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从出版物及网上得见若干有关吴寅先生事略，多评述皆佳，值得赞许。但有感于执笔者似多未面识其人，更非生前友好，其评述似仅为“主干”而少“枝叶”，则先生禀性之耿介，对事待人之诚信等善行，将难为后人所知。缘笔者与先生及其家人同有文学、史学之好，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为忘年交，并与吴家四代稔熟，交往长达四、五十年，虽当时未必经意，但耳闻目睹略多，愿简述其生平，及若干鲜为人知之行事，故不辞愚陋成此篇。

　　一生行事之大端

　　1903年，吴寅先生出生于浙江松阳，1999年以97岁高龄谢世于杭州，长眠于市郊安贤园。墓在此园南向山麓，上置半身雕像，仪容宛然。先生年轻时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南洋路矿专门学校），习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夙怀科技救国之愿，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并积极投入“五四”等爱国运动。23岁毕业后来杭州工作，先后从事市政道路、水利、园林、建筑等工程设计、施工。抗日战争期间，积极投入战时后方工作，先后在浙东、福建、江西一带从事国防工程和公路建设等设计与施工，其中特别是衢州机场，积功获抗日胜利勋章。在水利局、工务局时初为技正（工程师），后任副局长及代理局长。先生不善行政管理，实为总工程师。解放前夕，先生拒不去台湾，完整地保护、移交杭州市政建设等档案资料，特别是地下管网等，为新中国的杭州市政建设作出贡献。解放后任建设局总工程师、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省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九三学社常委及顾问，是首批评定的高级工程师。因工作需要，直到81岁才正式退休，可以说先生一生都在为杭州城市建设尽劳尽瘁。杭州的风景名胜、古建筑物的修整，园林公园、西湖景区的整治，城市的总体规划，市政建设的设计等都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和智慧。如此贡献，据笔者所知，在工程界是极少见的。

　　初出茅庐展才智

　　先生来杭不久，因其技术及艺术修养，在土木建筑界声名鹊起。1929年,西湖博览会之举办乃杭州盛事，先生参与了展览馆设计的部分工作,而跨湖博览会桥的设计重担就落在年轻工程师吴寅的肩上。于今展览馆仍在北山路，而跨湖桥已无痕迹，但从杭州的老照片上尚可见到富有艺术感的多跨木结构桥。湖滨路一带在清代称为旗下，先生参与改造工程,现在湖边的一至六公园,尚可见两端固定于柱，“自然下坠的铁链式扶栏”，即为先生的杰作。貌似简单，物换星移，周边改样，此链依然如故。笔者依稀记得在旅游中见到其他城市的景区，亦有模仿物出现，2008年运河边新建若干颇具民族形式的客运码头，亦仿照此“自然下坠的铁链式扶栏”，这确是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成果。

　　早年杭州居民的饮用和洗涤等用水均取自遍布大街小巷的水井与江河。兴建自来水厂的设计当时经验缺乏，是先生在搜寻众多技术资料后才完成设计和施工，对改善杭州的供水质量起到了较大作用。钱塘江大桥是当时著名的大工程，众所周知是以茅以升先生为主的设计并施工。但与之配套的引桥设计，在当时亦非易事，桥工紧迫，茅先生无暇及此，就推吴寅先生设计完成。钱塘江下游，大潮汹涌而成奇观，历来因护岸被冲刷而成患。目前尚有传说，五代吴越王钱镠大力修筑海塘，因造福于人而被传颂至今。一千余年以来，虽整治不绝而为患相承。先生经多次踏勘，查阅有关资料，除对海塘进行修残补缺外，更提出新的设计、施工方法并付诸实施，使海塘抗潮功能大大提高和改善。抗日战争期间，浙西大部、浙东部分沦于敌手，浙东山区、福建、江西部分地区因公路等设施落后，交通、货运困难重重，以木炭为燃料加煤气发生炉的汽车、人力、畜力车冲塞于道，公路建设需求孔急。众所周知，机场公路等的设计施工，测量先行，战前测量仪器如经纬仪、水准仪及可代替的军用方向盘、剪形镜、测距仪等均自德国或瑞士进口。此时货源截断，给工程实施造成极大困难。再因山区道路曲折，翻山越岭之处极多，诚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生精通测量技术，根据仪器性能及要求，就地取材，以竹木为材料，不用光学玻璃制成的镜片，做成几种土仪器，并推广使用。其使用面超越浙江，进入福建和江西的相邻地区。机场建设及跨省公路网所经山区地形复杂，依靠先生手制的土仪器迎刃而解。胜利后，先生对起过较大作用的旧物尚有感情，带回杭州寓所。闲谈中曾向笔者展示、讲解，并在门前花园实地操作。虽极简陋，以水准仪而言，其精度不减“洋货”，仅因不配镜片，视距有限，远距使用中必须多转点而已，但在当时厥功至伟。当时衢州机场是第十三航空总站所在地，与南昌机场等同为东南驻防出击的要地，日本侵略者频繁狂轰滥炸，并施放鼠疫细菌。先生不顾自身安危，不避艰险，日夜操劳，使机场建设按时完成，对神圣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较大贡献。

