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分析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日，围绕更好服务助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杭州政协》杂志策划专栏，邀请部分市政协委员就稳就业、促消费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困难 思考

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变化的思想准备和措施准备

沈金华委员：稳就业、促消费是当前党委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生产、消费和就业是密切相关，互相影响。如今欧美疫情尚没到拐点，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增加，疫情影响还不清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风险和困难要想得多一些。现在国际上专家对疫情影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会大于“金融风暴”，接近1930年的经济危机，从生产到消费，从实体到金融会产生系统性破坏。我们要有长时间应对外部变化的思想准备和措施准备。

中国的情况会好些，杭州会更好些，但困难也不少。企业受到的影响到底如何？我们从1626家企业调查数据中发现：2020年一季度好的企业占比从同期的3成，下降为11.2%，差的企业由同期的5%，上升为31.3%，“一升一降”冷热对比明显，用工量降低9.1万人，与去年相比降9.1%，特别是住宿餐饮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和批发零售业比重较高；复工复产面临许多困难，资金链、人才链和产业链都存在很大问题；外贸企业形势恶化，杭州是外向型经济拉动的城市，“一月份是完不成定单，二月份是接不到定单；三月份不知定单在哪里”，一大批外贸企业全球产业链和原材料两头在外；现代服务业恢复有一个滞后效应，从SARS经验来看，比工厂迟1一2个季度，杭州现代服务业占比65%。所以说，要把困难和影响看得远一点，在思想上有足够的准备，使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更加具有系统性、长远性、前瞻性。

邓志平委员：面对疫情，我们要有长期的思考。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很多企业举步维艰。到4月为止，杭州中高端的餐饮业只恢复到了20%-30%的水平，一些企业面临关停，即便复工的门店，营业情况也不容乐观。从4月开始，楼外楼全面复工，但也只是恢复到了以往20%的水平。营业额不高，但巨额的劳动力成本还是要支出。

作为一个企业，首先要在疫情之下活下去。以前我们说要备足3个月的存粮，现在来看得备足6个月的存粮。这6个月的存粮怎么备？是企业面临的一大问题。

我们目前把员工分成3班，做一休二，工资是执行最低标准。等营业额好了，我们再加工资。这不是拖欠工资，而是为了让企业活下去。企业在了，员工就在了，员工在了，他们背后的家庭也就在了。我们号召所有员工“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共同期待疫情早日过去。

普适 扶持

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助力企业脱困、纾解职工之忧

沈金华委员：建议围绕个人的生活保障，设计“普适性”的消费政策。

各级财政的惠企政策落到位，发挥政策效应，稳企业、稳就业；政府与企业对接调查更加全面，“一企一策”解难纾困更有实效；对特困人群给予特殊政策帮助，比如失业保险金和补助；对失业人员集中开展就业培训轮训，给予必要的生活补贴，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技能，又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对保障失业群体生活和高质量发展可以起到“一箭双雕”作用；普惠性补贴，价格补贴和消费券更科学合理公平；CPI从去年以来一直在高位运行，生活压力较大，疫情下，大学生和学校、养老机构食堂生活费和平价物资的大众物品供给，或可考虑向特定人群提供定人定量定点领取食物券；对农村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更加关爱和照顾，这是一个抵抗风险极其脆弱的群体，需要当地政府积极作为。

邓志平委员：越是困难的时候，政府对企业的政策越要到位，实实在在地为企业解决困难。我建议政府在稳岗就业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举措。目前上海推出了稳岗补贴，企业解决了多少用工，政府按月补给企业。郑州也推出了稳岗就业补贴，按人均每月1520元发放，6个月直接补贴个人9120元。建议杭州也推出稳就业补贴政策，帮企业共度难关，让员工安心在岗。

王梦婕委员：2月份，我们帮助9个城市搭建了政府助力企业防疫复工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政府出台的支持性政策，“到达”的只是部分企业，一些民营中小企业依然非常困难。拿此前杭州推出的房租减免政策来说，完全不足以支撑中小企业度过危机。对这些企业的扶持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比如符合一定的条件可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府对不同的企业类型要进行不同地施策。

