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腾飞篇

极大的信任

　　我这人的命，注定是劳碌不得安稳的。1994年9月，我在全省“双推双考”中竞争上岗省工商局常务副局长、局党组副书记（实质上是竞争上岗局长职位）。1995年4月，原局长年龄到杠退休后，我接任省工商局局长。这是浙江省第一个竞争上岗的厅局长。1996年8月10日，我当省局局长还不到一年半，工作干得正上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国富等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受省委委托，在西湖国宾馆找我谈话，宣布了省委决定我去台州市担任第一届市委中的第二任书记（第一任书记是黄兴国同志，任职一年多）。当时，赴台州市任职，既是省委对我的极大器重和信任，又是我个人面临的一场严峻挑战和一项艰巨任务。

历史沿革

　　台州市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是个地形特殊、历史悠久、经济尚不发达的人口大市。它北接宁波、绍兴，南连温州，西邻金华、丽水，东濒东海。台州地形大势由西向东倾斜，西为括苍山脉，西北为大雷山脉，北为天台山脉，南为雁荡山脉，东南部为浙江省第三大平原——温（岭）黄（岩）平原，东为大海。台州拥有9411平方公里陆域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海域面积，有海洋、丘陵、平原、山地、岛屿等各种地貌。当时有人口540万多，其中市区人口150万左右，是浙江省第三人口大市（温州第一，杭州第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瓯越部族在这里生息繁衍。秦始皇时设立回浦乡，西汉始元二年（前85年）设立回浦县。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年）置临海郡，唐武德四年（621年）称海州，次年改称台州，因境内天台山得名。台州历史上素有“荒蛮贬谪之地”之称。由于陆地交通非常不便，信息闭塞、民风刚毅，朝廷多将敢于直谏的官员贬送到台州，如唐朝就将骆宾王、郑虔等官员贬到台州。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以行政公署建制。1954年5月至1957年7月，1958年12月至1962年4月，曾两度撤销地区，所属各县分别划给宁波、温州管辖。至1994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台州地区，设立台州市。市治从具有1700多年州府历史的临海古城迁至新兴港口城市椒江（历史上称海门），将黄岩、椒江两个县级市改组为椒江、黄岩、路桥三个城区，并管辖玉环、天台、三门、仙居四县，代管临海、温岭两市。1994年9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1994]48号文件，撤销中共台州地委、地区纪委和黄岩、椒江市委，建立中共台州市委、市纪委及中共台州市椒江区、黄岩区和路桥区委。1994年11月19日，浙江省委又宣布建立台州市人大筹备小组、台州市政协筹备小组，并宣布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及新进市委常委领导班子成员名单，台州市第一届领导班子框架初步形成。1994年11月21日、29日以及12月19日，椒江、黄岩、路桥三区分别召开成立大会。至此，以椒、黄、路“金三角”三足鼎立的台州市新的行政框架正式确立。1995年1月5日至7日，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市政协筹备小组等市级领导班子及市级机关22个单位300多人首批搬迁至椒江区。1995年1月10日，台州市成立大会在椒江隆重举行。1995年5月23日至29日、及6月23日，市首届人代会、政协会议和党代会分别在椒江、黄岩区召开，选举产生了以黄兴国为书记的市委会、林希才为主任的市人大常委会、朱福初为市长的市政府、李成昌为主席的市政协领导班子。这样，台州市政权系统在法律和组织上正式确立，实现了台州历史上的一次战略性跨越。

转折时期

　　撤地设市本是件欢欣鼓舞的好事，可是由于台州在行政体制变动中涉及撤、迁、改等方面，引发了各种利益碰撞，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台州难以安宁：临海因市治南迁，人气南移而冷清起来，楼市从1000多元/平方米降到800元/平方米还是卖不出去，宾馆饭店也冷清了很多，本来经济尚不发达的临海古城更显得萧条，临海有人自嘲为“废都”。临海市希望地区机关南迁后能将在临海市区的空置房产移交给临海市，地区未答应，从而加深了对地区的埋怨。椒江虽成为市治所在区，但椒江人并没有因此而欢欣鼓舞。因为椒江改为区建制后没有市建制时那么有主动权，区政府实质上成为半级政府，椒江区机关受到的牵制多了；台州设立市经济开发区又要从椒江划走一块土地；加上人口流动一下子增大，使原本城市框架不大的港口小城更拥挤了，老百姓反映菜价都涨了。

