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驻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军事制度，是满清统治者的首创，在清前期较长一个时期里，这个制度行之有效，帮助清廷征服并稳定对全国的统治。

杭州是顺治初年清廷最先在汉人地区设置的三个八旗驻防地之一，其他两个是西安和江宁（今南京）。所谓“驻防”，顾名思义，驻而防之，防什么？就是防止内乱，监督汉族地方官吏和汉人军队绿营兵。清代官方文献说“我朝定鼎以来，虑胜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远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杭州八旗驻防的最高长官杭州将军还有一个称呼叫“镇浙将军”，这个“镇”字就真实地反映了清廷在杭州派驻八旗兵马的用意。那么，清廷为什么选择在杭州驻防八旗劲旅，为什么要把浙江“镇”一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考虑：一是从军事上看，当时浙闽一带，明军势力尚有相当力量，各地抗清民军此起彼伏，如张煌言、郑成功等抗清势力颇令满清统治者头疼，杭州作为东南战略要地和调遣粮糈的重心，必须派驻重兵，以资弹压和保卫。二是杭州地处“天下财赋之薮”的江南，又是漕运通道京杭大运河南端，从经济上考虑也很有必要设兵驻防。三是杭州为南宋故都，风光绮丽，人员辐辏，社会繁华，人文鼎盛，不可不重点设防，以制服人心。

清军占领杭州之初，在杭州城东清泰门、望江门、候潮门一带安营驻扎。所谓兵营，不过是圈占民屋寺观。杭城多少百姓因此流离失所、困苦万端，而面对虎狼之师，不必说敢怒不敢言，甚至于怒也不敢怒，只能忍受宰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顺治五年（1648）。这年，满清统治者考虑到兵民杂处，不免因冲突而造成事端，而且八旗士兵也容易为汉族文化所侵染，所以为求长久之计，有必要另择一地建造驻防兵营。任务交到了当时浙江省最高长官总督张存仁、巡抚萧启元手上。

杭州城自元末张士诚改作城垣以来，在明朝近三百年间（1368～1644），格局未变。城西濒临西湖一隅最为繁盛，其次在吴山之麓，再其次则为城东望江门、清泰门一带，而城北梅家桥、水星阁一带，原是湖荡，后退化为场圃园林，比较空旷荒凉。张存仁、萧启元等多处踏勘比较，认为在城北偏东一带建筑驻防营较为合适，其他不说，至少对城内百姓的影响可降到最低。但两人均为汉军官员，能居此高位，已属不易，所以处处小心，唯恐不慎获咎，何况驻防营建设这样的大事。两位不敢决断，便含糊其辞，将皮球踢给了朝廷。顺治皇帝谕令礼部、工部二部会议。京里的官僚们并不熟悉杭州的情况，一番合计，便选定城西濒西湖一带，作为杭州八旗驻防的营地。

为什么如此选择？驻防将领的意见肯定起了决定性作用。城西湖滨之地，原是明时杭城富人聚居之区，有记载说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被圈为旗营城，以示征服。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决定筑营城西的主要原因，决定性因素应该是此地的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用今天房地产开发商的话来说，绝对是一线湖景小区，全是景观房。出门跬步即花柳繁华之地西湖，站在城墙上，白、苏二堤，保俶、雷峰二塔，一汪湖水，四围碧树，远处高低错落有致的群山，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至若春花秋月，夏荷冬雪，潋滟水光，空濛山色，四时景物，在在不同。八旗劲旅久惯铁马秋风、戎马倥偬的日子，如今得有如此绝佳的驻防之地、颐养之所，岂不喜出望外？只是这西湖是苏小小、袁子才们的故乡，宋高宗赵构与佞臣秦桧们乐不思蜀的行在，白乐天、苏东坡们吟赏买醉的地方，饶你八旗劲旅有多少英雄豪气，亦将软化销磨殆尽。后来太平军杀到，全军覆没；辛亥义军炮声一响，旗营殊无招架之力，又岂是始作俑者所能想到的。

后世屡有人怀疑选择城西作为驻防兵营是否有莫大的阴谋。有说萧启元等是汉人，不甘心明朝覆灭，便借建造驻防营城之际，图谋报复，故意选在西湖之滨，使八旗兵马在西湖烟水岚气中养尊处优，继而销磨意志，丧失战斗力，为汉族光复创造条件。这自然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推测之辞，但从纯军事角度看，这个营址的选择的确是一个败笔。杭城险要在南面城隍山、万松岭一带，据此攻防两便，进可窥视全城，退有钱塘江水路之便。而将旗营设在濒湖的城西，不但无险可守，而且出路不畅，一旦被围，势难突破；且南边城隍山若失，敌人居高临下，架炮轰击，八旗劲旅纵使如何了得，也不过是瓮中之鳖，逃脱不了束手待毙的命运。咸丰年间（1851～1861）的太平天国之役中旗营的悲惨遭遇即是血的教训。不过如古语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长治久安之道端的不在于如何处心积虑地对民设防，一旦民心尽失，任你铁打的营盘钢做的战士也只是一只纸老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