。

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但是当部队到了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城时，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出席了。

人们通常说通道会议是12月11日举行的。根据周恩来夫人的回忆，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李德说，这次会议是领导军队的党的机构——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两年多以前，毛泽东曾被军委撤职，而现在，他又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立即起了主导作用。

讨论的问题是，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路线向北前进与贺龙会合。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红军长征的文字记载在行军途中很多都已失落。为减轻负担，他们不得不把宝贵的文件和器材烧毁或投入江河之中。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政治形势多变以及对中共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态度不断变化，至今还难以弄清长征中许多具体事实的细节。

尽管关于通道会议连一片纸也没留下(人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慢慢知道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但它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这就是他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在军事委员会上发言。他建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打算，改变路线，不向湘西北挺进，而挥师向西，然后向北，进入贵州。他认为到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的强大部队。

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朱德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议。周恩来、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后，博古也表示赞成。长期以来红军领导人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是毛泽东的建议了。不过，毛泽东向他们指出，采取别的办法几乎肯定会导致全军覆灭。

鲜为人知的黎平会议

红军在通道会议作出的改变行动路线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决定。说明了毛泽东等人“担架上的阴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李德说，在非正式的讨论中，中国人说话太快，他听起来困难。第二天，他要周恩来跟他详细说，周恩来显得不耐烦，说红军累了，需要休息，大概要到贵州才能休息。他从前同李德说话可从来没有这么生硬过。

12月12日下午，红军又踏上了征途，向黎平挺进。

12月18日晚，进黎平没几天就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在红军总部举行。那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都参加了。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大概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发言人都提高了嗓门。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李德。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他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提出红军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他强调指出，现在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有烟瘾成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据说，李德又提出，如果能把国民党部队引开，还是可以北进的。李德借口有病，未参加黎平会议。他在会前向周恩来概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红军避开贵阳，因为有情报说，国民党“七个半机械化师”正向贵阳集结。他极力主张红军渡过乌江，把遵义作为同蒋军作战的临时基地。李德的计划（据30年后的回忆）同毛泽东的计划分歧不大。博古作了一番争辩之后，会议接着便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红军决定向乌江挺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并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黎平至少对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红八军团的残部并入后卫五军团；取消“特别军团”，即大部分附属于中央纵队的后备队和后勤队伍，其士兵被派去补充减员严重的部队，包括三军团。

12月19日，向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了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两项决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各军团奉命作相应的配合。二军团、六军团向湘南挺进，意在牵制湘军对主力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要向四川出击，吸引川军向北，使其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此外还给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战的陈毅发去了通报。这个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

12月19日晨6时，红军按照新的指示开始行动。到20日，所有的部队均已离开黎平地区向乌江前进。他们的行动相当顺利，没有遇到多少抵抗。

黎平会议结束了，会议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得到了贯彻。没有迹象表明李德意识到他指挥中国革命军队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毛泽东也未必意识到他当时已赢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后来便一直掌权，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核心人员外，多年来无人知道曾经举行过黎平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