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的主体是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的组织或成员。从理论上讲，这些社会精英大多知识渊博，身兼要职，出口成章，这是政协反映社情民意的资源优势。但从现实看，理想和客观事实仍存在差距。社情民意作为内部资料，要抓住读者眼球，引起领导高度关注，从采撷到编辑，最后行文上报，均需要经过深思熟虑，这就引申出一个“政协反映社情民意的思维模式”问题。笔者根据本人的工作实践，对此作一些思考和探索。

思维定式：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社情民意作为来自社会各界的信息，除了客观真实以外，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如何报用什么标题报？都与从事这项工作同志的思维模式息息相关。思维模式即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观念陈旧保守，思维方式单一僵化，就可能在日常工作中对各种信息资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实际情况看，人民政协从来不缺信息材料，往往欠缺的是创新思维模式。而人的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往往就会成为分析、认识和评价客观事物的思考惯性，即分析问题的时候，常常会沿着一个方向滑行，难以突破习惯思维的框架，心理学家称之为“思维定式”。“思维定式”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前者可以使我们利用经验积累、轻车熟路地处理各种信息素材。但是，如果在这个思维框架下习以为常了，其消极影响也会逐步显示出来，比如思路狭窄、难从表象后面挖掘深刻含义、无法举一反三地从本质上发现问题等，就会使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在浩瀚繁杂的材料中流失，与之失之交臂。

　　长期以来，人民政协机关与其他机关一样，对工作人员习惯于“机关公文知识”的带教传授，很少重视思维方式的训练培养，使不少机关文字工作者形成了“萧规曹随”，“只知前辈规定这样做，不知也不敢适应社会去创新”。因此，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要想有所创新突破，要想在众多的信息材料堆中脱颖而出，让日理万机的领导能够迅速掌握他们亟需关注的信息，提高上报材料的阅批率，就应当有意识地加强政协工作者尤其是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人员的思维方式训练。这恐怕是当前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种思维模式：统摄思维、发散思维和逆向思维

　　从事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需要掌握哪些特殊、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呢？笔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思维模式，即统摄思维、发散思维和逆向思维。

　　（一）统摄思维

　　统摄思维，国外学者将其称为“辐合思维”或“收敛思维”，这是一种驾驭、吸收并集聚各种信息的思维方式。对收集编写政协社情民意的工作者来说，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即意味着要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集中分析和归纳整理，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信息的价值做出正确概括和发现。所谓“统”，就是把各种信息集中起来，进行分门别类整理，使原本零碎杂乱的文字，编辑成条理分明、相互有机联系和脉络清晰的材料。换言之，将看似无用、松散的“乌合之众”，变为队列整齐的“生力军”。所谓“摄”，就是摄取相关重要信息为我所用，其方式有两种，一为“同中观异”，另一为“异中观同”，均是运用不同视角反映事物的本质，有殊途同归的意思。

　　根据上述原理，我们来看看反映社情民意中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会得出怎样结果：

　　a．交通拥堵、乱倾倒垃圾、粪池满溢、马路乱设摊、违章搭建、违规停车……这些反映常常见诸于各种上报信息材料，如果我们有心将其分门别类，进行归纳分析，就会发现其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管理中存在的机制缺陷。

　　b．医患矛盾严重、有害有毒食品泛滥、动拆迁难、交通事故频发……这些看似难以放在一起叙述的社会问题，如果运用“异中观同”，就可从诸多不同案例中发现相同的东西，即折射出“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的核心问题；同样在物价攀升、房价失控等涉及经济领域的社会现象中，也可将看上去互不相干的事物统摄于一体，即反映出我们经济领域中的“宏观失控”问题。

　　c．专家学者发明创造、科学领域成果、学术理论等等，这些往往凝聚了研究者毕生精力，如果我们上报此类信息，全部套用他们的理论术语，会让人感到生涩难懂，况且我们也不可能连篇累牍套用他们的直接研究成果，这就需要我们熟练运用统摄思维，设法将其变通为浅易简明的一目了然文字。

