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土默热，蒙古族，学术生涯主攻明清史。对《红楼梦》的研究有独到见解且自成体系，已发表100万字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土默热红学》等著作。按照学术界对新学说以首创者名字命名的惯例，故称土默热红学。他自称是索隐派，认为《红楼梦》是抒发“明清改朝换代兴亡感叹的作品”，学术观点属非主流。今选用他《四大名著与杭州》一文，展现其小众的一家之言。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号称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如果再加上《金瓶梅》，似亦可称为五大名著，但四大名著提法已经约定俗成，还是沿袭旧说吧。这些古典名著代表了我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水平，对后世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致民族心理影响至巨。不知对四大名著感兴趣的朋友们是否曾注意到，这些古典名著的创作流传，都与我国六大古都之一、一座号称人间天堂的城市杭州，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这种古典文学名著在某一地域的高度聚集现象，殊堪文史学界研究者关注研究。

　　三国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流行颇早，宋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时演出的三国剧目已达30多种。元末明初时，罗贯中根据既有的戏曲、话本，综合各种民间演绎和传说，并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约1330年一1400年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杭州）。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而张士诚的盘踞地域就在江浙一带，因此学界多认为罗贯中系浙江杭州人 祖籍山西太原，《三国演义》的创作，与杭州的关系不言自明。

　　现存《水浒传》的完整刻本，最初是明嘉靖年间杭州容与堂刊印本，署名为“钱塘施耐庵的本”。嘉靖年间的《百川书志》记载，最早著录此书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生卒年不详。他的籍贯，一说是浙江杭州人，另一说江苏兴化人。近年来虽然学界多倾向于江苏兴化，但从《水浒传》中大量出现“蓼儿洼”、“西溪村”等与杭州有关的地名，书中的很多故事就发生在杭州，作者对杭州地名、风物、俚语极为精细、如数家珍，对宋元时期盛行于杭州瓦子、勾栏里的“说唱技艺”多所吸纳等方面看，断定施耐庵曾长期居住在杭州，《水浒传》是在杭州创作的，应属有据之论。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吴承恩虽然是江苏淮安山阳县人，但在他出任浙江长兴县丞时，曾长期寓居杭州吴山北麓，并写过不少赞美西湖风光的诗词，如《秋夕》：“絡緯啼金井，芙蓉斂石房。寒松靜生籟，仙桂妙聞香。竹火煎茶市，菱歌載酒航。人間秋夕好，第一是錢塘。”说明他与杭州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西游记》小说创作与杭州历史上的相关话本和小说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在杭州流传，当时杭州“瓦子”里已有艺人说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巴蕉扇》、《骊山老母》等，明代杭州洪楩编选的《清平山堂话本》里就有《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这些话本无疑对后来的《西游记》创作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

　　《红楼梦》与杭州的关系其实比其他名著更为密切。书中出现大量的“三生石畔”、“赤霞宫”、“大观楼”、“太虚幻境”、“六桥梅花”、“双悬日月”等词句，与杭州历史上的“三生石”、“赤霞刻石”、“大观台”、“太虚楼”、“孤山探梅”、“初阳台”等名称，显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笔者考证清初的杭州才子洪昇乃是《红楼梦》的初作者“石兄”，杭州洪顾钱黄“四大家族”兴衰、十二个蕉园女诗人结社、洪氏家族发生的“天伦之变”、《长生殿》文字狱案件以及康熙巡幸杭州西溪山庄（竹窗），构成了《红楼梦》作品的基本创作素材。主流红学界虽然至今仍坚持曹雪芹著书说，不肯承认《红楼梦》作者是洪昇，但也不得不承认《红楼梦》与杭州有着密切关系，不过他们用曹寅曾“游越五日”来为曹雪芹牵强解释罢了。

　　《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说来十分微妙。从明末起300多年间，《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王世贞化名一说，几乎成为学界公论，更由此衍生出王世贞著小说《金瓶梅传奇》为父报仇的故事。王世贞乃晚明文坛领袖，隆庆元年（1567）父冤平反后，曾任浙江布政使右参政（一说左参政），为杭州做了很多好事。近年来，学界关于“兰陵笑笑生”身份问题，又提出了李开先、贾三近等多种说法，但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由王世贞充当“制片人”、“导演”和“发行人”，由其门人蔡荣名“执笔”、“编剧”的“金学”新说。蔡荣名乃浙江台州黄岩人，字去疾，又字簸凡（簸藩）。曾多次到杭州考举人未中，于是放弃功名，进入幕府，纵情诗酒，笑傲王侯。《金瓶梅》是否蔡荣名在杭州入王世贞幕府时所作，容疑。

