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7日下午3时左右，我秘书胡勤刚告诉我：市委（杭州）办公厅告之，曾任杭州市委书记的厉德馨同志已于当日中午时分，在浙江医院逝世。因我于4月19日要出访新西兰、斯里兰卡等国，当日下午4时许我急忙就去设在浙江医院的厉德馨同志灵堂吊唁哀悼，向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书记作最后的告别。

　　厉德馨同志是金华地委（当时包括金华、衢州两市）的老书记，也是杭州市委的老书记，先后在金华地区和杭州市工作过。1981年8月至1983年5月，厉德馨同志主政金华地委工作时，我在浙江汤溪齿轮机床厂任副厂长。因“汤齿”属县团级国有企业，我们厂级领导都属地委管理的干部，期间，我被提为厂党委副书记兼副厂长，1983年3月，我又被提任为厂长。1983年12月，机构改革时，省委任命我为兰溪县（1985年7月改市）县长，厉书记已于当年5月（实际是3月21日离开金华的）调任省里，后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2004年4月，我到杭州市任市长时，厉德馨老书记已离休10年了。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共事相处过，但厉书记在金华、杭州乃至全省影响之大，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对厉德馨老书记的真正了解还是从他亲自撰写并签名送我的《金衢春早》、《钱塘岁月》（上下册）、《古稀集》、《自奋蹄》和最近他的女儿厉玲同志送我的《厉德馨文集》等著作中得到的。厉德馨老书记已乘鹤仙逝，但他的业绩和著作犹存于世，给后人以“存史、资政、育人”。

　　厉玲同志邀我写点纪念文章，本人虽文拙、不善立言，但以此来怀念这位让我敬畏的老书记，我乐意接受了。

　　严与爱

　　厉德馨老书记的爱憎分明，严格要求不避嫌，直抒胸臆的风格，在金华是出了名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文化大革命”不良影响尚存和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当时人们思想容易混乱，是非难以分清，怕右的、怕“左”的均有人在。尤其是不少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从不同的角度上去吸取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不敢管、不敢抓，工作精神不振；有的领导同志还无病装病、小病大养；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矛盾不插手的现象也不是个别。这就使许多改革开放的事情办不下去，工作效率低下，干部群众意见纷纷。厉书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金华地委机关一次领导干部大会上，他理直气壮地批评了上述现象，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地委要支持肯干的，批评混事的，处置捣蛋的，惩办干坏事的。扶正祛邪的响亮口号，是金华干部第一次听到这样明确、严厉、振奋的口号。他是“言必行、行必果”，又在一次金华地委机关干部大会上他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了一位参加革命时间不比他迟的行署副专员，真是语惊四座。这件事很快在金华地区传开了，大家欣慰而敬畏地看到金华来了一位有魄力、想干事、动真格的地委书记。

　　他爱憎分明、支持肯干的，爱护干部、使用干部也是具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

　　1983年，他到金华地委任书记时，力排众议，把那些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又能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开放的同志大胆提拔到金华地委领导班子里来。如时任江山县委书记董朝才同志就是个突出人才。1982年初，董朝才同志被提拔到金华地委任副书记兼行署副专员。1983年，机构改革时，董又任金华地委书记，接了厉德馨同志的班。董朝才同志党性强、为人正派，用人公道、刚正不阿。董朝才同志为推进金华地区改革开放不遗余力，无论在农村土地承包、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支持兰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等都是作用巨大、功不可没。1985年，省委调董朝才同志去温州担任市委书记，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坚持改革创新，可以说，他是“温州模式”的创始人和推动者之一。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浙江温州等地的改革开放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打击，董朝才同志首当其冲、承受着很大政治压力。此时，厉德馨同志已在省政协任副主席，本可清闲自在，但他扶正祛邪的风格不改，仍在实践着他先在金华地区提出、后又在杭州成为市委态度的“支持肯干”的一贯风范，伸出了“革命情谊”（厉书记语）之手，坚决支持了董朝才同志。1991年，他组织了省政协一些同志去温州调研后，写了一篇《温州需要理解》的文章，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他又写了一篇《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可以终结了》文章，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他身体力行地支持了董朝才同志，也支持了温州的改革开放。这充分体现厉德馨同志爱憎分明、刚正不阿、扶正祛邪的优良品质。

