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的老师教书育人各有高招，这展现了他们的素质，另一方面，与进了南开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也有关系。伯苓先生对教师生活的关怀称得上无微不至。津南村的教职工住房有电灯、自来水，室内桌椅床柜橱以及厨房用具一应俱全。周末学校还放电影。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这样的待遇简直可以说是天堂了。令老师们珍惜不已。

　　我们学校图书馆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收藏的相当部分是社会名流捐赠的。图书馆拥有古今中外名著，还订了大量中文、英文报刊。比如：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日本读买新闻、大众科学、大众机械、读者文摘；中央日报、大公报、华北日报，东方评论、新中华、论语、文学季刊等等。

　　南开的话剧团、合唱团名气很大。早年，周恩来就是南开话剧团的活跃分子。毕业典礼时，各年级学生争相登台表演，吹拉弹唱各显身手。

　　为了支援前方抗战，学校组织我们积极参与“七·七献金”、“慰劳湘鄂抗战将士”、“献机（飞机）捐款”、“竞购战时公债”等募捐活动。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不惜倾家荡产献金救国，连叫花子都把乞讨来的铜板全部放进救国献金柜，那热血沸腾的场面铭记在我心里。

　　重庆南开中学是战时中国中等学校的一面旗帜。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威尔基、英国社会代表团、缅甸访华团等国际友人到重庆访问均来南开参观；1939年伯苓先生亲自陪同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南开演讲。马寅初、章乃器、曹禺、张恨水等民主人士、作家也都来过南开，给我们作演讲。

　　有资深教师为我们授业传道解惑，有知识的海洋图书馆，又有丰富多彩的文体、社会活动，所以，南开学生大多眼界开阔、志向高远。我一点不觉得读书苦。在南开中学读书的五年，正是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陪都人民沉浸在鲜血和恐怖之中的五年。我在战火中读书，又艰难又快乐。

　　1937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1月底至12月，南京的各级政府官员陆续到达重庆办公。随着政府西移，沿海江浙一带上千万民众以及工厂、学校、报社等机构也纷纷“衣冠西渡”。先后有一百万人口迁入重庆。1940年国民政府明令重庆为陪都。重庆成为抗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日军改变策略，把进攻重点、转向中国内地，妄图用“制空进攻战”来破坏大后方经济，瓦解政府、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重庆成了日军轰炸的首选目标。

　　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寇飞机空袭重庆达9513架次，投弹两万两千多枚。

　　在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逃警报成了家常便饭。有时轰炸连续好几天，有时警报刚刚解除，多声长声的警报又响了，敌机又飞来杀回马枪了。国军的空军很弱，防空炮兵也很弱，抵挡不住敌机的疯狂轰炸。

　　我们学校在附近山坳里挖了几个大防空洞，组织了一个防护队，警报来时来回巡逻，疏散学生离校，准备紧急救护。敌机来了，伯苓先生有时同我们一起坐在防空洞里。敌机飞走后，他走出洞外，坐在小藤椅上听防护队汇报。他一再叮嘱大家要小心，不可麻痹大意。他说房子是死的，炸毁了解可以重建，人是活的，死了不能复生。

　　有一天晚上敌机来了，老师带我们蹲在野外山谷里。防空探照灯打上去，敌机在夜空中闪着银光看得很清楚。我仰起头数：一、二、三……一共二百零一架！飞机扔下一串串炸弹，炸弹下落时“丝丝”作响，接着就听到轰隆隆的爆炸声，被炸的地方火光闪闪。

　　重庆是有名的雾都。重庆人都喜欢晴天盼望晴天。可是，大轰炸的那些年，我们怕晴天，天晴了，雾散了，意味着龟儿子（敌机）要来了。天一放晴，用不着警报，我们就把自以为最要紧的东西带在身上，只要警报一拉响，我们马上跑警报。敌机不停地狂轰滥炸，我们的课程却一点都不耽误。白天跑警报耽误的课，晚上自修课补上。跑警报时大家都带着书，在防空洞里互相背诵课文，效率很高。

　　1940年、1941年是敌机轰炸重庆最频繁最疯狂的两年。每年超过八十多次。市中心被炸得一塌糊涂，政府一方面抚恤伤亡人员，一方面动员市民疏散到乡下去。那段时间我母亲暂住小龙坎街上。一个星期天，我和二姐回到家里，敌机来了。母亲赶紧带我们爬到龙坎山上。小龙坎有很多文化机关，包括中央电台。敌机对小龙坎狂扔炸弹。我们一家人趴在山旮旯里，炸弹在我们身边一个挨一个炸过去。炸弹爆炸时，地动山摇、震耳欲聋，山石泥土被炸翻，雨点般地散落在我们身上，石头块在我脑袋上掠过。有一个燃烧弹在离我们十几米的地方爆炸，喷出火焰，我们周围没有树也没有草，火没能烧过来。真险啊。

