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也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城市发展始终与西湖及周边区域密切相关，西湖不仅塑造了杭州独特的山水格局与人文景观，也深刻影响了城市空间结构、宗教体系和社会生活的形成与演变。作为杭州历史文化遗存最为集中、历史信息保存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西湖及周边地区在杭州城市考古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湖考古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湖周边发现了大量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遗迹遗存。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南宋皇城、南宋御街、老虎洞窑址、雷峰塔、净慈寺等重要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揭示了杭州城市格局与西湖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西湖考古的持续推进，使我们得以通过地下遗存重新观察西湖从自然湖泊到文化景观的发展历程。

壹

史前时代文化遗存的

发现与认识

（一）史前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

老和山遗址是西湖地区史前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1953年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包括石器、陶器及玉石装饰品等，其中石器种类丰富，以磨制工具为主，包括斧、锛、箭头等；陶器以粗砂红陶为主，多为手工制作。呈环形围绕排列的五个灶基是该遗址发现的唯一的生活遗迹，其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与良渚文化具有密切联系，年代可能略早于典型良渚文化阶段。

此外，九曜山、凤凰山北麓、葛岭凤林寺、黄家山等地点以及西湖疏浚工程中亦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

▲老和山遗址出土的石锛

▲老和山遗址出土的玉玦

▲老和山遗址出土的石斧

▲老和山遗址出土的有孔石斧

（二）从考古发现看史前时代的西湖

西湖地区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西湖北、西、南三面较高的山麓地带，湖东低平区域尚未发现同时期遗存，且遗存数量较少、规模有限，以遗物为主。其分布特征与史前时期西湖所处的海湾环境密切相关，当时东部濒海，不利于人类长期定居，而周边山麓地带则为早期人类活动提供了适宜空间。出土遗物品种单一，不见石犁、耘田器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农具，反映出当时生产技术水平和农业发展程度相对有限。尽管西湖地区并非良渚文化时期的核心聚落区，但相关考古发现表明，西湖周边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少量人类活动的痕迹。

贰.

夏商周秦汉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认识

（一）夏商周秦汉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1. 夏商周时期

西湖地区夏商周时期遗存发现较少，主要集中于老和山一带。1953年老和山遗址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几何印纹硬陶瓿及陶片，在一汉墓的填土中出土一件西周时期方形带柄双面席纹陶拍。次年，又在老和山一带发现战国青铜刀和青铜戈各一件，制作较为精美，局部施以鎏金。此外，西湖疏浚工程中还出土过两件周代的青铜镞。

▲西湖疏浚出土的周代铜镞

2. 两汉时期

西湖地区发现的两汉文化遗存以墓葬最为丰富，数量较多，主要包括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长方形砖室墓两类。土坑竖穴墓多设木棺木椁，部分墓葬具有异穴合葬现象。1986年浙江大学邵逸夫科学馆建设过程中发现的一批汉墓中，即有数座异穴合葬墓，其墓穴之间存在明显打破关系，但随葬品差异不大。浙江大学古荡钢铁厂发现的一座汉墓由主室和耳室组成，主室葬人，耳室放随葬品。出土遗物包括陶、铜、铁、玉石、漆等多种质地，有日用器、兵器、装饰品、明器等，其中还有随葬的“朱乐昌印”铜印，据此推测墓主为朱乐昌夫妇。

砖室墓则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之分，部分墓壁采用模印花纹砖装饰。墓葬随葬品以陶器和金属器最为常见，另有漆器、玉石器等。陶器主要有壶、罐等生活用器以及井、灶等陶明器；金属器包括兵器、货币和生活用具，其中铜镜最为常见。朱乐昌夫妇墓出土铜剑、铜矛、弩机、铁刀、铁戟等多种兵器，是西湖地区汉墓出土兵器较为丰富的一例。

▲汉代朱乐昌夫妇墓出土的釉陶耳杯

▲汉代朱乐昌夫妇墓出土的刻划弦纹双耳釉壶

（二）从考古发现看夏商周秦汉时期的西湖

1. 西湖在夏商周秦汉时期的地位及经济状况

西湖地区目前发现的夏商周秦汉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周边山区，湖东地区尚未发现同时期遗存，且以零星遗物为主，遗迹较少。这一现象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彼时西湖仍处于海湾演变阶段，杭州特别是西湖地区就曾先后成为越、吴、楚国的疆域，长期处于战争频繁的国家边缘地带。老和山出土的青铜兵器正是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湖地区与周边政治军事活动的联系。