　　不仅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与杭州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明清两代大量出现的世情小说、艳情小说、西湖小说、运河小说，以及风靡全国的各类南戏和杂剧，也都与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如冯梦龙的《三言》中多杭州掌故，凌濛初的《两拍》故事多托名杭州，汤显祖的《牡丹亭》作于杭州乃是公论，李笠翁的诸多戏剧小说也是在杭州编撰的。《长生殿》的作者洪昇本身就是杭州人，我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就是洪昇的祖先洪楩编辑而成。《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身世与创作都与杭州关系密切，后来出现的大量关于济公、冯小青、毛人龙、白娘子、贾似道的小说戏曲，也多数是杭州人所为，如此等等。

　　这种古典文学名著在杭州一地高度聚集的现象，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首先，杭州作为我国人文荟萃的首善地区之一，自吴越雄起，历经香山玉局、南宋偏安，直至明清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宋明以来江南世族的长期繁盛，也为杭州文化抹上了一缕温柔富贵、诗礼簪缨的浓重色彩。其次，杭州作为我国久负盛名的人间天堂之一，“三西”（西湖西溪西泠）的软山碧水、桂子荷花，始终对那些得意文人与失意文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长期成为文人作家聚居的首选之地；美丽的山水与灵秀的人文交相辉映，造就出无数令人唏嘘感叹的故事，成为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

　　第三，除了以上客观原因外，独具特色的说书人传统，也是小说戏剧创作高度聚集于杭州的重要社会原因。从南宋起，杭州“说书人”这一行业便一直高度繁荣，这些男女“先儿”，长期活跃于民间，说三国，讲水浒，话西游，并随时随地把一些民间故事编成话本流行巷陌，构成了我国古典文学最大的素材来源基地。直到现在，“杭州评话”在老百姓中仍有着巨大市场，2006年以来杭州每年都要组织“百姓书场”，请来民间说书艺人，陆续开讲过《三国演义》、《精忠说岳》、《水浒传》、《说唐》等优秀历史剧目。据媒体报道：“每个人轮流说半个小时大书”，听众是人山人海，如醉如痴，“一天一餐饭不吃不要紧，但不来听书就会感到很难过。”据不完全统计，其听众已超过10万人次。

　　第四，历史上杭州出版业的畸形繁荣，也高度刺激和鼓励了小说戏剧创作的繁盛。历史上中国文人假清高，很少有人公开宣扬“著书都为稻梁谋”，但杭州人的生意经却历来十分精明，在全国最先构筑出版产业的，大概非杭州人莫属。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明末清初发生于杭州的“啸花轩现象”。啸花轩是明末清初杭州一家规模很大、也很赚钱的书坊，曾刊刻了《浓情快史》、《一片情》、《玉楼春》、《人中画》、《巫山艳史》、《情梦柝》、《杏花天》、《巫梦缘》、《醉春风》、《梧桐影》等一大批艳情小说，并聚集和培养了“龙邱白云道人”、“颖水无缘居士”、“蕙水安阳酒民”、“西山灌菊散人“、“古棠天放道人”、“曲水白云山人”、“檇李烟水散人”等一大批职业作家。这些符合文艺市场化的做法，和现代出版机构相比，似乎一点也不落后。

　　第五，以文学创作、出版和文艺演出谋生甚至致富，不能不说是杭州历史上小说戏剧创作高度繁荣的重要动因。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历史上为诸多清高文人所鄙视的“李渔现象”。李渔（1610－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他的一生不仅著述甚丰，创作了《肉蒲团》、《觉世名言十二楼》、《无声戏》、《连城壁》等小说和《凰求凤》、《玉搔头》、《笠翁十种曲》等戏剧，还有《闲情偶寄》这样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高产的作家之一，而且亲自开设书铺，编刻图籍，使“芥子园”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也最赚钱的综合出版发行社。李渔还亲自组织戏班子，到全国各地达官贵人家中巡回演出“打秋风”，收入也很丰厚。李渔的一生，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仅凭文化创作出版演出一途，也生活得相当滋润，就是现代文人也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