　　兰溪经验的叫响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推广介绍兰溪城市工业改革做法和经验。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办领导也先后来兰溪考察调研。1986年11月，国家经委在兰溪召开全国推广会议，称之为“兰溪经验”。从此，省内外一批一批成群结队地来兰溪考察学习，从浙江到全国的新闻媒体进行了不断的报道总结，使兰溪在省内外的知名度有史以来达到了顶峰。

　　兰溪的城市工业改革经验，当时为什么能叫响？实际上离不开厉德馨老书记的关心、支持。

　　1981年8月，厉德馨同志任金华地委书记时，第一件大事就是积极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兰溪从犹豫到调整兰溪领导班子后成为积极推行的典型。为此，1983年机构改革时，兰溪县委书记被破格提拔为金华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兰溪是个城市工业县，农村的快速改革呼唤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兰溪从城市工业着手推行经济责任制，尽管这种经济责任制现在看来是治表不治本的改革，但在当时计划经济统死的体制下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3月，省委工作会议结束后，时任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的厉德馨同志，尽管调离金华地委书记岗位已有10个月，但他还十分惦记关心着金华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他挽留与会的金华地区地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又在杭州学习考察了三天。当时，我已任兰溪县（市）长4个月，也被留了下来。这三天，我们先后考察了杭州的城市建设、公共基础工程和工业企业改革典型，如钱塘江饮水工程、三堡船闸及四堡污水处理厂、万向集团、青春宝集团、西湖电子、王星记扇厂等工程和企业。最后半天，我们集中在新新饭店，听厉德馨老书记作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勇于改革、推进金华加快发展的重要讲话，董朝才书记主持会议。厉书记披着一件军大衣上来，秘书给他放好茶杯后，他点燃了香烟，侃侃论道，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谈到结合地方实际，从农村改革谈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杭州市的做法谈到金华的优势和改革发展。……整整三四个小时的重要讲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引人入胜、给人启迪，没见他翻过一页讲稿，这是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听到的最生动、最过瘾、最受启发的一次报告。他的报告正如杭州市委原副书记杨招棣所评价的：“厉德馨同志议论英发，颇有创见，或鞭辟入里，或语惊四座，或不避时嫌直抒胸臆，真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回金华兰溪后，我们按金华地委董朝才书记要求，对老书记的关怀和要求，结合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好好传达、认真贯彻。兰溪在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时把厉德馨老书记的讲话作为很好的辅导材料，加深了对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解和贯彻落实的自觉性。1984年，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兰溪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从兰溪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进行了一些企业的自主权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如厂长负责制、利税工资率，城乡工业“一条鞭”（城乡统筹）改革，农、工、商、贸改革联动等等举措。1985年，全省不少地方的经济指标实现得不够理想，而兰溪在这一年不仅撤县建市，而且各项经济指标均好于1984年，农村经济总量（包括乡镇工业）增长37.9%，工业经济增长29.01%，财政总收入增长24.3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9.7%，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15.12%等等。

　　1986年初，厉德馨同志与副书记许行贯等同志在桐庐县检查工作时，桐庐县领导汇报说，他们隔壁的兰溪市坚持改革搞活，去年（1985年）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得很不错。一直心系金华、兰溪发展的厉老书记听了桐庐同志介绍后眼睛一亮。不久，他亲自率领杭州市同志到兰溪来调研考察，用他的话说是“我们大市来学小市了”。回杭州后，他在省里的会议上介绍了兰溪的做法和情况，并请兰溪同志去杭州，在杭州市召开的全市大会上作介绍，他还要求杭州市党政领导、企业家来兰溪考察学习。1986年7月29日，他还在全市大会上作了“关于学习兰溪经验及杭州市企业的内部改革”的讲话，他的讲话8月1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这一下给兰溪搞大了，在我撰写的《在时代洪流中——我所经历的那些事》书里《兰溪经验》一文中写道：“这位富有个性、富有思想性、富有文字功底、富有改革精神、富有领导经验并富有鼓动力的老书记一推介‘兰溪经验’，《浙江日报》等新闻媒体来了，省级领导部门来了，省委、省政府领导也来了……”。“1986年8月9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会议，省委专门让王子良同志（时任兰溪市委书记）汇报介绍兰溪工业企业改革工作。”“198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办的《综合与报摘》第13期刊登《浙江兰溪市工业企业效益好、利税增长幅度超过产值幅度》的文章。……从而‘兰溪经验’不但在省内叫响了，在省外也叫响了。”