虽然遗存数量不多，但出土遗物仍可反映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吴越地区自商周时期就以铸兵器闻名，杭州曾先后为吴、越属地，青铜冶铸技术相当先进。老和山出土的青铜兵器形制精巧，刃部锋利，杀伤力强，而其中的环头青铜刀更是战国青铜刀中的精品。

2. 西湖与钱唐故址的关系

秦时置钱唐县，属会稽郡，这是史学界关于杭州建城置县的传统观点，钱唐长期为杭州地区的重要建制。关于钱唐故址的位置，学界长期存在不同观点，其中以“灵隐山下说”影响较大。然而近年来西湖周边考古发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西湖西线发掘的汉代墓葬以东汉墓为主，西汉墓数量较少；同时，西汉与东汉墓葬在随葬品组合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种类较少，后者则较为丰富，反映出该地区人口和聚落规模在东汉时期有所增长。

与之相比，半山、皋亭山西侧及超山南麓等地不仅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汉代墓葬，其中不乏高等级墓葬，还发现了与定居生活相关的遗迹。从目前考古发现看，秦汉时期杭州地区的人类活动和聚落分布主要集中于这些区域，而西湖周边地区的开发程度相对有限，因此，那里更有可能是钱唐故址所在地。

3. 西湖地位改善的原因

两汉时期，西湖在杭州先民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1）到了两汉时期，特别是到了东汉末期，西湖过去的海湾口已经被淤积沉淀的泥沙所堵塞，西湖逐渐由海湾向瀉湖演变，其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善，陆地面积逐步扩大。

（2）东汉特别是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政治军事中心的中原地区，这种状况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尤为严重。长江流域相对比较安宁，于是大量北人纷纷南渡来避祸。这就为江南带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了江南的开发，西湖也由此较快地发展起来。

（3）学界一般认为东汉晚期钱唐县治已迁到西湖附近（今少年宫一带），杭州人的生活重心随之南移，使西湖地区的重要地位得到认可。

叁

魏晋南北朝隋唐吴越国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认识

（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西湖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以砖室墓为主，而土坑墓则很少见。墓室平面基本是长方形，也有的呈梯形或舟形。砖券顶，墓底铺砖，内壁常有小龛，有的墓中设置砖棺床。考虑到地下水位高、雨水多等因素，有的墓葬带有排水设施。1960年发现的老和山东晋兴宁二年墓出土了铭文砖，墓主人是当时的“吴郡嘉兴县丞相参军都乡侯褚府君”。随葬品以瓷器为主，其中最常见的是盘口壶、鸡首壶、带耳罐、碗和唾盂，瓷器多产自越窑，也有的来自德清窑。如东晋兴宁二年墓中出土的瓷器基本为黑褐色釉，是典型的德清窑产品。

▲东晋兴宁二年墓出土的德清窑黑釉鸡首壶

此外，1985年底至1986年初在武林路孩儿巷附近发现一处唐代的木结构水埠头遗址，主体包括架子、铺板以及固定于铺板上的栏杆设施。2016年至2017年在劝业里发现的两座砖室墓，墓葬平面呈梯形，墓壁以砖侧砌和平砌结合而成，墓内出土有人骨、棺钉及瓷碗等遗物。两座墓葬距西湖约200米，为该区域内首次发现南朝及唐代墓葬遗迹。

（二）吴越国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1. 墓葬

西湖地区发现的吴越国墓葬以文穆王钱元瓘墓及其次妃吴汉月墓最具代表性。两墓均为大型石椁墓，以外地采运的红色砂砾岩构筑，墓室装饰风格基本一致。后室顶部刻有贴金天象图，四壁饰牡丹纹、四神及十二生肖等题材，并施彩绘。吴汉月墓前室门扉背面还浮雕有侍女像。两墓均曾遭盗扰，遗留随葬品不多。吴汉月墓出土青瓷瓜棱执壶和白瓷碗各一件；钱元瓘墓出土方盘、划花执壶、四系二龙戏珠瓶、器盖等越窑青瓷器，其中四系二龙戏珠瓶为吴越时期秘色瓷的代表器物之一。此外，钱王山南麓尚存钱元瓘之子钱弘佐墓相关遗迹。西湖地区还发现少量吴越时期平民墓葬，包括土坑竖穴墓和券顶单室砖墓，随葬品以越窑青瓷为主，常见带耳罐和粉盒。

▲吴越国钱元瓘墓出土的越窑青瓷执壶

▲吴越国钱元瓘墓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四系二龙戏珠瓶

2. 遗址

吴越国时期遗址在西湖及周边地区有较为丰富的发现。1983年在南星桥附近发现并清理了钱氏捍海塘遗迹，揭示了以“竹笼石塘”为核心的防潮工程结构。2000年至2001年雷峰塔遗址地宫发掘出土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银盒、鎏金铜佛、玉善财童子等重要遗物，反映了吴越时期浓厚的佛教信仰氛围。