　　矛盾最为突出的是黄岩。首先是心态上不平衡，现在的三个城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都曾属黄岩县的治理范围，海门（椒江）、路桥原是黄岩县的两个镇，而现在却成为与黄岩平起平坐的城区了。有1300多年历史的黄岩大县不但降为区，而且市治还设在椒江（海门），在原黄岩县范围内设市，市名却不叫当时名声很响的“黄岩”而要叫台州，这都大大冷落了黄岩，黄岩人的黄岩情结怎么也扭不过来。从改市设区开始，区人代会、政协会议不但没顺利地召开过，在第一次区人代会上，支持撤地设市的原黄岩市人大主任在改转区人大主任时还被罢免了，这对在黄岩工作的领导干部产生了心理震动；而以后台州市委又将黄岩区委书记朱贤良调整到市委当副秘书长（现任温州市委副书记）。从此黄岩领导干部在工作上处于下面群众顶、上级领导压的紧张状态，心理负担更重了。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明哲保身，干脆在上级领导面前一张脸，在黄岩群众面前是另一张脸，这给省、市委领导掌握实情带来了更大困难。

　　市级机关的同志由于机关南迁而离开了在临海相对优越稳定的工作、生活环境，离开了妻儿父母，来到椒江这块新兴的土地，开始艰辛的创业道路，也是困难重重、怨言不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四套班子南移椒江后，先借用海门（台州）海关的涉外大楼办公，市级机关大多是租房甚至租民房办公，有的局机关分成几个地方办公；当时四套班子及办公室人员包租了整个椒江区招待所——沧海饭店，市级机关干部大部分需租民房居住。由于市机关办公及人员居住分散，管理难度大、精力不集中、工作秩序也不正常。而此时的港澳、新加坡报纸又称“椒江是中国最大的红灯区”，这给本来家眷分离的机关干部的家庭带来了不安宁因素。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就在这严峻的时刻，上级又让台州市委书记黄兴国同志去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市长朱福初主持市委工作。这对台州这个刚刚南迁、百业待兴的新兴城市来说，市委领导力量削弱了。尽管省委、市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台州及黄岩的稳定问题，也派出了不少领导干部来关心解决台州及黄岩问题，但由于人们的思想情绪和利益格局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台州的稳定问题也就得不到根本解决。当时送我去赴任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国富同志，真诚地对我说：“你受命于台州艰难的转折时期”。在1997年台州市委的民主生活会上，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斯大孝在听取了市委成员思想交流后，也有这么一段话：当前的台州，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矛盾多、困难多、问题多、思想多，希望台州市委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合作、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把台州稳定放在突出位置。

　　我的前任书记黄兴国同志在与我交接时说：“台州撤地设市、南迁建市从长远来看是必要的。在我手上撤地设市，在你手上要易地建市，建比撤更难、任务更重，你们一定会干得更好。”

语重心长

　　我到台州市任职的消息传开后，省政府原秘书长汪曦光同志对我说：“老孙，这次你去我家乡台州工作是件艰难而辛苦的差使，但你应感到欣慰的是，我听说省委这次对台州市委书记人选高度重视，你是在十几个候选人中经反复比较选定下来的。”是啊！从1996年8月，周国富等同志找我宣布省委决定以后，李泽民书记、万学远省长、柴松岳、卢展工副书记等省领导一一找我作了临行前的谈话。李泽民书记在向我介绍了台州市级领导班子的干部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认识你，但我们接触不多，我不真正了解你。省里不少同志都介绍你在永康工作时，有把握复杂局面的能力，工作务实，能团结同志，顾全大局，所以，省委选定了你。”他还向我介绍了台州撤地设市、易地建市的全过程，并要求我：台州不管发生什么，国务院批准台州撤地设市的格局不能变，（1995年）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对台州问题的几点意见要坚决贯彻好，当务之要是做好台州及黄岩的稳定工作，只有把台州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搞上去，台州的撤地设市、易地建市才有说服力。万学远省长在鼓励我要多读点书的同时，将摘自《史记》中的：“子产治郑、民不能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条幅送我。万省长还特别强调，这条幅中的“民”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吏”。自古官府中吏民最难对付。万省长说对了，我到台州工作后，深深感受到，台州或黄岩一些群众闹情绪的背后，往往是“吏”在起作用。向市委和我发难的往往也是机关内的少数人。柴松岳副书记跟我谈话时说：“你在省工商局工作虽没几年，但干得不错。让我真正认识你这个人不简单，是那起杭州事件之后（注：这件事是指按中央文件规定下级工商部门任免局级领导干部前，先要征求上级工商部门的意见。1995年底，杭州市委在任命一位同志为市工商局副局长前，没有征求过省工商局意见。为此，全省工商系统反响强烈，给我这个上任不久的新局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我们反复权衡，就以省工商局名义给杭州市发了一个文：在这位同志任用的程序没有完成前，省局采取“四不”态度：不发工商服装，不发工商检查证，不到省里来参加工商会议，全省各地工商部门也不予接待。此文一出，惊动了省级机关，也惊动杭州市及全省），由此可以看出你是个柔中有刚、有魄力的人，所以相信你到台州后一定能干得好。”1996年9月9日一早，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国富同志与副部长郑松年、二处处长杨晓彤一起亲自送我到台州赴任。9月11日，浙江省委新到任的副书记王金山第一站就到台州来“认认门、认认人”了。这一切都使我深深地感到，我到台州市委任职是组织上对我极大的信任，并寄予了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