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志坚

杭州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出现，是在隋代，在隋平陈的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今年刚好是杭州建州1420周年。所谓“一级行政区”，是指最高一级的地方政权，直属中央。

为什么在开皇九年这年成为杭州建州的开端？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因为在这一年，隋平陈，随即在南方推行了新的地方制度——废郡，将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实行州、县二级制，而原来的钱唐郡被升格为州，这就是杭州建州的过程。当时大部分陈朝的郡一级都被升格为州。乍看起来，钱唐郡只不过是其中普通之一例。

但看第二眼之后，我们会发现此事并不普通。要知道，仅仅在两年以前，杭州才是个钱唐县而已。就在587年，陈朝才将钱唐县升格为钱唐郡。但这个钱唐郡的存在，一共才有两年时间，就遇到了隋平陈，于是“幸运”地被升格为州。也就是说，一个最基层的县级政区，两年之内连升两级，一下子成了最高级别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如果拿钱唐郡和邻近的吴兴郡做一下比较的话，那就更让人印象深刻了。吴兴郡是一个传统老牌大郡，但在开皇九年这次废郡行动中，却没能逃过一劫，郡被废除，属县也被瓜分，其中余杭县就划归了杭州。

但我们还需要看第三眼，那就是杭州建州其实并不是偶然。因为杭州在589年建州之后，一直很稳定，不仅没有废、降的情况，反而发展很快，到唐中期已经有“东南名郡”之称，到五代成为吴越国首都，最后在南宋还成了全国首都。可以说，杭州的生命力，最终是超过了周围所有的城市。这很能说明，杭州的建州，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因素。

这三眼看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杭州的建州，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事件，其内在的因素很值得我们来挖掘一番。

说起来，1420年的杭州，也可以算得上是历史悠久了。不过，放眼江南地区，比杭州历史悠久的其实还有不少，比如苏州（吴郡）、绍兴（会稽郡），作为一级政区的中心，都比杭州要早得多。

如果上溯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时代，那么，苏州、绍兴作为地区中心的历史，就更加悠久了。当时，苏州是吴国的首都，而绍兴则是越国首都。有趣的是，秦和西汉，这一地区只有一个一级政区——会稽郡，不过其治所却是在吴，今天的苏州。此时的杭州的前身——钱唐县，一直是会稽郡的属县。

到东汉的时候，会稽郡分裂为两个一级政区——吴郡和会稽郡，两郡以钱塘江为界，隐然有当年吴越争霸的意思。而苏州和绍兴依然还是两郡治所所在，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吴郡和会稽郡这两个中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很好的腹地支持——吴郡有太湖流域，而会稽郡有宁绍平原，这两地自然条件优越，开发成熟，经济发达。事实上，人们常用“吴会”一词来指称太湖流域直到宁绍平原这一区域。这一称呼说明，吴会地区有一个内部统一性的区域存在。吴会地区，正是我们来了解隋代杭州的战略地位的一个背景。换句话说，杭州的重要性，必须放在吴会地区这一个更为大的背景下，才能彰显出来。

这一时期的钱唐县则属于吴郡，这种隶属关系一直到杭州建州，才第一次“独立”，和苏州并列为一级行政区。

虽然钱唐县只是吴郡下属的一个县，但其地理位置相当特殊。从南北方向来说，钱唐县刚好处于吴郡和会稽郡这两个中心的连接线中间位置。这条交通线秦始皇就走过，显然是当时的一条“国道”。钱唐县在军事地理上，可以牵制到两个中心城市。实际上，从历史上的多次战争来看，钱唐县确实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东西方向来说，钱唐县处于钱塘江入海口处，可以说是钱塘江流域的龙头位置。其实，在钱塘江北部设置一个新的行政区，是酝酿已久的事情。正如谭其骧在其经典论文《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中所指出的：“自孙吴以来，钱塘下流，本已有分建一郡治的需要”。这一区域先后曾出现过东安郡、富春郡、临江郡、海宁郡等，但都旋设旋废。最后出现的钱唐郡也只有两年，但随即升格为杭州，终于稳定下来。实际上，钱唐郡和杭州的建立，正是满足了在这一带设立一级行政区的需要。但为什么之前总是屡建屡废呢？这是和本地区的第三个势力——吴兴郡的出现有关。

吴会地区，本来只有两个中心：吴郡和会稽郡。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势必要划分出新的区划来。这本来是一个必然趋势。到了三国孙吴时，在两者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郡——吴兴郡（即今湖州）。某种程度上，原来本地区的两个中心的格局，变成了三足鼎立。实际上，在六朝时期，吴兴郡和吴郡﹑会稽郡一起并称为“三吴”（三吴概念在隋唐以后又有所变化，但根据《水经注》，我们可以认为，六朝时代一般将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合称“三吴”，当是事实）。

虽然三吴之称，并不是军事上的概念。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吴兴郡对吴郡、会稽郡，可以起到牵制和制衡的作用。“三吴”之说，隐约有军事意义上的三足鼎立的意思。有趣的是，陈朝的会稽郡、吴郡、吴兴郡这三郡，地位超然，此三郡的太守为三品，而一般的郡太守只有四品和五品。可见此三郡在陈朝时期具有特殊的地位。

