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林埠老街

新春将至，刚放寒假的孩子们走进位于闲林埠老街的宪法主题馆，戴上VR设备“云游”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兴奋地探讨着法治的起源；闲林街道综治中心里，一起装修合同纠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顺利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西溪源村的“乡村微脑”大屏上，警情、访情等数据实时跳动、稳步下降；北山社区的“一米小分队”成员们正拿着积分卡，热火朝天地商议着邻里志愿服务的活动细节……

看似寻常的生活图景，是“闲居林下”美好向往的时代诠释，也是良法善治在钱江两岸落地生花的真实写照。

二十年前，这里曾面临着不同的局面：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物业纠纷等新老问题交织，基层矛盾一度凸显。2006年2月8日，春节过后上班的第四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余杭区闲林镇社会治安综治工作中心调研。他指出，“基层工作必须善于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一科学论断，为基层治理指明了根本方向。同年4月，浙江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战略部署。从此，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实践开启新篇章。从闲林的基层实践出发，二十年来，杭州始终沿着法治轨道探索前行，将法治作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核心支点，走出了一条法治引领超大城市基层善治之路。

A

综治中心迭代升级 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如何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杭州给出的答案是——综治中心。

“当年真是摸着石头过河。”闲林街道平安法治办公室主任朱林勇回忆道。二十年前，位于杭州“西大门”的闲林镇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全镇面积仅56平方公里，却聚集了以矿产经济为主导的众多企业——大小石矿30余座、水泥厂10余家，沿闲林港分布的码头就有20多个，还有诺贝尔瓷砖等大型企业驻扎。随着产业集聚，外来人口不断涌入，社会结构悄然变化。与此同时，房地产业也开始起步，当时共有5家开发企业进驻，20多个工地同时施工。人口多了，工地多了，各类社会矛盾也随之增加。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压力，闲林镇社会治安综治工作中心应运而生。

走进位于闲林街道的“基层法治余杭实践展示馆”，一座复刻综治中心原貌的“接待大厅”映入眼帘。大厅设立纠纷受理、信访受理、法律咨询、社区矫正、流动人口管理等6个窗口，让前来“讨个说法”的群众实现了“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由镇综治办牵头，集司法所、信访办、治安巡防队、流动人口管理办、警务工作室等力量于一体，闲林镇探索实行矛盾“联调、联防、联勤”，成效立竿见影。

“习近平同志在接待大厅停留时间比较久，详细了解了我们的工作开展情况，他的到来对我们是种鼓舞。”回忆当年，实践馆讲解员、闲林司法所原所长贾国华记忆犹新。深耕基层二十多载，他亲历了综治中心不断迭代升级，从最初化解新城区特定矛盾的应急平台，逐渐进化为集风险预警、矛盾化解、应急处突、民生服务于一体的基层治理中枢。他说：“综治中心的迭代史，就是基层法治实践的浓缩史。”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能解决问题”就是综治中心最硬的口碑。从闲林等地的基层实践出发，综治中心逐渐从之江大地走向全国。推进以县级为重点的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成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新场景，杭州统筹推进市县乡村四级和重点区域综治中心（站）规范化建设，让法治实践仍在不断进化。

依托“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在萧山区义桥镇综治中心，下沉力量实现了“乡镇吹哨、部门报到”，队伍整合以“最多查一次”诠释了“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在拥有4500多家企业的临平区星桥产业园，综治中心直接嵌进企业最密集、业态最多元、矛盾最高发的园区里，以“三段式调解”实现了“园区事、园区议、园区解”。

B

法治服务就在身边 法律供给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其实施的关键在于法治服务能否及时高效地触达每个有需要的群众。杭州深刻认识到，要让群众“找法”有门、“靠法”有路，必须构建一张“抬头可见、触手可及、扫码可得”的普惠性法治服务网络。

这张网的编织，始于对群众需求的精准洞察。“老百姓遇到矛盾来找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有懂法的‘明白人’帮他分析分析。”去年7月，某建筑公司职工在宿舍内休息时意外身亡，企业并无直接责任，但亲属要求赔偿，来到综治中心寻求帮助。在贾国华等调解员连续两天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从事司法调解二十三载，贾国华成功化解了上千件矛盾纠纷，仅记录的工作笔记，就达120多本。实践中，他总结出“稳人心、算准账、出良招、善比较、背靠背、巧抬举”六词工作法，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法治服务专业门槛高，而群众诉求日益多元。仅凭政府法律援助的单一路径，难以完全覆盖持续增长的法治服务需求。面对新问题，闲林街道积极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作为破题之钥，组建起一支24人的“法律顾问团”。

