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中的标准答案

　　只会把人的思维凝固了、束缚了”

　　司马一民：最近学生寒假作业成了网民热议的事情。有网友还在网上发布了不少“雷人”的作业。“三国演义中哪位人物最聪明？”一位学生答了孔明，结果与标准答案不一样被批错误，正确答案应该是诸葛亮。这种题目让人啼笑皆非。金老师,您是语文教学的专家，今天想请您来给我们谈谈语文教学中的问题，和您的看法，好吗？

　　金新：好的。记得我儿子在读中学的时候，碰到一道语文题目，是要求在一句话里填上表程度的副词。我儿子当时填了个“很”，被老师批为错误，正确答案应该是“非常”。“很”和“非常”在什么情况下区分？我想应该是在有语境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有相当完整的前言后语的情况下，有时候“非常”比“很”的含义会更进一步、程度要更深一点。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两者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为了避免词语重复，“很”和“非常”交替着使用。现在这道题目，是在一句话里填写表程度的副词，那么你有什么理由判断“很”是错误的？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语文教学中非常普遍。

　　在应试体制下，语文教学都要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就像高考试卷，一定要有标准答案，不然怎么批卷？而我认为，语文教学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语文教学中的标准答案只会把人的思维凝固了、束缚了。

　　有些语文老师上课，就叫学生带上字典，然后在字典上划重点，哪些音、形、义是考试中经常要出现的，就要学生背下来。一味地看重考试题目、追求标准答案，这样做的结果是：老师教学僵化，没有创造性；学生思想固化，学习能力不强。

　　司马一民：有人说标准化考试是一种舶来品，不知你是怎么认为的？

　　金新：将丰富生动的中国语文硬性地归入多项选择的程式，还美其名曰“标准化”，可叹可怜可悲！这种劳什子本来是美国人考外国留学生英语的“杀手锏”，比如托福这一“检定非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以主考者的方便与经济为原则，这是由于他们移民国度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语文试题日臻精细化。这种标准化考试比较适合表音文字，对于中文这样的表意文字似乎有点“水土不服”。

　　表意文字的言表之意、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十分丰富，一维或者“一言堂”而略显呆板的标准答案，绝对无法涵盖多种多样符合题意的个性化阐释。

　　令人感慨的是，时下精细化试题不但形成规模，而且渐成气候，在桎梏了语文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精细化考试的命题专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这种精细化题目及其标准化答案还将“统治”着语文考试。

　　“语文教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有思想。然而，现在的应试体制往往忽视这点”

　　司马一民：我们用的教材都统一，无法选择，那能不能给学生推荐阅读一些课外书，包括现代的，特别是当代的书籍？现在互联网这么开放，但是要说国外的当代经典著作，介绍过来还是很少的，小孩子基本不知道。

　　金新：新西兰学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在《阅读的历史》的前言里说：“古往今来，不论长幼，谁都无法否认它的重要性。对于古埃及的官员来说，它是‘水上之舟’；对于四千年之后心怀志向的尼日利亚小学生来说，它是‘投射到幽暗深井里的一缕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是文明之声……此乃阅读。”在语文教学中，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学生都用的是统一的教科书，有关教育部门要求学生掌握教科书里的内容，我觉得很不够。语文教材应该是供人进行研究、探讨的一种材料，这样才能增长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而不是为了去掌握其中的标准答案。

　　语文课文阅读欣赏重在个性化，一旦要求掌握，必然共性化。共性化是扼杀语文创新能力的刽子手。语文一味共性化，于是，“天马行空的阅读变成了标准答案下的镣铐，自由自在的探索与质疑，变成了戴着枷锁的舞蹈；心灵的愉悦、自由、快乐和满足，超功利的旷达和享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被灌输之下的劳役。”

　　萧山某中学早年的一位文科女状元进入了清华大学的新闻学院，毕业前在《中国青年报》实习时写了《寂寞的钱钟书》一文。2009年，这篇文章被某省拿去做高考阅读题。别人告诉她这件事情后，她上网去查了一查，也做了一下题目，结果与标准答案一核对，总分15分的题目只得了1分。这就是应试体制下出现的咄咄怪事。

　　我认为，语文教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有思想。然而，现在的应试体制往往忽视这点。青岛有个很有教学个性的语文教师，自己编了150万字的语文教科书，他希望能够给学生更多的思想。因为这一点，他曾经被好几所学校辞退，确切地说是开除。据说，现在很多学校毕业班学生晚自修完成规定的作业后看课外书是要被没收的。在现有的体制下面，要学生思想活跃，思维敏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偶尔有可能的，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叛逆”。

　　教育的“本真”在于使受教育者“生”出自由与思想的“翅膀”。没有自由的阅读，就没有科学的教育。

　　我教语文课常常是从课文引申出去，鼓励学生去看几篇与课文相关的课外读物，通过一篇课文带着10余篇课外文章一起给学生讲解。

　　司马一民：这样就扩展了学生的阅读面，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把应试和素质教育结合了起来。应试和素质应该是不矛盾的。

　　金新：其实应试与素质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任何事物一旦进入质的境界，那是一种高度的结晶。通俗地说，素质是一种抽象的战略，属于宏观；应试相对来看是一种具体的战术，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属于微观。应试检测素质某方面的程度，自古以来留下了许多千古名诗名文，比如苏东坡脱颖而出，便有了应试文《忠厚刑赏之至论》传世。素质与应试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对立并举是逻辑思维的谬误。