陈朝末年，吴兴郡的这个制衡会稽郡和吴郡的战略功能，确实曾经被运用过一次。这与萧氏力量入陈有关。

当年梁朝被陈朝所取代，但仍然保留了一个残余政权盘踞在江陵，史称西梁。西梁作为南北朝的缓冲地带长期存在。但到了587年，隋文帝认为全面平陈机会已经成熟，开始进逼西梁。在隋朝的强大压力下，此年九月，宗室重臣萧岩、萧瓛率领官吏军队、男女百姓等十万口投奔了陈朝。这样一支强大的力量，陈朝自然不会拒绝。十一月，陈朝就任命萧岩为东扬州刺史（东扬州的治所即在会稽郡，今绍兴），萧瓛为吴州刺史（吴州的治所即在吴郡，今苏州）。表面上看，将萧氏叔侄置于陈朝的大后方，这是一种信任。但是，前朝梁武帝手里就有过惨烈的侯景之乱，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陈后主虽然昏庸，却也不能不多加防范。所以，与此同时，陈后主又特地任命任忠出任吴兴郡太守，任忠可以说是陈朝数一数二有帅才的将领，而且资格也很老，着实是朝廷重臣。《通鉴》点出此举目的在于“襟带二州”，意思就是可以牵制二州。从此事可见吴兴郡确实有着制衡吴、会两地的战略意义。

吴兴郡之所以有这个战略作用，首先是因为作为传统的老牌大郡，其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较高，可以和吴州、东扬州一比高下。其次是因为有较好的地理位置，处于两个中心之间，自然有了军事上的战略价值。

当然，就实际的军事价值来说，此时新成立的钱唐郡的地理位置更佳。萧瓛被任命为吴州刺史，这是从吴郡升格而来的。与此同时，原属吴郡的钱唐县也就相应地升格为钱唐郡。但是，钱唐郡新升为郡，资格不足。再加上钱唐郡还是吴州的下属郡。其政治上的地位不足以抗衡两个中心。这就是任忠要牵制吴、会，只能任吴兴郡太守，而不会任钱唐郡太守的原因。

总之，吴兴郡作为一个郡治所在，长期形成的区域中心优势，是钱唐郡所不具备的。（吴兴郡在梁朝时还曾一度升为州，称震州，可见其实力。）换句话说，在这个区域内，吴兴郡的存在，就长期抑制了一个新的行政区的出现——这是杭州（钱唐郡）这个行政区迟迟没有出现的重要因素。这其实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不过，两者的优势对比，到了新的历史时代后，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隋朝新平陈朝，一统天下之后，就要开辟南方社会的新局面，或者说，要重新洗牌。在重新构建一个新社会、新格局的时候，统治者更多地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更加合理地安排各种资源。在这样的契机下，杭州一跃而起，取代了湖州的地位。

因为在隋朝的统治者看来，钱唐郡的地理优势带来的战略意义，要比吴兴郡的传统地位更加值得重视。所以，隋朝对地方州郡重新洗牌的时候，吴兴郡直接被废，而钱唐郡则被升格为杭州。可以说，杭州取代了吴兴郡在“吴会”这一地区的地位，两者恰好易位。而且自此之后，杭州的地位一直都超过了湖州，从某种角度来说，杭州抑制了湖州。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杭州的战略意义比湖州要高。

在整个隋朝，杭州地位都要高于湖州。如隋文帝在仁寿二年（602年），又调整了地方行政区划，如将原吴兴郡区域重新恢复，称湖州。但同时，也把杭州升为总管府，还把武康县划归了杭州。所谓的总管府，就是原都督府的改称。与一般的刺史州相比，总管府拥有更多的军事职能。可以说，杭州的地位要比湖州高那么半级，尤其是体现在军事战略方面。

两年之后，隋炀帝上台，他是个爱折腾的皇帝。他一上台就推行新的地方政策，目标是减少州级政权。他将原来隋文帝时期的三百多个州，减少为一百九十多个州，大约减了三分之一，这个力度是相当之大的。其中，湖州再次被废除了，而杭州再次被保留。学者研究指出：经过隋炀帝的调整，全国州郡治所的所在位置，都比以前更加靠近重要的交通干线。也就是说，这次改革，是按照交通网络的分布，来合并减省州县。这就使得全国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城市节点，都更加合理地与交通网络匹配。这种改革精神，应该说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这一结论可靠，那么很明显，杭州在和湖州的较量中胜出，关键在于其地理位置更佳，更靠近当时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南北交通干线。

实际上，六年以后，大业六年，大运河的南线“江南河”的开通，最南端点放在了杭州，就完全可以说明，杭州在隋代统治者的眼中，已经是个多么要害的地方了。杭州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性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因此，杭州取代湖州的地位，是历史的必然。用谭其骧的话说，杭州的“大郡时代”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