近年来，西湖周边寺观考古取得重要进展。2017年发掘的南高峰塔遗址清理出塔基、房屋基址、道路及墙基等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知其始建于吴越国时期。圣果寺千佛阁遗址调查与发掘确认了寺院布局，并发现御莲桥、山门、入寺道路及千佛阁建筑遗存，出土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2021年至2022年发掘的净慈寺遗址清理出由夯土台基、天井、连廊、踏步、散水及排水沟等组成的大型建筑基址，并出土陶瓷器和建筑构件600余件，其始建年代不早于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雷峰塔地宫出土鎏金铜坐佛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纯银鎏金阿育王塔

此外，今鼓楼一带还发现朝天门遗址，由石墙和台基等遗迹组成。

（三）从考古发现看魏晋隋唐吴越国时期的西湖

1. 东城西湖城市格局的初创与确立

西湖地区这一时期文化遗存分布范围较前期明显扩大，遗存类型更加丰富，并出现一定数量的高等级墓葬，反映出人类活动愈加频繁。隋开皇十一年（591），杨素于柳浦（今凤凰山东麓）西依山筑城，初步形成“东城西湖”的城市格局，确立了杭州早期城市空间的基本框架。

在此基础上，杭州面临着饮用水、水患与西湖沼泽化问题，地方官员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水利措施。吴越国时期武肃王钱镠为抵御钱塘江潮患，组织修筑捍海塘工程，采用“运巨石承以竹笼，植巨材捍之”的新方法，是筑塘技术的一大进步。1983年南星桥一带发现的五代钱氏捍海塘遗迹，呈现多层叠压结构及“竹笼石塘”形制，与文献所载筑塘技术基本一致。同时，钱镠设“撩湖兵”对西湖进行持续疏浚，以维持湖泊水体。

▲南星桥段捍海塘遗址发掘现场

在水文化与政治仪式方面，历代吴越国王多次在西湖实施“投龙”仪式，将金属（铜制）龙及刻有告文的银简投入湖中，以金龙和银简作为祭祀载体，向水神表达祈愿，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西湖疏浚出土的吴越国金龙及投龙银简，为该类礼仪活动提供了直接考古证据，使文献记载中的水祭传统得以实物化呈现，进一步揭示了吴越国在水利治理与政治仪式之间的紧密关联。

▲西湖疏浚出土的吴越国时期钱镠66岁钱唐湖水府告文银简

▲西湖疏浚出土的吴越国时期鎏金铜龙

2. 社会经济的繁荣稳定

这一时期特别是吴越国时期，历代钱王始终奉行“保境安民”之策，对外善事中原、拓展贸易，对内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弘扬佛法，以至于浙江一带因多年免于兵戈之乱而富庶于东南，这在考古材料上也有所体现。

（1）吴越国王室墓葬规模巨大，用材考究，结构复杂，装饰华丽。要构筑这样的墓葬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必然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这些墓葬中常见的天文图往往都比较完整，准确性较高，充分反映了吴越国在天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2）雷峰塔地宫中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用料考究，代表了当时手工业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而雷峰塔仅仅是吴越国兴建的诸多佛塔之一，这不仅反映了吴越国经济实力的雄厚，也说明了当时佛教文化的兴盛。

▲民国时期倒塌前的雷峰塔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千秋万岁”铭鎏金银垫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玉善财童子立像

▲雷峰塔地宫发掘现场

（3）从考古发现来分析，仅构筑10米长的海塘便至少需要25立方米木材，石材耗费更为惊人，其工程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这不仅反映了吴越国经济实力的雄厚，也说明当时政令通行，能够持续组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投入海塘建设。

3. 西湖的功能

经历代营建，西湖除满足城市供水与农田灌溉外，还逐渐呈现出多重功能属性。

（1）佛教胜地：吴越国时期大力弘扬佛法，广修寺院佛塔，以至于西湖一带佛教建筑遍布，梵音不绝。这些佛教建筑基本都选址于西湖的群山之间，如吴越国雷峰塔位于南线的夕照山上。

（2）游览胜地：随着湖区开发，西湖逐渐成为交通与游览活动的集中区域，水上交通尤为重要。孩儿巷附近发现的唐代水埠头遗迹，可能与西湖水运及人员往来有关。

（3）灵魂归宿：西湖周边山地亦见较多墓葬遗存，吴越国王室及部分人群多选择在南线群山山麓。在这里既可坐拥西湖的湖光山色，耳边梵音萦绕，又能背听钱塘江涛，占尽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