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参观“海宁跳塘文化主题馆”，很为那些与钱江海塘共存亡的古代官员所感动，他们或者手足胼胝，与民众一起在风雨里滚爬；或者因抗潮不力，愧对朝廷和百姓而毅然跳塘明志。海宁尖山的塔山坝上有七座衣冠冢，正是民众为“以身抗潮，殉身自责”的官员而立。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专栏《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守土有责”》一文中，引上述塘官的事迹为例，强调说：“当年的封建官吏尚且如此，我们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有强烈的责任感，明白责任，敢于负责，保一方平安，强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有责，更要守土有方。清雍正二年（1724年），松江府海防同知俞兆岳上书布政使，建议在海塘建设过程中实行责任追究制，承筑官员的名字、负责工程技术的石匠名字都要刻在条石上，工程质量一旦出现问题，将追查到相关负责人员。清同治六年（1867年），浙江巡抚马新贻采取“定官员、定地段、定费用、定质量”的“四定”政策，对舞弊者“一律赔修严治，从重量刑，决不宽恕”。“四定”，与我们今天的“河长”制、“湖长”制，可谓异曲同工。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实行了“赔修”制度，官员失职造成海塘损坏、垮塌等后果，不仅要被追究责任，还要赔偿修筑海塘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清实录》中就记载了不少因修塘不力而遭革职并勒令“赔修”的案例，甚至即便当事官员已“跳塘”自尽，其“赔修”责任依然要由其家人履行。

祸患常积于忽微。要确保钱江安澜，不仅要保证海塘的建筑质量，还要做好平时的维护。李卫任浙江巡抚时，主持治理钱塘江颇为得法，他的秘诀就是“时加防范，年年岁修，自然无害”，这也是清代海塘“岁修”制度的核心思想。“岁修”制度在钱塘江两岸全面推行后，“适时修防”被纳入地方政府日常职责范围，海塘工程得以年年维护加固，成为海塘安全最有力的保障之一。

今天的钱塘江潮早已一改肆虐狰狞的面目，尽情向世人呈现“天下奇观”之美。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守土有责”的精神永不过时，依然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