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徜徉自然之境——大师们的艺绘人生与博物情怀”画展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展出。曾孝濂、杨恩生大师的作品，不仅让灭绝的古鸟“复活”，为中国最高树种“立传”，也引发了思考：在摄影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博物画的价值何在？它究竟是一种冰冷的科学图示，还是一种能与自然深度对话的艺术？

博物画是一种以自然万物为描摹对象，通过写实绘画手法准确、客观再现其外部形态和内在本质特征的艺术形式。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个性表达”与“观念创新”常被奉为圭臬。而博物画的写实特性，便被一些人视为“缺乏灵魂”的技术活，似乎与艺术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

然而，画展中的《麦冬》，呈现了根、茎、叶、花、果全貌，不仅是对自然的记录，更是对生命的礼赞；创作相隔24年的两幅圣贤孔子鸟复原图，折射了人类对古生物认知的探索与进步。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博物画的“写实”，绝非冷漠的复制，而是在理性框架内通过与自然的深度对话，最后实现感性的表达。这使博物画超越了简单的科学插画，证明了写实与艺术从来不是对立，而是可以相得益彰。

当下，许多动植物都已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结构图，博物画的“个性”，体现在作者选择的描绘对象上。从《长江源区冈加曲巴》的冰川雄浑，到《白颊黑雁飞越修道院》的迁徙壮丽，无不是在诉说物种与环境休戚与共的生命故事。这不仅是在传播科学知识，更构建了一种生态伦理：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位置与价值。正如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林奈所言：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清高的旁观者，更不是只赚不赔的生意人，而应当是其间的一分子。

那么，回到最初的质疑：博物画是否足够“艺术”？答案已然明朗，这是一种足够脚踏实地的“艺术”。尤其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博物画将目光投向广阔的自然界，用它的力量唤醒着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关注。

当然，新时代的博物画，要从“画得精准”向更具观赏性、更符合当代审美转变，做到触动观众，激发大家对自然的守护之情，从而实现从“记录自然”到“连接公众”的升华。比如，艺术家发挥创造力，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博物画内涵，进行融合：用宋代花鸟的留白意境，来布局一幅热带雨林的生态场景；以敦煌壁画的瑰丽色彩，去渲染远古鸟类的羽毛光泽。这种融合并非对科学的背离，而是为科学披上一件更具本土文化亲和力与美学感染力的外衣，使之更易被大众接受和记忆。

再如，进行形式创新，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借助数字媒体进行动态呈现，吸引原本对自然缺少兴趣的青年驻足，这幅画就完成了它的时代使命：将生物多样性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故事。

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我们需要更多这样脚踏实地的艺术，来深刻、温情、准确地理解并热爱我们所栖居的这个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