如今的闲林埠老街，再现了“门前街道屋后河”的水乡韵味。但2018年老街复原工程启动时，一千多户老旧住宅征迁并非易事。老房子多，历史遗留问题也多。产权错综复杂，矛盾纠纷交织，老街上一幢房龄60多年的宅子就是典型。作为法律顾问团成员，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云鹏联合街道干部查阅历史档案、收集物证，结合法律依据和相关判例，成功化解了这场纠纷，老宅也得以顺利征迁。

放眼钱江两岸，老百姓的需求在哪，法治服务就跟进到哪。“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让法治成为一种随时随地可得的公共服务，也将法治的根系深扎于基层的土壤。

在数字经济最活跃的余杭区，网络交易纠纷调解中心探索出了“余网枫桥”工作模式。“AI助手”助力网络消费投诉在线调解，实现“网上纠纷网上调、矛盾化解不出网”。

在“鸡鸣三界、脚踏三区”的临安板桥镇上田村，一座“共享法庭”不仅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更让昔日远近闻名的“打架村”成了遇事讲法、办事依法的“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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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促进基层善治 党建引领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但基层治理不能仅靠法治“刚性”约束。坚持党建引领，杭州巧妙地将法治、德治、自治融为一体，激发出超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

村规民约是乡村的“小宪法”，也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针对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特点，2020年6月，闲林街道在西溪源村首创“100+X”五级联动治理机制，根据正反两方面行为清单积累的“善治积分”，不仅将作为村级评选先进、享受福利的重要依据，更通过公开晾晒形成有效约束。

“以前我曾经连续三年去诸暨枫桥参观学习，现在很多人都来我们村参观。”西溪源村党委书记郑立自信地说，“100+X”善治积分让“琐事不出门、小事不出组、烦事不出村”在他们村成为现实，也让他们村捧回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60多项荣誉，成为乡村“三治融合”的标杆。

在西溪源村试点基础上，2024年，闲林街道在辖区农村地区全面试行“100+X”制度。同年，街道更进一步，通过有机融合竹韵社区“一米之交”的邻里共建理念与闲创社区成熟的积分激励经验，创新推出了“一米之交 睦邻党建”机制，将善治积分理念延伸至城市治理领域。居民加入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都可以获取“一米币”，用以兑换生活用品、抵扣物业费或普惠性课程。可见、可感的积分激励极大地激发了城市居民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的热情。

“当前基层村规民约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制定轻落实’的问题。”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兴智说，闲林街道的创新实践，不仅破解了“超大型社区”与“传统乡村”并存的治理难题，更构建起一套制度明晰、操作性强、数字化支撑的治理体系，形成党建引领下的城乡有别、机制相通、目标一致的治理路径，取得了明显实效。

法治划定边界，德治滋养风气，自治激发参与。杭州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警源、访源、诉源”三源治理为重点，创新实施“抓源促治、强基固本”行动，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法治化水平。

在高楼林立的钱江世纪城，5400余名物业人员组成“物联会”义警，将多元力量纳入群防群治，与专业力量同频共振，以“物联自治”格局探索都市版“枫桥经验”。

在绿水青山的千岛湖畔，一套名为“一起管”的治理机制，将分散的群防群治力量编织成一张迅捷的共治网络，聚焦实战实效，探索出山区版“一呼百应”的创新实践。

“法治的答案”永远在实践中书写

陈凌

写在纸上的法治很抽象，写在身边的法治却很具体。杭州用二十年的实践，为“基层工作必须善于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一时代命题写下了鲜活注脚。

答案的核心，是将法治从抽象的概念、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基层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它体现在一份经过合法性审查的惠民合同里，在一次“共享法庭”的在线调解中，在一个用民主协商解决的社区改造方案上，更在每一位居民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的行为习惯里。

杭州的实践探索证明，法治不仅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器”，更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它通过构建清晰、稳定、可预期的环境，从根本上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释放了基层创新活力，促进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法治的答案”永远在与时俱进的实践中书写。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法治浙江”建设二十年的新起点，杭州将继续深化法治建设，让法治之光更温暖、更公正地照亮每一个角落，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杭州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