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细说杭州”2026年杭城悦读文化活动暨“读吴越国杭州遗存——政协委员走进文史馆”主题读书活动启动。活动现场，3位文史专家和小丛书作者围绕《杭州文史小丛书》“吴越国杭州遗存”专辑分享了见解，4位委员结合《杭州文史小丛书》畅谈阅读感悟。20日起，我们陆续刊发，一起学习交流。

读《奇器精缣制于官——杭州吴越国工艺》

前阵子热播的《太平年》，让我对吴越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与我以往印象中“十国只是陪衬”的史观形成了强烈反差。带着这份好奇，我仔细阅读了《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九辑中的《奇器精缣制于官——杭州吴越国工艺》。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强烈的感受：吴越国七十余年的强盛，绝不仅仅是“保境安民”政策所能概括，其背后有一套完整的精神密码；而这份密码，恰恰写在了那些穿越千年的玉器、金银、丝绸与秘色瓷之中。钱氏三世五王以“保境安民，善事中国”为治理方针，将金银器、丝绸、秘色瓷等高端工艺品纳入官营生产体系。这不是简单的“皇家作坊”，而是一套精密的“文化外交”机制——向中原王朝勤修贡奉，以器物之美彰显国力，以工艺之精换取和平。如，水丘氏墓的白玉刻花栉面、康陵的“千秋万岁”玉牌、雷峰塔地宫的鎏金纯银阿育王塔，每一件“奇器”背后，都站着一位深谙“以器载道”的吴越国王。他们用器物说话，在强邻环伺中为吴越国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

我尤其感慨于这种“匠作制度”与“时代精神”的深度契合。书中最让我触动的一个细节，是雷峰塔石刻佛经中那些未完工的空白石面——钱俶原计划刻完八十卷《华严经》，却因“纳土归宋”事件而中止。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空白处后来被信众用来题写发愿文，石经从“国王的功德”变成了“民众的信仰”。这让我想到，我们今天谈论“工匠精神”，往往聚焦于技艺的精湛，却容易忽略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工匠精神的土壤是什么？吴越国的答案是——和平、信仰与制度。没有“保境安民”带来的数十年和平，就没有工匠世代传承的精进，也就没有八万四千阿育王塔与经卷的浩大工程；没有“皆制于官”的集中管理，就没有从原料到工艺的技术壁垒和品质保障。可以说，吴越国的“奇器”，不是孤立的工艺高峰，而是一个地方政权治理智慧与匠作制度共同孕育的果实。

从专业角度看，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它让我重新理解了“工艺”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以往我们看五代玉器或秘色瓷，更多是从美术史角度谈造型、纹饰、釉色；但这本书将每一类工艺都放回了吴越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对外交流语境中。比如线刻铜镜，书中不仅分析了“光流素月”镜上“不鼓自鸣”的净土意象，更考证出这面镜是钱俶为纪念王妃孙氏而放入雷峰塔地宫的——铜镜上的龙凤标识、飞天乐伎，每一根线条都是帝王夫妻共同情感的刻痕。这提醒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和文艺界别政协委员，在日后的文化活动策划或研究中，不能止步于“物”的赏析，更要追问“物”背后的人、事、时、势。

我们今天传承吴越文化，或许不应只满足于展示那些精美的文物，更要讲好“奇器何以制于官”的故事——讲钱镠的节俭与务实，讲钱俶的纳土归宋，讲那些无名工匠如何在官营体系中把每一刀刻痕都变成信仰的告白。唯有如此，吴越国“保境安民”的精神密码，才能真正被当代人读懂、传承，并转化为我们这座城市文化自信的底气。

今后，我将继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认真对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求，汲取吴越文化的精神力量，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文化为民，推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策划更有烟火气的惠民活动，助力超大城市更有文化、更有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