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美与共·丝绸之路艺术史”——第三届长三角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杭州丝绸文化研讨会开幕。来自高校、文博单位的丝绸文化研究领域资深专家、知名学者及青年学者，围绕“美美与共：丝绸之路上的装饰艺术与文化交融”主题开展深入研讨。现将嘉宾发言摘登如下：

19世纪下半叶圆明园艺术品

对英法装饰艺术的影响

苏州大学 张薇

“火烧圆明园”事件后，圆明园艺术品被掠夺到英国与法国。这些被掠夺的大量皇家御制的景泰蓝器、瓷器与铜器丰富了两国艺术品的收藏类型，并激发起欧洲人搜集与鉴藏中国本土艺术品的兴趣。同时，中国艺术品的纹样、器型与工艺为19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的建筑、纺织、制瓷及金属制造等带来了新的装饰艺术元素。两国设计师与制造商通过对中国纹饰的研究、模仿与融合，创造出一系列具有中国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的现代装饰艺术品。

吐鲁番出土《孝经》及其书法研究

——以阿斯塔纳169号墓《孝经》为例

苏州大学 靳小雅

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囊括了社会历史文化各个方面，其出土的佛教经典数量巨大，儒家的经典数量也很可观，且使用的版本相似，这说明西域与中原一直有着密切的沟通。阿斯塔纳169号墓出土的《孝经》，从其书法水平和风格来看，或许是墓主本人书写的，作为日常使用物下葬。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割据，但是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书法来看，其与南北朝一脉相承，可见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之深。目前对吐鲁番书法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方面。

从女神到化生：

摩尼教服饰纹章形象来源新论

中央美术学院 张鹏

在从高昌回鹘到宋元汉地的摩尼教艺术的服装表现中，存在着一类典型纹章装饰，其本身以正面出现的女神头像为核心，外部搭配方形或圆形的边饰框。诸多中外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摩尼教服饰表现的重要特征。但既往研究未能对其源流做出较为明晰的阐释，也尚未对其在汉地表现中的新样给予足够的关注。我的研究从这一摩尼教服饰的典型特征出发，首先将其实际的图像表现分为三类，其次分析与“窗边的女人”等装饰母题及其在地中海宗教服饰中运用的可能联系，并进一步解析宋元工匠在其汉地形象在女神头部下增加莲花底座的原因与形象新意。

东风西渐：中国青花瓷艺术在伊朗青花砂玻器中的挪用与转译（15-17世纪）

扬州大学 杨静 

立足于文化现象，即伊朗青花砂玻器装饰艺术对中国青花瓷装饰艺术，由最初的简单临摹至转译，在这个漫长的陶瓷艺术融合现象历程中，首先体现了中国陶瓷的外观与物质性（材料或物理特性）受到了伊朗方面的充分重视；第二，体现了中国艺术作为重要角色，参与了伊朗陶瓷行业艺术探索与快速发展的进程；第三，伊朗与中国在持续不断地陶瓷文化互鉴中，也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陶瓷装饰艺术，这种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尊重及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以及强大的历史文化惯性基础之上，故其砂玻器艺术尽管体现了中国与伊朗文化的深度渗透与共融的现象，但依然保留了自己的视觉语言及艺术风格。最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伊朗陶工以积极、开放的态度，面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不断涌入，采取了“伊朗化”的方式对待，不仅创造出了新的“汉地—伊斯兰风格”（Sino-Islamic style）的陶瓷装饰艺术，进而也转变了某些器物的原有功能。

立足于学术价值，首先，15-17世纪，伊朗青花砂玻器上浓郁的中国风体现，并非突然发生的艺术现象，而是在长期的官方与非官方的交流与贸易活动中，培养出了文化亲近感和对对方文化的认同感。其二，对该方面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中国陶瓷文化外流的认知，也为探讨古代中国与伊朗官方、非官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互鉴细节和继续探讨的样本。

和合共生：唐代堂式造像塔兽面龛楣设计模式与文明互鉴

山东师范大学 杨子墨

唐代堂式造像塔兽面口衔龛楣造型是世界艺术史的重要建筑装饰组件，研究通过正面兽与龛楣的装饰组合内容和制作，可以为中古中国佛塔设计与营建的文化属性提供一定的依据。中国佛塔设计的中西文明要素是丝绸之路多民族交流互融共生的结果，它不仅显示了中国、印度、西亚、中亚等地各民族的文明、审美与技术，还反映出传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互鉴的方式，即包容、创新与坚守，“是一个由外向内逐渐收敛的过程，这种收敛式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突出特征”。

冠位十二阶、大化改新

与隋唐-日本服饰文化交流再考

东华大学 徐蔷

冠位十二阶和大化改新是日本飞鸟时期从部民制逐渐向律令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涉及学习隋唐服饰制度的重要改革，体现出日本岛上政权在这一时期出于巩固皇室权力，分化氏姓大族，引入佛教和儒学理念及其背后政治制度的相关政治操作。冠位十二阶在《隋书》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差异，很可能反映的不是现实中的隋朝职官和舆服制度，而是隋朝有关“五德—五行—五色”的意识形态输出；而这一输出在此后的大化改新中也被以“织、绣、锦”为中心的新的冠位体系所替代，是日本飞鸟时代中后期本土染织水平的提高在冠服制度上的体现。

“头上花园”四季美：

福建蟳埔女戴花习俗渊源考

青岛科技大学 赵洪娟

福建泉州港北岸的蟳埔村有一独特习俗，即蟳埔村女性一年四季都要佩戴鲜花头饰，此头饰被称为“头上花园”，俗称“簪花围”。经文献、石刻资料考证和田野调研可知，蟳埔女“簪花围”习俗应为宋元时期南印度泰米尔人戴花习俗在中土之留存，此俗华化变异后融入中华文化，形成了泉州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泉州发现的三百多方与泰米尔人相关的印度教石刻及泰米尔文碑刻便为有利证据，说明泰米尔人曾在泉州建立社区并长期居住。蟳埔女独特的戴花头饰既体现了当时中国与南印度频繁密切的经贸文化往来，又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之辉煌成就，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