　　综上所述，“兰溪经验”的源头离不开厉德馨老书记的关心支持，“兰溪经验”的叫响也离不开这位在浙江很有影响的老领导的全力推介。

　　从“墁塘之路”到五金经济大市

　　墁塘是永康市（原永康县）胡库镇（原称胡库公社）的一个山村（原称生产大队）。1981年底，金华地区（包括现在的金华、衢州两市）在厉德馨书记的大力推动下，基本完成了土地承包到户的改革。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大大激发出来了，劳动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富余出来。如何让富余劳动力另辟生计，让农民真正致富，是一切有政治责任感的领导干部们纠结的“心病”。1982年秋，时任金华地委书记的厉德馨同志到永康县调研，时任永康县委书记陈幸均（陈三次成为我的前任辈：兰溪县县长、永康县委书记，我去台州市委任书记时陈又曾任过台州地委副书记）向他汇报了永康农村一些农民利用传统工艺优势、发展家庭工业、劳动致富的情况。陈幸均同志陪同厉书记到当时的芝英区胡库公社墁塘大队考察，这里几乎是家家户户办家庭手工工场，制作木杆秤和其他衡器零配件。全村农业、手工业、副业经济总量1982年比1979年翻了两番多。厉书记一行经过详细考察敏锐地意识到，墁塘的经验是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值得大大提倡。“墁塘之路”就这样经厉德馨老书记的总结概括在永康乃至金华地区推广了。“墁塘之路”的基本内核是：从当地实际（优势）出发，让农民办工业，不仅是农村致富的道路，也是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道理。永康历来是“五金之乡”，只因我国在上个世纪解放以后“怕弃农经商（工）”，对家庭手工业及个体私营经济实施了“50年代限、60年代砍、70年代打、80年代初卡”的封闭政策而衰落了。就是在国家政策封闭的情况下，永康人为谋生，制刀、修锁、补锅、打铜锣等五金工匠遍及全国，至今流传着永康的“五金工匠走四方、全国县县不离康”的说法。当时党和国家政策开放了，永康各类五金制造家庭作坊生产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很有“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特色和优势，为以后永康工业的发展和农民奔小康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后，永康历届领导班子都是沿着从实际出发、“走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使永康摆脱了贫穷，成为浙江省经济发达、老百姓富裕的县市。我是1989年11月，去永康任县委书记的。正值我国刚刚平息了发生在这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当时永康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正面临着市场疲软、工业跌落、原材料短缺、资金紧张、效益大幅度下降、不少企业停工、职工失业、社会不稳定，而此时社会上否定个私经济现象又有所抬头等等严峻的考验。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提出实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要求我们各地确保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就这样叫响了全国。1989年，永康的工业经济占经济总量的87.2％，而乡村工业又占工业经济总量的74％。稳定乡村工业经济具有基础性意义。时时有同志给我介绍“墁塘之路”的由来。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0年春节后，县委召开第一个农村工作会议，我们坚持“墁塘之路”精神，会议提出永康要进一步坚持两个“四个轮子一起”的战略（国营、集体、乡镇、个私工业一起转，乡办、村办、联办、户办一起上），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量大面广的乡镇工业和个私经济上，提出稳定经济要稳定乡镇企业，稳定社会要稳定人心，稳定人心就要稳定政策的一系列举措。以后我们又提出了“稳农兴工、开发旅游”的工作思路，办“自费工业区”、创办“中国五金城”等等，很快永康的经济又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93年3月初我离开永康、调任浙江省工商局副局长时，其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56亿元到1993年的16.82亿元，财政收入从1990年的6900万元到1993年的1.12亿元，乡村工业从1990年的8.15亿元到1993年的39.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0年的965元到1993年的1621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1990年的4.3亿元到1993年的8.9亿元。

　　以后，在永康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丰富并发展了这条战略思路。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截止2007年，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市场”成交额超300亿元，成为中国十大品牌市场之一。五金产品涉及19大类数万种之多，产品辐射全国各地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了永康八大五金产业的发展（汽摩配件、电动工具、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休闲运动车、防盗门、不锈钢制品、小家电及厨具、衡器等），总产值达600亿元之多。到2007年底，永康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211.5亿元，财政收入达26.85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37.39亿元，农民人均收入7995元。永康从金华地区的贫困县（市），一跃为居义乌市之后的老二地位，成为浙江省的发达县（市）。

　　（作者系杭州市原市长、九届市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