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100年，把时间定位在1911年10月10日，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上午11点钟，蒋抑卮( 1875-1940)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分行)的董事室，收到上海电报总局发来的消息，说“湖北民军于昨夜12点半在武昌起义，总督瑞澂不知下落”。蒋抑卮当即决定电告杭州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又电讯汉口浙江兴业银行(分行）的资产负债确数。

　　10月11日，蒋抑卮召集寓沪浙兴董事们，有蒋孟蘋、王达甫诸先生和分行经理樊时勋等，商讨救汉行办法。当时，浙江兴业银行全行(杭州、上海、汉口三地)资产负债相抵，还需要准备现银135万元，才能应付时局之变，由于事出汉口分行，董事们一致同意“救汉行，也就是救全行”。决议立即电告汉行经理盛竹书“将启运10万元现银去汉口应急”。

　　哪知道消息传来，10月12日夜，汉口华景街和汉阳大火，社会秩序大乱，人心浮动，纷纷出逃。

　　10月13日，汉口各银行、钱庄均不得不先后停业。汉口浙兴也只能“暂告休业”。消息传到杭州，哪知道浙江劝业道署科员某君误传“汉口浙江兴业银行倒闭了!”谣言不胫而走，杭州百姓顿起恐慌，纷纷来到保佑坊惠民巷口杭州浙兴总行营业大厅，要求兑钞提存。

　　当时杭州浙兴总行发行的钞票约60万元，活期存款约50万元，各种票据约30万元，而库存现银仅30余万元。总经理沈新三只好电上海蒋抑卮告急。蒋乃以“救汉行之道，以救杭总行”，再次拍板“立即启运现银10万元去杭州”。一方面电告沈新三要求将10月14日到期的存放在同业的款项(估计约50万元左右)，不论现水多寡，全部贴回以应急。同时又电告其父蒋海筹，出蒋广昌绸庄的库银，用担挑去浙江兴业银行，招摇过市，以求稳定人心于万一。谁知道10月14、15两天，浙兴杭州总行兑出的现银竟达70余万元，库存即将告罄。在沈新三的努力下，多方求援，得金润泉、陈仲恕、项兰生诸先生的协助，从大清银行浙江分行和两浙盐运使署借到巨款35万元。到10月18日，杭州总行所有发行的钞票、活期存款几乎全部兑尽;当时有的客户手持未到期的定期存款也前来告急兑现者，都得到通融照付;剩下的票据大多属于浙江铁路公司名下，征得同意可暂缓支现。所以说，从辛亥革命第一天起，杭州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始终保持整天营业，门前赶来挤兑的人群一般都是匆匆地来，含着笑脸满意地散去。

　　当时汉口避乱去上海的百姓，手中往往持有印着“汉口”字样的浙兴钞票，纷纷要求上海浙兴分行兑现。蒋抑卮为了顾全银行信誉，同意照数尽兑。这时沪行资产负债相抵，不足之数近85万余元，虽经在沪董事们的多方奔走，筹措接济，然相差仍远。

　　风云剧变，湖南民军接踵而起，清政府重兵南下，沪上百姓人心惶惶，金融界更是岌岌不可终日。10月末一天，早晨6点多钟，上海信成银行有人随同某银行负责人，一齐来见蒋抑卮，要求浙兴上海分行与他们同时暂告休止，蒋抑卮当即婉辞相劝：“银行必须维持营业，才能取信于市，这是我们金融界立足之本。”9点钟，上海捕房来询:浙兴是否照常营业，要是，则将增派捕警前来维持秩序。蒋抑卮公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地说“照常营业！”。其实分行当时的库存仅3万余元现银，照常营业，势所不能，蒋乃出私产以济。同时请袁海观先生协助，从外商银行那里借得巨款，以防意外。那几天柜台前的喧嚣拥挤，不堪名状，蒋抑卮于是和樊经理商议:门外顾客，每次进6人，兑毕由后门出，再进6人。自早到晚，秩序井然。

　　11月5日(旧历辛亥年九月十四日)浙江光复。汤寿潜被推任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上海浙兴分行得知这一消息，乃委托蒋抑卮求援于汤。汤先生和蒋家有姻亲之谊，当年汤先生筹划浙江铁路公司，得到蒋抑卮帮助，创办浙江兴业银行，为资金运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今浙兴有了困难，汤先生自当相助。其时，江浙联军出兵攻打南京，要用银元发饷，汤乃下令将浙江省的藩库、运使库、粮道库存银，全部由浙江兴业银行杭州总行代为转运去上海，银元一到，浙兴上海分行门口等待挤兑的人群，当即纷纷散去。

　　至此，浙兴杭、沪、汉口三行面临的挤兑风潮彻底平息。当时三行的定期存款尚有140余万元，有浙江三库现银作后盾，自可确保无虞。而沪行樊时勋凭着丰富的阅历，预计“洋厘”(指外汇利率)必涨，乃买进一个月的外汇期货100万元，7钱4分买进，8钱出关，仅此一举，浙兴到年底反而获利不少。

　　辛亥鼎革，银行钱庄倒闭的不少，上海信成银行、大通银行等均属其列。而浙江兴业银行奋力应变，得以在这场大风暴中顺利度过，从此信誉鹊起，同行称羡。

　　浙江兴业银行如何能在如此巨大的历史风云中安然度过，蒋抑卮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这主要得力于浙兴总行总经理沈新三先生，沪行经理樊时勋诸先生，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擘画于室，奔走于外;又得汤寿潜先生调三库之银鼎力支持，更是机缘巧合，难得之极。”话虽说得轻松平常，但其间艰辛大概只有蒋自己知道了。蒋抑卮后来也曾追述说：“鄙人自湖北民军起事后，每晨六、七点钟即到行，至夜间十二点钟，将是日营业情况，筹款计划及各方面军事消息，报告杭州(总行)总经理沈新三先生后，方回家休息，直到九月十九日(旧历)浙江光复(以后）为止。徼天之幸，鄙人始告无罪也。”这才是实情。

　　至于蒋抑卮之所以不避风险力支危局，是因为银行之信誉乃其立世之本。当时浙江兴业银行仍以浙江铁路公司为主要服务对象，一旦停业，人心懈怠，将无以对两浙父老;当然，蒋家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股资大户，私存顾虑，在所难免。其机间不容发，处置稍有不当，即有全盘倾覆之虞。29年后，即1940年12月29日，叶揆初( 1874-1949，浙兴董事长)在蒋抑卮追悼会致辞说：“漫天风浪，最险之一日，终得安渡，苟非抑卮先生之毅力热忱，则本行当无复有今日之盛况……而先生口述于(兴业)邮乘者，固功不及己也。”这也是确评。（作者系蒋抑卮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