　　南开中学三次被敌机炸弹投中。最惨烈的一次是1941年8月。三十多枚巨型炸弹投中南开，一部分校舍被炸毁、震塌。警报一解除，重庆市市长和夫人就赶到南开中学慰问。

　　此时正是暑假期间，第二天就要进行新生招考。市长问伯苓先生，招生是否延期？

　　伯苓先生回答：明天照常进行！

　　伯苓先生的刚毅坚决，使在场人员深为感动。

　　那时候，我们学生的伙食一直保持有米饭有面食、有蔬菜有荤菜有汤。伯苓先生说，要维持几千师生的生活，这是比躲避日机轰炸更大的难题。战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可想而知，在敌机大轰炸中。伯苓先生与他的同仁维持全校师生的吃喝真是耗尽心血啊！

　　敌机的大轰炸炸不毁我们的意志，忧患使我们早早成熟起来。我的同学读书认真刻苦，彼此真诚友爱。家庭有背景的同学多数严以律已从不炫耀。从学校到重庆市里有三十多里路，南开学生少有用小车接送的。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和二姐一起走到小龙坎等公交车。公交车少，回重庆市里的学生很多，往往挤不上。我和二姐便一步一步走着回家，到家天全黑了。有时天下雨，我俩踩着泥泞走啊走的，到家成了泥猴子。那时大家都这样，一点不觉得苦。

　　有一次父亲到重庆办事，长时间没和家人见面，他想孩子了，跑到南开来看我们。我和二姐见父亲来了，非常高兴。二姐连跑带跳地奔来，扬起的手打落了几片树叶。父亲当即喝令她站住，训斥一顿。有这样严厉的父亲，我怎敢张扬！

　　南开中学是重庆最热门的学校。每年招生报考人数都高于招生数的几倍、十几倍。有人说南开是贵族学校。依据是冯玉祥的子女，政府中一些部长、省主席的子女都在南开。为此，学校教务主任喻传鉴先生驳斥道：“抗战把冯先生抗成贵族了。冯先生是否为贵族？极少数学生亦可称为‘达官贵人的少爷小姐’。但学生入学凭成绩，不论门第。倘成绩够标准，自不能因为他们来自富家巨室，而剥夺其入学之权力”。确实，南开有教无类，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南开学生的家庭有富的，有穷的。家境清寒的学生，学校给予免学费，还给学习成绩优秀者提供奖学金。南开中学是私立学校，教育设施先进完备，教学质量高，收费却与国立中学差不多。

　　重庆南开中学经费一部分来自教育部的补助、奖励，更多的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伯苓先生募捐的故事是很多的。战前，张学良将军拜访津门名人，司机几经寻找才在一条陋巷中找到了伯苓先生的家。看到大名鼎鼎的伯苓先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居室简陋、环境喧闹，张学良由衷感叹，当即捐献二十万资助南开大学东北研究基金会。有一次伯苓先生在火车上遇到一位电灯公司的老板，交谈甚欢。老板深受伯苓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的感染，当即倾囊相助，捐一千元。

　　伯苓先生奉行“私立非私有”的原则，学校所得捐款收入、用途全部公开，帐目放在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查看。伯苓先生出门办事一向坐三等车，住臭虫造反的便宜旅馆。那时南开教授、教师的工资最高达300元，而他这个校长的工资却只有100元。伯苓先生经手千万笔捐款自己分毫不沾，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

　　1942年，我高中毕业被保送交通大学。交通大学远在贵州。去还是不去，我正在犹豫。恰巧这时，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国立大学联合招生，考场设在南开中学。那时，南开学生考大学颇有点所向无敌的傲气，觉得考大学是指那打那，我也以为自己用不着保送，便报考武汉大学。选择武汉大学是因为它在四川乐山，比较近。西南联大、浙江大学远在云南、贵州。中央大学虽然也在四川，我大哥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我不愿与他重复。

　　考进武汉大学，我一去就吃了一个学期八宝饭——米饭里有糠有砂有玻璃有石灰有老鼠屎——没有菜，连酱油汤都没有。我是战区流亡学生，享受战区学生甲等贷金，不交学费不交伙食费，书本可以向图书馆借用。我和同学住在破旧的民房里，在文庙上课。当时邮路中断，我与家里断了联系，身上没有一文钱。我在当地报社找了份兼职记者的工作，半工半读地熬着，生活苦得不得了。此时我才体会到南开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

　　1943年冬，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候。部队伤亡大，急需补充，但兵源枯竭。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口号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四川青年学子报名当兵很踊跃，包括高官的儿子。如四川省主席张群的儿子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就报名当兵。我认为人品的高低就在此时验证，毅然参军。当了一年兵，抗战胜利了，我回武汉大学继续读书完成学业。

　　1947年，家父病逝。我家从南京搬到杭州。解放后，我杭州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以郑新亭、周孝若、叶瑛先生为榜样投身教育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却挨了批斗、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

　　2002年南开1942级生相聚重庆。我的老同学不远万里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赶来，从台湾、香港等地赶来，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赶来，参加重庆南开42级生六十周年钻石聚会。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老太太欢聚一堂，穿过时光隧道回到六十年前，真是感慨万分。

　　再回首，在大轰炸中读“南开”是我们最难忘最珍贵的经历。

　　能亲聆世上少有的伟大教育家张伯苓公的教诲，在他的关注下成长，是我们南开42级生共同的荣耀和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