　　襄建杭州巧剪裁

　　杭州市的总体规划设计，1953年曾由苏联专家参加。当时专家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是以保俶塔为中心，以放射性向四周扩展，其城市平面布置近于蛛网。而先生坚持既有河道流向不应改变，并以此为脉络，尽量少改动现有杭州市地形地物；杭州市的城市布局不宜“脱底换帮”、“大动干戈”而面目全非。这一主张也和先生一再响应梁思成先生呼吁的“城市建设须与保护文化遗产相结合”的建议连贯。当时虽有少数人附和专家意见，但在先生不计个人得失和“风险”之下，反复阐明利弊，坚持己见，最后专家收回其意见，使杭州市的布局得以保持原方案不变。

　　历经八年抗战及国内战争，西湖各个景点，如苏堤、白堤、湖滨、南北山路、保俶塔等等都残破严重，先生以两腿或骑自行车反复跑遍了每个角落，逐个进行修复或设计施工，藉其艺术素养，达到修旧如新或较前更为增色。其中特别是保俶塔、六和塔的修整，先生查阅历史资料，不顾高龄多次登上塔顶，在尽量保持原样的前提下，整旧如新，并增强其结构安全度。再如灵隐寺大殿等，硕大木柱及部分木构件被白蚁蛀蚀，部分已严重损坏，险象环生，已非停止游览不可。先生不辞年迈，亲自以锤击或钻孔检查木柱等承重构件，精心设计和制订抢修方案，并以钢筋混凝土代替，既排除险情又增加耐用年限。在施工中先生又不避风雨，日日亲临现场指导施工。采用支撑上部尽少折除的方式，使绝大部分构件、屋面基层及筒板瓦面层保持不变，柱网、屋架、重檐等保持原样。殿内佛像、佛座、佛龛、供桌等无损。因方案合理，大大降低了抢修费用，并提高了结构安全度，增长了耐用年限。

　　耿介轻财重然诺

　　先生一生经历的大小工程难以计数，接触过不少解放前的营造厂、包工头，解放后的施工单位，贪污受贿之歪风虽古已有之，然先生始终廉洁奉公，口不言钱，家庭收支盈缺从不顾问，生活俭朴。据笔者所知，先生在工务局的部属有去台湾、有离职开营造厂的，亦有不够清廉等事，问先生何以一尘不染？回答是“发来的工钱已足够生活，钱多何用？这是我家家教：不应得的钱一分也不能要，更不必谋求升官发财”。先生清白一生，其风可嘉。

　　先生爱文、史，工诗、词、书、画，岳丈楼辛壶老先生是名画家，时任上海美专教授，翁婿均为西冷印社早期社员，夫人楼玑及其弟亦善画。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见先生正展纸绘制一幅工笔仕女，欣赏之余不禁为之赞叹，先生表示即可奉送。笔者回答不爱仕女，而更爱山水。不日后先生以怀念故乡山水及两人物交谈以体现与笔者之友谊为主题作画，历时长达数月。其后笔者参观西泠印社画展，见先生拟赠与之《青绿山水》为展品之一，信口而言：此画将归我所有，有一二闻者大为惊异：参观者中欲购买者不少，其中有日本人愿出高价。经与先生联系，先生回答已约定赠送友人，不拟出售。拟购者一再加价而先生一口回绝。不日先生题字“逸人仁弟留念”，以八十余高龄亲自送到寒舍。笔者深为感动，并向先生提出：“老人家何必亲自送来，画已从西泠取回，我可到府上恭受，实不敢有劳大驾。日本人既拟高价收购，先生可出售，再另绘一幅相赠。”先生回答是：“前已约定，以此画相赠，无由更易，虽另绘一幅或犹胜于此，但已非原许诺相赠之物，此乃失信。”其诚信、耿介令人敬佩。继而笔者戏言道：“中国姓氏有以国名为姓者，先生姓吴或为春秋吴国之后裔，吴公子季札重信，2000多年来受人崇敬。前人曾有‘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悬丘墓’之句，先生其季札之后乎？”先生回答是：“我松阳吴姓确为延陵吴氏，诚信乃吴氏祖训。”先生赠笔者此画以供笔者“留念”，至今悬挂于床前，朝夕相对。笔者年迈，离世为期不远，择地埋骨，亦在安贤园先生之旁。笔者不信鬼神，然常戏言：“若夜台有知，近在咫尺，仍可为谈友。”

