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为了解决城市居民每日吃饭的需要，自宋以来，杭州就建有不少大型粮仓。研究者称南宋时杭州居民到达100万以上，根据朱熹在《李公椿墓志铭》中说：“京师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而省上仓之储多不能过两月。……”宋末周密在《癸辛杂识·杭州食米》中也说：“余向在京幕，闻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为了供应城市居民的每日口粮之需，就需要建造一定数量的粮仓，以保障供给。

　　清代杭州的粮仓多在运河一线，以便于贮藏和转运。这些粮仓多据明代旧有粮仓改建而成，如钱塘县仓，在观音桥。常平仓，分东、西、南、北四仓，建于明万历间，崇祯末多废弃不用，唯东仓经修葺后尚可使用，清初贮布政司南米。此外尚有仁和预备仓、便民仓、大有仓、广丰仓、广积仓等等。

　　清咸丰末年，太平军两度占据杭州，杭州居民减少很多，或死或伤，有的则逃亡他乡。到了太平军退出杭州后，社会相对安定，人口又在慢慢增加，粮食供应、储备问题渐渐突出。同治三年（1864）同治皇帝曾下过一道上谕，专门谈到粮仓的建设问题，文曰：“为政之要，首在足食。各直省州县设立常社仓，国家承平留以备荒之用；一旦有事，恃以为缓急之需，所以为末雨绸缪之计者，法至善也。嗣后各省常平社仓，责成督抚大吏认真整顿，废者复之，缺者补之，随时稽查。”这就是湖墅衙湾富义仓建造的历史背景。

　　《民国杭州府志》卷六十九《仓储》载：清时省仓（专供杭州城区）有五，即是广济仓、南粮仓、盐义仓，但此三仓清光绪年间已废而不用，实际上只有大仓、义仓两仓储备粮食，以供杭州日常和缓急之需。大仓的正式名字是永济仓，地点在仁和县新桥之西北首（在今宝善桥之西），谭钟麟到任后即“增建永济仓廒，饬购谷十万石以益之”。义仓在武林门内，旧为普济堂隙地，始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太平军兵败退出杭城后，仓廒内颗粒无存，光绪五年（1879）储谷八百余石。鉴于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仅永济仓、义仓的粮食储备尚不敷杭城之用，于是谭钟麟莅任之初，就决定购买湖墅衙湾民地十亩，“庀材而创之”。其时富义仓的规模是“为仓四，为廒八十，容谷可四五万石”。其东筑楼三楹，为司理管理人员居所，其西有屋一区，为砻场（碾去稻谷谷皮处所），有乌犍牛拉砻（形状如磨）以脱谷，外壳即为砻糠。其南则为碓屋（碓，舂米用具，去掉砻后糙米的皮），为“舂、揄、簸、揉”之所。又建亭一所于其前，则为“舟楫之所舣而员戴之所休息也”。富义仓“经始于（光绪）六年庚辰十二月，落成于十年辛巳之七月，糜白金一万一千两”（详见应宝时《新建富义仓记》）。富义仓建成后，谭钟麟上奏其事于朝廷，使后之继任者储粮无亏其数，为民忧岁之用。光绪十年（1884）谭钟麟奉调任陕甘总督，临行亲自命名此仓为“富义仓”，并请应宝时为之撰记。应该说明的是应宝时的“落成于十年辛巳之七月”的“十年”有误，应为“七年”，可能是“十”与“七”形似之误。

　　这里需要对谭钟麟其人作个简单介绍：谭钟麟（1822-1905），字文卿，湖南茶陵人。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先后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杭州知府、河南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吏部左侍郎兼署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及闽浙、两广总督等，所至有政声。他在浙江巡抚任内，核实漕平，更定厘税、整修海塘、疏浚河道，还主持重建文澜阁，支持丁丙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建造富义仓等，都是突出的政绩，赢得杭州人民的好评。谭钟麟任浙江巡抚时，见文澜阁《四库全书》因太平军进入杭城有所毁损，遂将自己从鲍氏后人所购《古今图书集成》捐藏杭州府学，谭钟麟赠《古今图书集成》后来藏于复建的文澜阁中，这是他留给杭州百姓的一份礼物，也是谭钟麟治浙时重文的一个实证。谭钟麟所赠之《古今图书集成》，如今尚妥然保管在浙江图书馆。

　　富义仓的修复是杭州有关部门整治运河和2014年运河申遗的一个亮点。但据我看来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整个建筑除了东边临河入口处有一块“富义仓”的匾额以外，其余看不到有关富义仓的文字介绍。前不久我参加由市政协文史委宋传水先生带队的考察，有位女士为我们讲解，原是漕运粮仓，大概建于清嘉庆间云云，所说多不到位。富义仓的建造时间有历史记载，其时运河漕运已改海运。二是富义仓的房舍建筑基本保持原貌，但现在主要用作开茶室和咖啡馆，还有什么工作室，已经找不到粮仓的影子。我以为至少要辟出一定房舍对富义仓的历史作一介绍，同时适当陈列原来富义仓的砻场、碓屋等模型，这样将来申遗洋人专家考察时看得懂，更重要是使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也知道这富义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省方志办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