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白居易和苏轼一直为杭州人民所景仰和纪念，他们两人对于杭州城市风格的奠定及城市声誉的播扬有着独特贡献。可以说，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因为有了这两颗璀璨明珠而更加闪耀和韵味独特。

白居易和苏轼跟杭州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两人身份差不多，都是曾经主政杭州的地方官，又都是著作成绩斐然的知名文学家，他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第一，两人在杭州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白居易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在杭短短的20个月主政期间，他筑堤保湖、兴修水利，疏浚六井、便民饮水，使杭州人民安居乐业。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他与太守陈襄一起修复六口水井，解决了杭州城“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的民生难题；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任杭州知府，看到西湖之葑合者“十六、七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大力疏浚，再造西湖。可见，白、苏两人在杭的政绩相似，城外的西湖保护与城里居民饮用水的保障是他们造福杭州人民的两大民生工程主题。

第二，他们都写下了关于杭州湖山的千古不朽诗篇。白居易写杭州的诗有《钱塘湖春行》《杭州春望》《春题湖上》《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西湖留别》、词有《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等十几篇，脍炙人口，如此响亮地歌颂杭州，可谓前无古人，是杭州在古代中国诗歌舞台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而苏轼作为诗词天才，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有美堂暴雨》《卜算子•感旧》等佳作，把杭州城湖山胜景的描绘推向了顶峰，可谓后无来者。

第三，他们都和杭州的佛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杭州作为著名的东南佛国，唐宋时期，寺庙星罗棋布。白居易为政之暇，曾多次探访寺庙，如西湖的孤山寺、武林山的灵隐寺和天竺山的天竺寺，也常与寺庙中的僧友探讨佛理。和香山居士白居易一样，东坡居士苏轼也是个杭州寺庙的拥趸，西湖周遭的大小寺庙都有他的足迹，他和辩才和尚的情义佳话如今还在龙井山的过溪亭延续。通观白、苏两人跟杭州的关系，真是近乎一体两面，也正是因为唐宋两三百间有两位大咖的反复勾勒、塑造和推扬，杭州城的“东南形胜”才更加名噪四海、名实相副、不可撼动。

白居易、苏轼与杭州的关系有大同，但也有小异，尤其是在诗词里对杭州感情的表达上，白居易明显更为直白、无保留。白居易和苏轼很多赞美杭州湖山的诗句耳熟能详，总的来看，作为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苏轼，其在赞美杭城湖山的诗词中，情感相对内敛含蓄一些，如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等，描写杭州的江、湖、山美景十分到位，美轮美奂，但往往只是一湖一山一江的杭城“部分”的赞扬，且描景外没有更多的情感直接表达。这方面白居易显然豪放得多，你看他在《忆江南》写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钱塘湖春行》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春题湖上》“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余杭形胜》“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杭州回舫》“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二首》“与君细话杭州事，为我留心莫等闲”；《答客问杭州》“为我踟蹰停酒盏，与君约略说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唐泻绿油”。白居易的诗中两次用“最”，多处直接提到杭州，其对杭州整体的留恋显而易见且毫无保留，是直抒胸臆的“我爱杭州”的高声宣言。不难看出，比起苏轼，白居易对杭州的感情更浓烈更炽热，尤其像“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更是千百年来杭州最好的城市宣传名片，没有之一。而苏轼则无白居易这样老是“杭州杭州”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平生功业三州中也没有提到杭州。如果单单从宣传杭州角度来看，我觉得白居易对杭州的推扬力度显然要比苏轼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