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连接两岸的精神文化纽带。”10月14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主办,杭州中华文化促进会、杭州师范大学承办的“2014两岸人文对话”在杭州师范大学拉开帷幕,两岸学者围绕“中华文化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展开对话。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台湾经济学家孙震等文化界知识界学者发表了激情满溢的演讲。
为国学正名
“现在基本上是应试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通过不断的考试,最后谋得一份工作,这一过程磨钝了也耗尽了一切可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何况所学知识与可能的职业内容大相径庭。”面对当今的教育形态,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扼腕叹息。在刘梦溪看来,这样的教育体系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完全脱节,除了知识的反复输送,存在一个重大的缺憾——没有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怎样建立坚定的信仰。而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或许后者更为重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从家庭到社会,中国古代文化无不教导着中华儿女如何做人。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然而,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在现代人身上留存几何?
刘梦溪认为,文化的问题,实际主要在教育,而国学教育在社会日益急功近利的当代更应该得到弘扬和发展。“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一概念。”从先秦到晚清,刘梦溪介绍了“国学”概念的发展史,引经据典,形象生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学的内涵不断丰富,至马一浮先生,国学逐渐包含《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其义理成为历来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如何在现代发扬国学?可以先从教育入手。2005年初,刘梦溪主张在小学设立国学课,后来得了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的启发,提出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这一主张引发了在座师生代表的共鸣,现场不时传来表示赞同的掌声。
品德可教吗?
“台湾自1960年代实施人力规划,其优点在于以最少必要的教育成本达成最大可能的经济成长,其缺点则在于无视教育的重大社会使命,使教育沦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一直以来提倡企业伦理的台湾经济学家孙震先生接过了刘梦溪先生的话题,同样认可品德教育重于知识教育。孙震立足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由于品德教育失败,以致伦理败坏,社会分子只知膨胀自己的意志,扩张自己的权利,不知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则社会的秩序与效率势将难以维持,社会失去安定,经济成长也不能持续。
然而,品德可教吗?孙震认为,品德作为伦理在行为上的表现,可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进行。从理性的角度看,人生经过思辨,选择所追求的价值,而世俗的价值虽然能满足欲望,但最终难以成就生命的圆满,唯有归于伦理,才能达到人生的幸福。中国古代的范蠡和美国富豪卡内基便是如此。从感性的角度看,品德教育需要树立典范,让人景仰和向往。可以从历史上我们所崇拜景仰的圣贤豪杰身上学习他们的品德。如尧舜文武周公是孔子所塑造的圣王贤相,诸葛亮、关云长是三国演义创造的典范。
台湾自2014年起实施12年“国教”。对此,孙震呼吁“国教”应更加重视品德教育,将其列为正式课程,并设定固定时数,编写完整教材。同时,品德教育的师资应接受专业训练,校长与主任的培训应包括品德教育之理念与实践。而且一国的伦理建设不能光靠个人的道德素养,人民品德的表里如一、不断提升,有赖社会良好的支援体系——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的奖惩制度,奖惩功能建立在廉能的政府、清明的司法和健全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社会的奖惩制度赏罚和社会分子的品德行为一致,善行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
教育要 “求全”
“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化,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先生引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华文化的特点,在周洪宇看来,儒家文化是以教育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探讨“中华文化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在于找寻传统教育的精神归旨。
“传统教育早期是一种全面发展的养士教育,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道德本位的模式教育。”传统教育以“有教无类”为教育对象,以“格物致知”为教育方法,以“培养君子”为教育目标,以经典知识为教育内容,教育精神的精髓值得当代传承。周洪宇也不讳言中华文化存在的四方面缺失:一是缺乏公民文化,二是缺乏法制文化,三是缺乏科学文化,四是缺乏创新文化。而在新轴心时代,工业文明悄然发生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扑面来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运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中华文化亟待对传统进行“再生性创造”。
在探讨传统教育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变化,周洪宇提出了全民教育观、全人教育观和全面教育观。孔子的“有教无类”体现了普及教育的理想,而在当代,教育更成为社会公平的基石,让每一个教育对象得到受教育的权利是教育最基本的要求,需要我们从中华文化中发掘促进现代教育公平的资源。而树立全人教育观,要求首先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人格,使之具有高贵的灵魂和高尚的情操,即儒家的“人格养成”;其次使学生掌握丰富的知识和一定的技能,即“智勇合一”、“知行合一”。传统教育的“六艺”部分对应今天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即现代教育所讲的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和谐教育等。注重学生的全面教育,不仅要重视智育,也要重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合育,这也是传统文化“和”理念的体现。
在时代发展的齿轮下,这些过程无不需要我们对传统进行“再生性创造”。优良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必须是活态的,有活力的,“能够让80后90后的孩子有兴趣接受并参与其中。”周洪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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