　　综观古今，作为应试教育的核心手段，应试选拔曾留下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急就华章，造就了众多移步完诗、倚马成文的旷世奇才。可是，应试作为素质的必要内涵，注重培养的应该是颇有利于敏锐思维、开拓文路的急中生智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

　　“中学作文，不能只是一门技术”

　　司马一民：早期的语文教师，像我特别尊敬的杭二中林炜彤老师，有一次，他在教授学生写作文时，就带着学生去烟霞洞。回来以后他和学生一起写同题作文，使得学生们受益匪浅，佩服有加，这才是真本事，教学相长。

　　金新：但是据说林炜彤老师当年奉命去北京参加高考题试做，结果得了个低分，想来作文也一定被认为“不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像韩寒把语文学好了，也同样考不进大学，因为现在对作文的要求太像工厂的产品了。

　　我曾经提出，中考与高考的作文卷子应该让报社或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来批改，因为他们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文章。现在的批卷就像鉴定批量生产的产品。标准化在工业上是工业文明，但是用在人类的思想上，就是僵化。

　　《文汇报》上有过这样的消息，说是苏北某县组织了一次全县高二语文教师参加当年的高考（因为来年要教高三），结果相当一部分人的议论文写作达不到一类卷的最低标准。这些人连八股式的评职论文都不能勉强敷衍，仅擅长于“做剪刀”与“糨糊和资料”的加法，简直不敢想象，在仓促的阅卷中把多少个“李白”、“杜甫”判处了“死刑”。一个学生在时下热衷于应试的环境里，难能碰上一位善于舞文弄墨的老师，此绝非危言耸听。原上海凇江中学的韩寒，语文挂红灯却写出了成名作《杯中窥人》；长春某重点重点中学的谷阳不及格的作文，却结集以《不及格》名出版；石家庄第27中学的王小平厌恶应试，退学却写就了畅销书《本领恐慌》……他们做到了一些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做不到的事，反而被当作“劣等生”。

　　“苏步青规定，语文不及格的学生

　　不准进复旦”

　　司马一民：我有一次在给高校新闻系学生讲关于新闻实践时说，其实从事新闻事业严格来说语言表达能力到了高中就够了，从写作角度来说高中生应该能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如果你要采访，例如我面前的茶杯是怎么做的，你要具备这方面知识得去了解，这又另当别论。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应试体制下，不少高中生，甚至大学生都达不到写作基本的要求。

　　金新：语文很重要。当年复旦校长苏步青讲，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语文是基础的基础。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曾规定，数学没有拿高分的学生不能进复旦。后来他看到，因为数学拔尖进来的学生，没有几个月数学慢慢落后了，到了大四审阅他们的论文，感到十分可惜，有的同学论文的内容相当好，文字表达却很差。苏步青就反省自己，为什么能成为数学家？因为自己小学的时候就喜欢语文，后来在初二的时候有位数学老师，他的数学魅力吸引了自己，让自己从此走进了神圣的数学殿堂，要是没有当年语文的底子，数学是达不到现在的成就的。从那以后，苏步青就规定，语文不及格的学生数学再好也不准进复旦。如果语文不好，数理化绝对不可能好。

　　司马一民：你在博客上说，我们的语文教学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娴熟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来进行思辨的人，所以语文教学最终目的不是语言教学而是思维训练。

　　金新：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语文教学学语言是手段，有思想是目的。但是应试体制往往教学生用华丽的语言来表达平庸的思想，这是我非常痛恨的。一个学生离开学校以后，所有在中学语文里学到的东西，思辨的东西很少，甚至几乎完全没有，这就太悲哀了。因此，我们要正视应试体制下语文教学的种种弊端，科学地实施语文教学。

　　如果一位语文老师，他讲课旁征博引，不限于一本语文书、一本教辅、一本参考书，那么他的学生后劲一定很足。但是，这个后发张力和这学生就读的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学校只重视和考试相关的内容，急功近利。

　　语文教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师要允许后来者站在你的肩上。你在高中的三年任期内把一个学生的语文基础打好了，大学老师站在你的肩上去教授，使得这个学生出类拔萃了，其中有你的功劳，尽管这可能不为人所知，但那又有什么呢？每位有教育良知的老师，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思想境界。

委员名片

　　金新，杭州学军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擅长杂文写作，在全国多家报刊开有专栏，是市政协七届、八届、九届委员。

　　担任政协委员近15年的金新，对政协的提案工作，有自己深切的理解过程。早年，他曾写下一份《有关提案的提案》之提案，对一些鸡毛蒜皮之事的提案提出了批评，认为政协提案非关民主之大事，不如不写。后来，随着参政议政经历的递增，他的见解更趋深刻，又作《鸡毛蒜皮与职能效益》一文，认为政协理应创造条件促使“大手笔”的提案产生，但是，“鸡毛蒜皮”提案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产生的背景。就意义而言，事情虽小，民生所需，“一枝一叶总关情”；就背景而言，区区小事，熟视无睹，不正说明了我们的有些职能部门疏于事务，甚至玩忽职守。

　　作为一名杂文作家，金新往往用犀利的目光审视着周边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