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屋，杭州北山路97号，坐落在北山路与杨公堤交界的地方，它背靠乌石峰、正面对着杨公堤上的双桥，2005年被定为“杭州市级文保单位”。此楼造型独特，粗犷山石构筑，一排玻璃木窗朝向湖面，粉墙黛瓦隐于绿荫丛中，楼屋的式样中西合璧，充分体现了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西湖建筑形态，令每位过客驻足观赏。

　　上世纪50年代，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王驾吾先生到访，见屋前竹篱环绕，屋后翠竹簇拥，环境幽雅，便戏谑为“竹苑”。王教授是此屋建造者李升伯先生，也就是我外公的挚友，外公每次到杭，必邀驾吾诸生围炉恳谈。

民族实业家李升伯先生

　　我的外公李升伯先生（1896~1985）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实业家，早年追随张謇先生担任南通大生纱厂总经理（大生纱厂在20世纪前期是国内一家颇具规模的纺织厂，创办人张謇为前清状元）。外公任职大生纱厂后，不仅鼎力经营，锐意革新，令张謇在南通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纺织工业学校“诚孚纺织高级职员养成所”，后更名“南通诚孚纺织专科学校”（解放后称“上海华东纺织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是现今上海“东华大学”前身）。

　　抗战时期，外公在广西柳州筹办经纬纺机制造厂，当时规模不大，仅生产一些纺织机器配件，诸如罗拉、锭子等，供大西南地区数十万锭纱厂之需。同时，鉴于战局，他将南通诚孚纺校师生员工随同工厂一起迁至大后方的四川。抗战后期，外公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办公地研究、制定战后国家纺织工业恢复重建规划。

　　二战后，外公的事业达到巅峰，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总经理等职。返沪后，他调集数届诚孚纺校师生，延请纺织技术及经营管理专才，顺利接管日本在华纺织、印染厂，调集资金恢复生产，并将早在重庆制定的发展国家纺织工业的整套规划付诸实施。由此，他决定将柳州的经纬纺机制造厂迁至杭州拱宸桥，同时，策划在杭建立亚洲纺织机械制造及研发中心，委派我父亲龚文千到杭州负责筹措事宜。

在北山路造了一所房子

　　外公是浙江上虞人，年轻时就仰慕西湖山水。抗战胜利后，外公雄心勃勃准备在江浙工商业界大展拳脚，同时，也在想将西湖之畔作为晚年退隐之所。因此，外公一边调集人力、资金筹建拱宸桥的经纬纺机制造厂，一边筹措在湖畔北山路建造一所小楼。外公委托我父亲（父亲从国立艺专毕业后曾办过营造公司）与一位朋友负责设计图纸、营造等事宜。

　　此时，父亲艺专的老同学袁力丁先生也在杭州。于是，两人合作一起在现在的北山路，当时称为“岳坟街”的地方买了一块土地，开始建造这座屋子。

　　当杭州拱宸桥的经纬纺机厂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时,外公经常由沪到杭州来督察公司业务，虽然房子尚未完工，外公借住在附近的新新饭店，仍不忘前往正在建造中的小楼察看，他对于这座小楼充满了期待。

　　但是，这所房子并没有成为外公的退隐之所，倒成了我家的住所。解放后，尽管历次运动中父母受到不少冲击，但他们一直住在这座房子里。母亲是在这里过世的，父亲及家人一直住到现在。

为新中国立了大功

　　1948年，外公移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抗美援朝开始，西方国家准备对我国实行贸易禁运。此前，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在美国、瑞士订购的大批纺织母机设备（这批设备原准备放在杭州拱宸桥那块土地上的）等已在运输途中，机器运抵后，一部分存在菲律宾货栈，另一部分放在香港仓库中。那时，外公作为经纬纺机公司总经理掌控着那批机器设备。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先生亲自前往香港，说服外公将这批纺织母机运回国内，为解放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未久,台湾也派出代表，要求将这批纺织母机运到台湾。

　　在此形势下，外公抵制住各种压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这批巨型纺织母机赶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禁运生效前一刻抢运回大陆。外公曾对朋友谈起此事，他说，台湾不过弹丸之地，如此大型的纺织母机对于区区小岛起不了什么影响，而对经过多年战乱、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的百姓来说，所能起的作用就不同寻常了。

　　那批搁浅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成套制造纺织机器设备的母机终于在我舅舅李绍沆、姨夫蔡维邦先生协助下装运回国。机器运抵内地后，政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将这批纺织母机运至山西榆次，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家纺织机器厂——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该厂成为上世纪50年代国内最具规模的大型纺织机械厂，为新中国的纺织机械制造与纺织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陈维稷副部长为此亲自到香港会见了外公，极为感激地对他说：“李先生为新中国的纺织事业立了大功，政府非常感激先生的所作所为，不知道我们能为先生做点什么？”外公当时说道：“现在我衣食无愁，经济上无需帮助。”陈维稷又说：“那么，希望李先生能回到国内工作，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蓄势待发，正需要像李先生这样的工业专才来施展抱负，您如果回国工作的话，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外公想了想，说：“现在香港正开始发展工业，纺织业刚刚起步，我的另外二家厂，永生纺织公司、开源毛纺织厂正在筹划之中，恐怕一时难于脱身。不过，今后我会经常回来看看的，况且，我还有一个女儿在内地工作（即我的母亲李佩芸）。”

一则新闻使外公回国定居

　　1961年，外公全家从香港移居美国。1978年，时已83岁高龄的外公、外婆退休后居住在美国加州的一所公寓。一天，他在电视中忽然看到中新社的一则新闻，谈及50年代初他将经纬纺机厂机器抢救回国的事，以及那批机器对新中国纺织业的贡献，令他大为意外。他没有想到，事隔那么多年，中国政府还记得他当年的所作所为。

　　外公观看以后，不禁老泪纵横，感慨不已，便写信给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先生，一方面对政府不忘旧情表示感激，另一方面谈及自己与老伴年老多病，很是想念家乡与内地的女儿，渴望回国定居，后悔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回国工作。

　　“文革”后复职未久的陈副部长接到信后，当即通过中侨联回信，热忱欢迎外公回国参观或定居。1979年初，李升伯夫妇在中侨联的直接安排下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成为“文革”后首位归国定居的海外知名人士。

余晖亦灿烂

　　外公回国后，应上海市政府邀请，担任上海市纺织局技术顾问，积极建言服装工业和服装教育的发展。

　　在外公的努力下，促成了1982年在杭的浙江丝绸工学院率先成立国内第一个服装专业，以后，各地纺织院校也相继成立服装系、科。现在，我国服装工业已取得可喜发展，中国设计制作的服装已遍布全球。

　　1985年11月10日，外公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90岁。外公过世后，中新社、《中国纺织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香港《大公报》等都做了报道。

　　1987年9月19日，在上海石门二路外公捐赠给上海纺织学会的故居举行了李升伯铜牌揭幕仪式，上海市纺织局顾问顾毓泉、纺织研究院院长陈受之为铜牌揭幕。

　　外公回国居沪期间，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或亲属谈起，自己从年轻时就有移居杭州西湖之想，并且渴望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上虞驿亭看看。但是，鉴于当时“文革”动乱结束未久，国家百业待兴，加上外公、外婆老弱多病，终成憾事。而今，故人驾鹤去，旧事已烟散。但是，老屋仍在，著述犹存；长江前浪推后浪，我国的纺织业而今雄居全球，我们怎能忘掉先人的那份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