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一土壤修复基地，工作人员捧出一把大米，颜色透亮纯白，颗粒也算饱满，肉眼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同一块地内，一片绿油油的蔬菜长势颇为喜人，加工后食用，想来也应该十分可口。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检测，看起来并无异样的大米和蔬菜中，镉的含量有些超标，食用过量后，对身体有危害。这也让人见识了土壤污染的后果。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一个较为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持续多年

    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历时8年完成（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已经公布，从披露的一系列数字来看，我国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土壤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其中，长三角是污染重灾区。

    随着集约化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土壤中重金属以及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就日趋严峻。民进杭州市委会在对杭州萧山、九堡、良渚和临安等地的蔬菜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后发现，部分土壤受到砷、汞与铬的污染。其中，调查基地15%土壤样品中砷与铬的含量超过了国家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二级标准，10%的土壤样品中汞超过了国家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二级标准。根据已有的研究调查结果和所调查蔬菜基地的实际生产情况推测，有机肥、农药和大气沉降等是导致所调查蔬菜基地土壤重金属超标的主要原因。

    杭州市农业局给出的数据也表明，市农田土壤环境存在重金属污染风险，其中，镉是农田土壤污染的最大威胁。2013年，102个监测点中，重金属镉超标样点达18个，占17.6%，且有一个样点的单因子污染指数超过2，污染程度较高。重金属铜、锌超标率均为3.92%，汞超标率为2.9%。

    关于重金属超标的一系列数字能说明什么呢？

    以镉为例，作为一种重金属，镉在自然界，常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超量进入人体后危害不小。市政协医卫界别委员认为，相关医学研究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超量积累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病症。

    民进杭州市委会的调查结论也说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和农业经营中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进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相当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蔬菜等，最后随着大米、蔬菜的被食用进入人体。一个不容再忽视的事实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进入人体后，重金属极易积存在大脑、肾脏等器官，一旦积累多年，易引起基因突变、影响细胞遗传。

    我国已有50余部针对各类不同环境污染的法规

    却缺失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

    市政协对农用地土壤污染的关注由来已久，据城建和人资环委特聘委员张天立介绍，早在1999年，七届市政协19次常委会会议所形成的《杭州市政协关于加强我市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建议》中就提出，必须要高度重视土壤污染，提高对土壤污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2000年，市政协选择“蔬菜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及控制”为专题调研课题；近两年，市政协仍然把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及对策作为重点调研课题之一，积累了不少经验。

    与此不对称的一个尴尬现实是，我国至今没有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民盟杭州市委会指出，从国家层面来讲，我国尚未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缺乏对土壤环境的系统保护及对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方面的规定。从地方来讲，由于缺少上位法依据，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更是一片空白，使得污染者无法追责，受害者得不到补偿，执法监管部门缺少执法和行使监督管理的依据，使得土壤环境成了失管地带。

    由于农田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法规显得很迫切，不少专门研究土壤污染的专家认同这一观点。笔者从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了解到，目前，我国已有50余部针对各类不同环境污染的法规，但是却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

    小智理事，大智立法。法律的缺失造成监管的缺失，针对目前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缺失问题，民盟杭州市委会建议在国家层面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出台前，杭州可以先行制订土壤污染防治法规。

    立法是急迫的也是必须的

    监管执行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立法是急迫必须的，但立法之前，居民对农产品安全的需求是等不起也伤不起的，具体工作上不能放松，况且，不少层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加强对农田土壤污染的监测和后续的执法监管是个普遍问题。民进杭州市委会主张尽快建成“三大体系”，建立覆盖杭州市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的网络体系，完善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建成农产品基地土壤环境质量预警体系，基本建成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建立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为了更好的掌握目前土壤环境污染程度和趋势，有效建立土壤环境信息档案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为下一步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民盟杭州市委会建议要强化对土壤环境的监测，将集中式耕地土壤环境和饮用水源地土壤环境以及工业集中区土壤环境监测优先纳入监测部门的常规监测任务，监测频次至少为一年2次。

    采访后得知，加强监督监管，合理使用监测数据也是政协委员的普通诉求。刘东红委员认为，现在杭城土壤污染数据相对乐观，但监测点的选择、相关数据取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还值得进一步商榷。葛继宏委员则主张引导媒体关注土壤环境污染，保障公众知情权。张爱莲委员建议，摸清土壤“家底”，建立土壤污染监测站和防控站，更重要的是要公开土壤污染相关信息，加大监管力度。

    “除草的最好方法是种上庄稼”

    源头控制修复土壤是根本问题

    面对杂草丛生的旷野，最好最有效的除草方法就是种上庄家，而非其他。

    这一哲理对农田土壤污染防治有颇多启示。解决农田土壤问题最紧迫也最有效的方式依然是从源头控制污染源。据杭州市农业局介绍，全市已建立52个农田土壤生态环境监测点和50个“菜篮子”基地环境监测点，对农田生态环境（重金属等污染物指标）状况进行监测。多年的监测结果显示，农田周边工矿企业“三废”排放和长期使用重金属含量较高的肥料、农药，日积月累往往导致污染。以对杭州农田污染严重的镉监测点为例，9个超标样点分析，有1个样点周边是造纸企业，1个样点大约50米距离有一家新型建筑材料厂，2个样点周边80年代曾是电镀企业，5个样点周边曾长期使用含镉量较高的肥料农药。

    周根娣等委员为此建议，强化污染源头控制，引导农民合理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农药，同时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减少肥药用量，控制污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