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镇江焦山，四面环水，满山苍翠，古树葱茏，远望如碧玉浮于江中，故得名“江中浮玉”。六朝以降，历代文人墨客于此游历，登临题咏，刻石留念，文气纵横，绵延千年。

熙宁元年（1068），岁在戊申，三月九日这天，陈襄（字述古）与陈朴（字文叔）、章道卿（字子充）、葛蕴（字叔忱）一行四人同游焦山，兴之所至，刻石留念，铭曰：陈襄述古/陈朴文叔/章道卿子充/葛蕴叔忱/戊申三月九日同游。

陈襄（1017-1080），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系北宋名臣、理学家。擅长识人、荐人，曾举荐王安石，任宋神宗经筵（御前讲席）官时，又撰写《熙宁经筵论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举荐司马光、苏轼、曾巩、苏辙、程颢、张载等三十三人。按史料记载，熙宁元年陈襄正担任“同修起居注，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在京为官的陈襄，为何会出现在焦山？史料阙如，不得而知，只余一方石碑，见证了他与好友的这次出游。

焦山之游后，陈襄的仕途颇为坎坷。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部分举措，陈襄被外放为地方官。熙宁五年（1072），陈襄出任杭州知州。在杭州两年期间，他勤于政务，一方面重视民生，大兴水利，疏浚六井，引西湖水灌溉农田；另一方面崇学重教，撰写《劝学文》，亲自讲学，培养人才。杭州百姓感念功德，为其放鸽祝寿。因政治立场相近，陈襄与时任杭州通判苏轼相交甚密，多有诗文唱和，成为一时佳话。

或许是受陈襄的推荐，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前后多次登临焦山，寻僧问道，游目骋怀，留下《书焦山纶长老壁》《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等诗篇，以江岛清寂之景，表达自己“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心境。而今焦山碑林所存苏轼题刻，证明了他与这座江岛的翰墨因缘。

在陈襄、苏轼登临后，又过了将近百年。隆兴二年（1164）的一个冬天，时任镇江通判、绍兴人陆游与友人何德器、张玉仲、韩无咎一行，亦是四人，踏雪登临焦山。他们观《瘗鹤铭》残石，饮酒上方，见江北烽火未息，帆船战舰隐于烟霭，不禁慨然尽醉，于是陆游执笔撰文，以七十三字录此行迹：陆务观/何德器/张玉仲/韩无咎/隆兴甲申闰月廿九日/踏雪观瘗鹤铭/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风樯战舰在烟霭间/慨然尽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归/明年二月壬辰/圜禅师刻之石/务观书。这篇隽永文字镌刻于浮玉岩上，成为今日所见“陆游踏雪观瘗鹤铭摩崖石刻”，为焦山再添一段文脉佳话。

时光悠悠，苏轼的焦山诗篇与陆游的摩崖石刻，广为流传，但陈襄的纪游石碑似乎隐于碑林，渐无人知。

宣统三年（1911）正月，春寒料峭，年过五旬的梁鼎芬再次来到镇江焦山的坠石堆中“淘宝”。与之前无功而返不同，这次他幸运地找到了一小块带有文字的石碑，开头“陈襄述古”四个字，令其如遭雷击：这不就是自己与好友江逢辰（字孝通）多年寻而不得的陈襄题名石碑吗？至此，这方石碑方才重现于世。

欣喜若狂的梁鼎芬，将石碑带回，进行拓印。面对石碑，他不禁回想起当年在丰湖书院讲学时，曾与江逢辰讨论陈襄担任经筵官，举荐人才一事。后来江逢辰来到焦山，与自己一起找寻陈襄题名的石碑，却一无所获。如今，这块石碑终于出现，而江逢辰却已经去世多年，令人慨叹。慨叹之余，梁鼎芬在拓片的题跋中记录了自己的心境：昔年讲学丰湖，曾与孝通论古灵经筵荐士之事，以为千古未有之盛，惟恨林希不终耳。孝通来焦山，视余知有古灵题名，寻之石，不得。今孝通谢世久矣，此石乃出，寄一分与梅夏，同一叹也。辛亥二月，藏山居士题。并将拓片寄给另外一位好友何藻翔（字梅夏）。

梁鼎芬（1859-1919），晚清文学家、藏书家，光绪六年（1880）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以刚正不阿著称，曾为溥仪之师。中法战争期间，因直言上疏，弹劾李鸿章昏庸误国，被连降五级。愤而辞官，潜心文教，先后任丰湖、端溪、广雅等书院院长。江逢辰（1859-1900），精于诗词，有《孝通诗集》传世，从梁鼎芬学于丰湖书院、广雅书院，梁鼎芬誉之为“行尽江山见此才”。何藻翔（1865-1930），精于书法篆刻，后潜心编纂方志。梁鼎芬与江、何亦师亦友，一起寻访、研究金石碑刻，相交莫逆。这方“焦山石碑”拓片，成为这三位晚清学人学术交游的见证。

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家园。梁鼎芬寄给何藻翔的这方拓片，后来辗转成为著名铁道工程专家和教育家凌鸿勋的收藏。凌鸿勋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以此拓片为桥梁，他与陈襄、梁鼎芬等文人实现了穿越时空的对话。

一方“焦山石碑”拓片，串联起两宋陈襄、苏轼、陆游的文气，勾勒出晚清梁鼎芬、江逢辰、何藻翔的交游，映照出铁道工程专家凌鸿勋的人文坚守，但它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2025年，此拓片经台湾著名收藏家、社会公益活动家王水衷先生捐赠，跨越海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为其赋予了两岸文化交融的新内涵，而它背后的人文精神，也将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