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已从“疯狂”回归正道

　　司马一民：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文学很火，我也算半个文学青年，读过很多作品，也写过一些。现在回头看，是那个时候的潮流将年轻人卷进了文学，单调的文化生活在客观上助力文学。现在文化生活丰富了，各种形式、各种题材的文化产品太多，连电视都不可能做到一枝独秀，像当年电视剧《渴望》一样万人空巷，现在基本做不到了。您怎么看？

　　吴玄：现在的文学创作也一样，作品出来以后不可能集中度这么高，关注度这么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一部分人是在始终关注的。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的渐渐“冷落”恰恰说明了社会在进步，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选择余地更多了。

　　司马一民：从世界范围看，文学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吴玄：现在文学在全球都不那么热，可能欧洲稍微好点，特别是法国文学水准比较高，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文学杂志在全球都是小众的艺术。经典的著作每年都有一定的销量，但当下作家的作品基本销量都不高。

　　司马一民：这是不是说文学到了一个转型期？

　　吴玄：我觉得不存在转型期的说法。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疯狂”是不正常，是过热的。文学最主要的功能不是用来反映现实。80年代文学是当做新闻来做的，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其实大家关注的是现实而不是文学。当文学走上常态以后，像国外的文学，其实关注的不是当下的东西，而是普遍存在的东西，不会去关注具体的个案，如果每个具体的事件都成为文学，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中国人更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与自身相关或者类似的人物、事件等。

　　司马一民：我们现在文学作品中关注人内心世界的东西多不多？

　　吴玄：也不多，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个先锋运动，这个是关注人内心的，关注人的存在本身的，但它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结束了。现在大部分作者只吸收先锋文学的写作技巧，对于先锋文学精神的继承是比较少的，很难找到一个作家继承了当时的文学传统。现在很多作者把目光都转向了市场。他们臆想中的读者喜欢看什么就写什么，但作品出来以后是很不成功的。不少作者转为写通俗小说，像《后宫》、《盗墓笔记》啊，这些都是杭州产的通俗小说，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但要说纯文学，在杭州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没有，在文学上被公认的作品也基本没有。

　　司马一民：形成这样局面是不是因为现代人的“浮躁”？

　　吴玄：这可能关系不大。中国大众的文学水准普遍不高，就通俗小说来说和国外比水准也相差很多。外国100年前通俗小说就很成熟了，而我们才刚开始，我们现在很多作者都没有文学准备，国外的作者是经过很长的文学准备的。他们虽然话题是通俗的，但是从写作技术看是做得很到位的。而中国的一些通俗小说的语言就专业人士来看，真是看不下去，但在国外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中国大家要求不高，因为中国人普遍的文化水准不太高，所以说当下最流行的东西肯定不是最好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好的东西也吸引不了很多人去关注。

　　《西湖》推出了百余位文学新锐

　　司马一民：要沉淀下来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很多艺术家百年以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他的作品的价值。《西湖》杂志会通过一些方式培养新的文学青年吗？

　　吴玄：我们的《西湖》杂志，就是一份推出文学新人的杂志，要在杭州找几个写小说的文学新人是蛮难找的，市区里很少，反而县里写的人多点，我们比较难得找到值得帮助的作者。像我们去年关注嘉兴的一个作者群，嘉兴地区也很重视的。我们开研讨会，了解以后发现这些作者的成长势头都比较好。今年关注绍兴的一些文学新人，这些新人都埋没在县里面，我们是想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如果没有人推举，他们可能就一直埋没在那里，我们将他们的作品发表一下，他们就来劲了，说不定将来就成了一个文学大家了。

　　司马一民：培育文学新锐，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做得很辛苦吧？

　　吴玄：我们愿意这么做也就不觉得辛苦了。《西湖》把目光集中在了新锐身上，打出了“新锐出发的地方”的广告语，这也就是我们《西湖》的办刊方向。各种各样的新锐们，都可以从这儿出发，《西湖》并不刻意追求某种风格和流派。像我们这本杂志在全国文学界口碑是比较好的，文学青年要想走上文学道路，《西湖》这本杂志是个很好的平台，不仅仅是地方文学新锐的平台，也是全国文学新锐的平台，外地的作家也很看重。

　　《西湖》打头的栏目就叫“新锐”，每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推出一位新锐作者，同时发表三个短篇（或一个中篇一个短篇），一篇创作谈，一篇评论，以及照片和简介，这么隆重地推介新锐，在全国众多的刊物中，应该说是不多的，而且效果是不错的。《西湖》的新锐栏目引起了文坛的重视，北大刊评也将《西湖》列入了他们的点评范围。七年来，《西湖》推出的“新锐”将近有100人吧，现在，这些人中有的已经是当下重要的作家了。

　　司马一民：这样对一个文学新人的成长是很有利的啊！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应该这样做。

　　吴玄：我们能为新人刚出发时提供一点动力，并希望他们很快能引起《收获》、《人民文学》等更大刊物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为这些大刊提供作者。为了扩大新人的影响，我们特邀了程永新、洪治纲等16名专家作为“新锐”栏目的点评人，对新锐作者进行专门的作品点评。从2007年开始，我们还每两年举办一次“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

　　司马一民：《西湖》发的作品里面杭州本土的占得多吗？

　　吴玄：平均下来一年里至少安排2个，我讲的是小说，那专栏的话，每年都有一个杭州本土的专栏作家开专栏。杭州比较重要的作家，我们每年都会开专栏，而且这些专栏都和杭州的地方文化有关的，体现地方性。

　　从传统上来说，杭州就是个文学中心，从宋朝开始一直是文学中心之一。如果我们把文学的平台搞好，不断有新的作者涌现出来，将来肯定会再次成为文学中心，这也是在为中国培养文学新人。

委员名片

　　吴玄，《西湖》杂志副主编，第九届杭州市政协委员。

　　吴玄是温州人，温州是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的发祥地。温州人因善于做生意，所以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而吴玄则自称是一个“穷人”，搞的是文学创作，做的是精神产品。他曾在《收获》、《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玄白》、《西地》、《发廊》、《虚构的时代》、《谁的身体》、《像我一样没用》等。曾出版小说集《谁的身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像我一样没用》（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熟悉吴玄的朋友说：正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吴玄当年放弃了在温州的职业，来到北大读书。在北大的两年多时间里，吴玄租住在北大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除了上课，他几乎不出那间地下室，什么时候打电话他都在。唯一叫朋友们郁闷的是，白天他接电话时语调极慢。后来才明白他睡反了，夜里读书、写文章，白天蒙头大睡。电话铃响好几遍才能听到他半梦半醒、语无伦次的声音。也就是在他读书期间，很多大型文学期刊相继刊发了他的不少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不仅引来了读者的喜欢，也引起了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在京城做“北漂”，吴玄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精神生活是富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