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庭

我国古代钱塘江口杭州“弄潮”之盛，至迟在唐代后期已经呈现。成书于元和八年（813）或九年（814）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钱塘县“浙江”（即钱塘江）条目下云：浙江“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长庆二年（822）至四年（824）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其《重题别东楼》诗中也有“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飐弄涛旗”之句，并注释云：“余杭风俗，每寒食雨后夜凉，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举旗“弄潮”，足见规模之盛。

唐代后期杭州“弄潮”之盛一直延续到宋代，尤其是南宋，“弄潮”之风更甚。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观潮》云：“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满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云：“吴儿善泅者数百，皆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不但弄潮儿人数众多，而且历时也长。据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舟船》记载：“惟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间，则有弄潮者，执旗执竿，狎戏波涛中，甚为奇观，天下独此有之。”《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还记载淳熙十年（1183）八月十八日太上皇高宗及孝宗在浙江亭观潮的盛况说：“自龙山已下，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西兴一带，亦皆抓缚幕次，彩绣照江，有如铺锦。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儿、留住等凡百余人，皆手持十幅彩旗，踏浪争雄，直到海门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戏、撮弄等，各呈伎艺。并有支赐。太上喜见颜色，曰：‘钱塘形胜，东南所无。’上起奏曰：‘钱塘江潮，亦天下所无有也。’太上宣谕侍宴官，令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进呈，太上以吴琚为第一，……两宫并有宣赐。至月上还内。”这是见诸记载的第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弄潮”比赛，参加选手百余人，僧儿、留住大约就是这次比赛的优胜者。

我于《中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一文中曾经说过，古代杭州湾钱塘江口所以能产生“弄潮”，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日、月、星辰尤其是月亮的运行，季风气候，以及钱塘江口喇叭形河口及其底部的庞大沙坎，即所谓“天时”、“地理”造就了举世罕见的钱塘江潮。而“弄潮”则仰仗于“人和”。“人和”既造就了一支“弄潮儿”队伍，也造就了一批痴迷的“弄潮”观众群。而无论是“弄潮儿”队伍，还是“弄潮”观众群的造就，都需要一个发达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为基础。杭州自隋开皇十一年（591）建州城以后，到了唐天宝元年（742）全州9县户口已达86258户，585963口，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誉其为“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又经过五代吴越国和北宋的发展，至南宋一跃而成为国都之所在。据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记载，咸淳四年（1268）杭州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432046口。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称之为“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了祭祀潮神的中心。“弄潮”健儿们当然期望在杭州钱塘江口一展身手。杭州由此而成为“弄潮”的中心，“弄潮”之风由此而盛。尽管北宋治平（1064-1067）中郡守蔡襄出于对生命的尊重，特撰《戒弄潮文》，提出“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熙宁（1068-1077）中，两浙察访使李承之再次“奏请禁止”弄潮。然终不能遏也。尤其是南宋政府，乃至皇帝的倡导，更使杭州“弄潮”达到了极盛。当然，江南运河的开通在杭州“弄潮”的兴盛当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交通能力作保障，“数百里士女”同在“江干上下十余里间”，同在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共观舟人渔子”“弄潮”，其人员的聚集和疏散，都是难以想象的（参见李志庭：《南宋杭州钱塘江 “弄潮”的兴盛》，杭州历史学会、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编《南宋都城杭州研究——纪念南宋定都临安870周年论文集》）。

杭州钱塘江口“弄潮”极盛于宋代，也衰在宋代。宋治平中郡守蔡襄《戒弄潮文》对“弄潮”的危险性说得非常言真意切：“厥有善泅之徒，竟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为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家之戒。”南宋时人也不乏微词。宋亡以后，世事迥异，而且毕竟“弄潮”危险性太大，所以盛况不再。明朝万历（1573-1620）以后，“弄潮”便鲜见记载，逐渐消失。

钱塘江口“弄潮”的衰落以至消失，应该与钱塘江河口的变化有关。杭州湾钱塘江河口历史上曾经历龛山、赭山间南大亹，赭山、河庄山间中小亹和河庄山以北北大亹（即今入海口）的由南而北的变迁。大致南宋以前，一直稳定在南大亹入海。经历了短暂的中小亹以后，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相对稳定于北大亹入海。伴随着河口的变迁，钱塘江水灾频生。自元初止于明末，就发了大水灾20次之多。溺死万人以上的水灾也屡见不鲜。明人朱淑贞《海上纪事》诗：“飓风拔木浪如山，振荡乾坤顷刻间，临海人家千万户，漂流不见一人还。”写的就是成化八年（1472）七月钱塘江的大水灾。钱塘江入海口的变迁必然导致钱塘江水文的变化，最是经验丰富的“舟人渔子”也需要一个重新的认识、重新熟悉钱塘江的过程；而噬人成千上万的钱塘江潮灾，不能不对人产生一种强大的震慑。上述种种，最终导致了钱塘江口“弄潮”的逐渐消失。