张春霞委员：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稳就业促消费，首先就要促进市场公平。政府对国有企业强制性规定免两个月房租，但市场上绝大部分写字楼的房东是民营企业，当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时候，大家就相互扯皮了。我认为，政府不应该用行政命令，而应该用法律的手段来调整。面对不可抗力因素，应三方承担，共度难关，政府可以拿出一些补贴。至于比例问题，大家可以协商。

对旅游业亦是如此。受疫情影响，旅游行业损失惨重。国内游还好，企业基本全部退款。但出境游问题很大，可境外无法约束，最终变成出游者自行承担损失。而政府又是将补贴发给旅游企业，这中间就存在矛盾，也产生了很多投诉。如果不稳住导游队伍，将来旅游业复工，又将面临“无人”问题。

我认为政府应该发放定向补助，对旅游行业的从业者，特别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助推杭州国际化的旅游人才给予政策倾斜。比如建德就对民营企业的导游发放500元／人的补贴，以示关心。

此外金融机构也可以发放消费信贷免息券，以“免息”促进消费，减轻市民的经济负担。

机遇 创新

疫情之下危机并存，转型创新杭州可期

沈金华：转型创新还可以再快一点，每一次的危机必然会对业态发生影响。(1)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杭州一直走在前列，我们目前正在做“十四五”规划“智慧城市”产业输出与一带一路倡仪结合，日本一直在做，杭州有产业优势；(2)业态方式创新，传统模式与疫情相适应。比如眉州东坡酒家推出“外卖业务”，中石油“油箱加满，后备箱填满”延伸肉菜业务；(3)扩大电子商务。4月7日，国务院常务召开会议，推出增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举措。在已设立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础上，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至此，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达到105个。据阿里估计，2020年跨境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将达到12万亿元。跨境电商业务市场增长空间大，前景可期，杭州要继续创新引领、走在全列，打造“全球跨境电商第一城”。

沈啸委员：有危也有机。去年我们成立了杭州商旅数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目的就是商旅集团要自上而下统筹推进数字化建设。从这次疫情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当时提前做的谋篇布局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我们有两个典型，在疫情中反映出了数字化转型先人一步的行业竞争优势：第一个是联华，本身它的品类都是刚需，再用“联华鲸选”APP线上线下形成闭环，所以总体来看，疫情期间营收比较稳定。第二个是网红带货，现在在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的知味观，之前请李佳琦带货，卖了几个亿的青团。疫情对于数字经济的落地，其实是一个红利期、一个催化剂。

但尽管我们一些企业已经初步实现了数字化的能力，可以做一些推送和精准营销，但是没有办法形成消费闭环。当消费者有消费动机的时候，想线上下单、线下送货，很多线下商贸服务还做不到如此。

另外，我们还有探索：中小企业要活下来，当下最主要是解决现金流的问题，这就要用金融平台和金融手段。

以联华超市为例，它有很多供应商，与供应商之间都有账期，资金周转率相对较慢。资金压力大了以后，供应商就难以存活。我认为，为了使供应关系长期稳定，双方的合约与凭证可以质押给保理公司或金融机构，机构再放款解决企业存活问题。这一块就是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

我们现在都是通过手工完成的，但是在数字化的催化下，合同签好后自动上传金融机构平台，相当于形成了信用凭证，基于信用凭证形成授信关系，几秒钟就可以解决。我们依托于商旅集团的大企业和大平台，来扶持和培育整个合作伙伴的生态体系。

张春霞委员：疫情让直播更火了。拿昆明来说，这次损失惨重，但花农纷纷在直播平台上卖花，销量十分可观。还有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直播卖菜，也让大家眼前一亮。

沈啸委员：我们现在也在孵化新业态。比如宅经济，原来开家店一定要选区位条件最好的，这是旺铺思维。现在我们正在从旺铺思维转变成流量思维，通过网红个人IP、社群，形成社群营销关系。社区经济就是一个典型，也是疫情催生出的一种商业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