　　先生善画，不仅国画，更工油画，曾作《西湖全景》一幅。此油画匠心独具，是以山水、建筑物的不同大小、距离等以比例缩小而成，与一般风景画不同。一般风景画均以透视法绘制，近者大，远者小，类同摄影。先生的画法，一般美术家均难以胜任，可视为举世无双。先生所作画赠人者极多，无一幅因钱财而出售，据笔者所知，现存经装裱（或加框）的仅三幅，即上述油画《西湖全景》、《工笔仕女》、《青绿山水》，均弥足珍贵。

　　人至暮年，知离世将近，所思各异。先生于91岁时，感年迈力衰，难以再为杭州城市建设尽劳而有感，赋“七律”一首并书。其词不及家室，可谓因公忘私，摘录于下：

　　低徊六十七年事，襄建杭州巧剪裁。手筑栏杆环岸立，亲移樟树傍湖栽。

　　塔修保俶青山上，堤展白苏绿水隈。景物依稀同旧岁，韶华逝去再难来。

　　附记其父冠甫老先生行事

　　吴寅先生之父吴冠甫老先生，幼习举子业，为清末秀才。因接受当时新思潮，20岁赴日本留学。其时日本为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活动的重要驻点，老先生受其影响加入同盟会，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在外交部任职，继而先后任湖南湘乡、河北香河及浙江上虞县县长（早期称县知事）。老先生不善于官场周旋，又因于1927年继“四·一二”事件之后的“清党”不力而弃官，回乡后被推为老家松阳县参议会议长。后来杭定居，以书、画、读书自娱以终老。笔者因系吴家常客，亦得以结识老先生。

　　吴家住所将拆迁，拟清理旧物，以别去留。因笔者略知版本学，应召前往鉴别吴家藏书。检阅中发现其一为武则天为其夭折的私生子所书墓碑拓本，名为“升仙太子碑”（武则天之爱子，早亡，则天谓其升仙，此碑已亡失，拓本极少见。史籍中未见则天有此私生子），值得珍视；其次是见到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其人后被杀害）于1903年出版之《社会主义神髓》，由浙江留日学生翻译出版于同年。书扉题记为：“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春购于日本东京神田区红梅馆寓次，冠甫识。”笔者认定此书是我国最早较全面、概要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本。其中反复提到“马尔克思”（马克思）、“音盖尔”（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书》（共产党宣言）等等。而众所周知，义乌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7年后的1920年。笔者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多有所知，此书发现即视为非同小可。在征得同意后，写成繁简不同的两篇拙作分别刊载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和《浙江学刊》1983年第一期上，颇引起学界瞩目。笔者又将此书的发现告知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董谦馆长，当董馆长派员前来寒舍，笔者往吴家商讨暂借或收购时，得知因吴家搬迁而亡失。笔者熟悉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幸喜找到自二十世纪初收藏至今无一人借阅过的同版书一本。据笔者所知，吴家所有者开其端继而亡失，浙图藏本已成孤本。此书即由来人携往北京展览，《光明日报》于1983年3月26日在头版头条报道，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发现之一”。若无老先生所购之书被发现开其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将缺少重要环节。

　　1927年以前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是同事，不一定互相敌视。老先生在上虞任县长时和共产党人关系很不差，他曾将此《社会主义神髓》借给共产党人阅读，彼时这类书极少，借阅之余有整本抄录者，对传播社会主义学说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时，中共上虞支部书记兼农工部长叶天底烈士就是整抄者之一。当时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与老先生因都曾教书，同为知识分子而关系很好。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后，接着有所谓的“清党”，目的是排斥、杀害共产党人。老先生接到上级命令，迅速逮捕叶等押送杭州。老先生对此命令极为不满，又不敢公开违抗，就暗令原从老家带到上虞供差遣的亲信，暗地给叶等送上盘缠，并嘱迅速离上虞，因此叶等才免遭逮捕。结果是老先生因“清党”不力，又因不善在官场周旋而去职，赋闲多时。叶天底烈士出走后曾到杭州吴家访友，由老先生和吴寅先生接待，说住在杭州戚友家，既避祸又治病。问得何病？答为麻风。吴家再次送钱后告别，后叶天底被杀害于武林路南端的浙江省陆军监狱。

　　笔者在若干资料中见到叶在“上虞被捕，身患重病”等，根据吴寅先生推断，叶已离上虞，决无返理，必然系在杭州被捕。仅言“身患重病”，而病名未明，但叶自称为麻风病，或不致有错。但其实来吴宅未见病态，模样颇类年轻的读书人。此说或可作为叶天底烈士史料的补充，或可供参考。

　　一个前清秀才、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县级地方官的老先生，不便视之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或拥护者，但从以上轶事，可见其为人之厚道善良。（本文配图由蒋遂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