　　总之，在一些零碎的信息、老生常谈的意见、司空见惯的反映面前，如果单纯分散看，似乎没有很大的上报价值，但是一经综合分析，往往就会发现重要信息隐藏其中。

　　（二）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就是以一个目标或一个事物为中心，把思路向四面扩散，沿着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发散思维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不满足于已有的事物成果，力图向新的领域探索，想方设法寻找更好的答案。我们在运用发散思维时，还应注意把握其流通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三个环节。其中变通性是关键，它是独特性的前提，又是思维流畅的必要条件。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变通性，仅沿着一个方向发散，其思考量总归有限，到了一定程度思维流畅就难以为继，只有通过变通，思维才能向多方向发展，我们的思路就能进入豁然开朗的新天地，就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曾经有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反映，他购买的一件NIKE针织衫上印有英文字母，翻译成中文即“武力、暴力、军力”意思，再加上两袖分别印有“19”、“89”，他认为这件事会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这个信息就如此简单，笔者经过思维发散，认为该事件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a．时值春夏之交敏感时期，NIKE公司推出这样一件文化衫用意何在？

　　b．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这件文化衫欲向世人说什么？

　　c．一旦社会公众人士穿这样衣服出现在公共场合，会造成何影响？

　　d．类似这样的“脏话文化衫”、“带政治色彩文化衫”，是如何进入销售市场的？

　　e．在弘扬和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时，对于这些外来糟粕文化如何抵制？

　　f．这类事情发生后由谁来管理？今后谁来把关？

　　这篇信息在征得反映者同意后，增加了上述内容篇幅，既点穿了境外设计者煞费苦心的不良用意，也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份量倾刻加重，有关领导阅后很快作了“严肃处理”的批示。

　　发散性思维对政协反映社情民意来说，它不仅可以将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乃至千家万户，它最大益处是将已有的单调、似乎无用的信息变为有价值的信息，使你收集的大量信息不会在你手中衰减甚至湮没，反而还可以从别人反映的问题中去思考出现的新问题，当你埋头书案提笔时就会思路大开、左右逢源，乃至会产生“有写不完社情民意”之感。

　　（三）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通俗一点说，就是“事情倒过来想一想”。从相反的方向或角度来思考，从而发现人家没有注意到的事物，或者用人家所不曾采用过的形式来反映情况，往往可以在苦思冥想之中找到一个“出奇制胜”之道。逆向思维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换质逆向、换位逆向和对立面归纳。

　　换质逆向，就是把别人曾经反映过的主题变换一下，成为性质相反的主题内容。在收集上报有些原本主题已经不新颖的题材时，采用这种换质逆向思维往往可以找到新的、更深刻的反映内容。比如2009年国际金融风波带来的危机高峰刚过，中国经济面临复苏起步，我们收到不少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救助企业的意见建议，一时类似这方面的材料比比皆是，但笔者并没有人云我云，而是通过逆向思维选择上报了一条《要防止有些企业死在“太阳刚升起时候”》材料，反映有些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因为减产或停产管理一度放任松懈，对经济复苏没有做好预期准备，如对市场预测、人才和资金储备、职工培训跟不上等，因此一旦经济复苏市场出现大量需求时，这些企业反倒手忙脚乱生存无力，反而死在“黎明之前”。这篇情况反映带来深度思考：政府在扶助企业时候，要提醒企业时刻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产生盲目依赖性，企业发展前景终归要靠自己。