而钱塘江口“弄潮”的衰落，其历史的基因却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来。中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与今天世界上的冲浪运动有某种因缘。

冲浪运动，我国1999年版《辞海》解释是“滑水运动项目之一。运动员站立在冲浪板上借助海浪进行的运动。……运动员俯卧或跪在冲浪板上，用手划至适宜的海浪区，当海浪推动冲浪板滑动时，在浪峰前面乘势站起身，随海浪快速滑行。比赛按在规定时间内，运动员完成的冲浪数和质量，用20分制评分决定名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一种水上运动。运动员立于板上或直接踏水，靠奔向岸边的海浪托起浮于水面”进行冲浪的水上运动。接着又指出了冲浪运动的场所、冲浪运动员的种类及冲浪过程。

冲浪运动的场所：“深水处的巨大而平稳的海涌陡升，会形成层层竖立的浪头，当这种浪头冲到距岸边100~1000码的渐次倾斜的暗礁或沙滩时，最适宜于冲浪运动。如海底在靠近海滩处形成陡坡，就会使浪头更为汹涌，在这种情况下冲浪运动难度较大，更利于运动员大显身手。在像夏威夷的马卡哈这样的理想地点，浪头高达14英尺，冲浪起码可以延续到半英里的距离。”

冲浪运动员的种类有“立于板上或直接踏水”，即借助冲浪板和直接踏水两大种类。冲浪板有长板、腹板之分。此外，冲浪运动员还可着游泳脚蹼。冲浪运动员一般使用狭长的马力布板，亦可使用较短的腹板，甚至可以不用板而将两臂高举过头全身挺直进行冲浪。腹板冲浪运动员将板紧贴在胸部而用腿调整方向。不用板或使用腹板的运动员着游泳脚蹼以利于追逐浪头。

冲浪过程：“运动员先携带冲浪板逆浪而进，到达浪峰较陡之处，在一个浪头接近之时，伏在冲浪板上用力蹬水，迅速朝岸方向游泳，赶上浪头时，先跪起，继而立起，乘浪前进，直到靠近海滩浪头消失为止。”“长板冲浪运动员两臂高举过头，四肢摆动，利用身体重量控制速度和方向。”“优秀冲浪运动员斜向朝岸边行进以便提高速度并延长冲浪距离。”

比对《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古代钱塘江口不但“涛山浪屋”“虽长江大海无是也”，而且沙滩也非常广阔。东汉人王充《论衡》卷四《书虚篇》中所说：钱塘江“浅多沙石，激扬为濑”，“濑”也就是沙滩，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一《浙江》也说：“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属会稽），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潬（水中沙为潬），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盖以下有沙潬南北互之。”

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冲浪运动员有“立于板（即冲浪板）上或直接踏水”，冲浪板又有长板、短板、腹板等等相比较，古代钱塘江的“弄潮”似乎只有“踏水”一种。如《梦粱录》所谓“执旗泅水上”，《武林旧事》所谓“踏浪争雄”。又如苏东坡《瑞鹧鸪》词所谓“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十四《浙江》说得尤为明白：“濒江之人，好踏浪翻波，名曰弄潮。”我国古代有些人“踏水”水平很高。《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张顺，“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过他肚皮，淹着脐下。”（第三十八回）虽小说家言，也许真有这样的高人。而“弄潮”儿手中执旗，应该是为平衡身体，“控制速度和方向”。但未见有使用游泳脚蹼的记载。

关于“弄潮”的过程，《梦粱录》卷四《观潮》记载为弄潮儿执旗执竿“伺满潮出海门”，“浮潮头而戏弄”。《武林旧事》卷三《观潮》记载为“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都城纪胜·舟船》记载为“狎戏波涛中”。而观看弄潮者主要集中在浙江亭及龙山以下、对岸西兴一带。可以想见弄潮儿从海门开始，随着海浪向杭城方向的推进而一次又一次地弄潮，直到浙江亭、龙山、西兴一带，这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的冲浪过程也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也就是近现代人的冲浪运动。欧洲人对于冲浪运动的了解，大致以英国人詹姆斯·科克船长1788年在夏威夷群岛所看到的冲浪运动为最早。实际上，当詹姆斯·科克到达夏威夷的时候，冲浪运动在当地已经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运动，也就是说冲浪运动在夏威夷早已有之。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北部，居民以亚洲移民后裔和波利尼西亚人为主，其祖先与我国古代越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很可能就是随着越民族的迁徙而兴起的，其真正的发源地或在杭州湾钱塘江口。（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