　　换位逆向，顾名思义就是换位，设身处地从当事人或事物本身的角度来反映情况，这样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反映情况，拓展视野，让人们思想认识产生共鸣。上海体育学院主楼原是旧上海“国民政府上海市办公楼”，该楼前曾有一座孙中山铜像，“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沦陷后，此像被日军推倒销毁。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年年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在该楼前恢复重建孙中山铜像，但终因该想法与我国《文物法》有关规定内容相悖（如不可移动文物全部毁坏应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而无法如愿。2009年我们再次反映上述内容时，采取了换位逆向思维：即孙中山先生是国共两党公认的“中国革命先驱”，从台湾国民党重新掌握政权不久，两岸关系重现合作，特别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大量台湾游客来沪要求拜谒“孙中山铜像”角度，再次呼吁在原址“恢复重建孙中山铜像”。结果这篇情况反映经市、区两级领导批示，作为“特事特办”于当年批准落实恢复重建。

　　换位思考不仅打开反映问题的思路，还会使反映的问题更全面、更得人心。笔者曾经反映过一篇《建议本市适当扩大“穷人参政”比例》内参。这里的“穷人”是指本市失业下岗和低保人员，也包括一部分无沪籍外来人员。我们设身处地站在这些人员角度，建议在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比例中，适当增加他们参与率，或者在每年市、区“两会”期间，增加这部分人员列席会议名额。换位思考将反映问题的视角转向普通百姓后，政府就能直接倾听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声，有利于政府和民众加强沟通理解。如笔者曾经上报过《街头卡拉OK折射出普通百姓的无奈》、《大桥下居民动迁梦想何时能实现》，前者反映了普通工薪阶层面对昂贵高档文化娱乐场所无能力消费的窘况，后者则反映了杨浦大桥建成后，桥下棚户区居民急切渴望动迁达20年的愿望。这些材料最后都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

　　对立面归纳。如果前两种思维都是指在同一类型事物上进行逆向思维，对立面归纳则是指在对立事物和事件中，找出共同本质特征或功能，使我们在反映情况时摆脱“山穷水尽疑无路”困境，提供新的发现。

　　笔者曾经反映一篇《在沪30万台湾常住人员融入不进城市主流》材料，就是当人们满足于大量台商、文化娱乐界人士在上海投资或者办实体，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时，冷静地运用“倒过来寻思一番”思维，结果有新发现：一是在沪台湾常住人员所在居委会，因他们无上海户口，难以将其作为管理对象，其中台籍女性嫁给上海男士后欲公开竞聘居委干部，尽管条件优越但仍被婉言谢绝。二是几十万台湾同胞集聚上海，时至今日，上海市仍无专门报刊、门户网站供他们使用，对台宣传和他们的呼声反映均无法双向沟通。三是上海台联会群众团体竟然至今仍讲“血统论”，即只有台湾籍出生人士方能参加，现台湾来沪人员和其家属反而不能加入，令人匪夷所思。这些情况反映上去后，很快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

　　两年前，当《201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调查结果》公布后，首次参加PISA的上海15岁在校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三项评估中均排首位，总分竟超越了历次名列全球第一的教育强国芬兰。消息传来，国内媒体尤其是上海市教育界一片欢呼，主管部门更是喜形于色。在好评如潮的各种反映中，笔者偏偏选中了一位基层教育工作者感言《教育再这样搞下去实在太累》。她反映，在分数指挥棒下，高考录取率排名只能上不能下；孩子进幼儿园始就要择校，小学初中高中更是唯重点学校名校而上。一些参与国际大赛取得的所谓成绩背后，不知有多少教师放弃了休息来做辅导，学生则以增加超大量课程和牺牲休息睡眠时间作为代价。成绩难掩背后辛酸，从学生长远发展看，这些所谓的“成功、名誉”都是浮云，呼吁主管部门将精力投注于教育机制创新，而非热衷于追求名次排名，还教育一个宽松环境。以上这类反映问题的思维方式，往往能引起特别关注，尤其是在人们陶醉于一片赞赏声中，提醒我们客观冷静地看到事情背后不为人知的实情，为领导全面掌握了解真实情况，及时准确作出决策提供参考。（作者单位：上海杨浦区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