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煦及其所藏史料之内容与命名

吴煦（1809－1872），字晓帆，号春池，后号荔影、秦望山民、秦望山樵，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吴煦捐得试用知县头衔，被派发江苏，从此步入仕途。但此前他随充当幕僚的父兄出入江浙多个地方衙门而熟悉官场。此后他步步高升，先后在苏南一带任知县、同知、盐运使、苏松太兵备道并督理江海关、苏松太道兼江苏布政使等职，尤其在上海组织、督带“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镇压上海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积极为清廷筹济饷需有功而受清廷赏识，获二品顶戴。但吴煦极力推荐的继华尔之职的“常胜军”统领美国人白齐文，后来尾大不掉，拒不赴援攻打南京太平天国，还带头殴伤管带杨坊、抢夺军饷，引起朝廷迁怒，责吴煦管带不严而予以革职，并令吴煦杨坊自行赔补相应开支损失纹银三十一万两、英洋六万三千元。清同治四年（1865年），吴煦终因官场失意、家财一空，怨气难消、心灰意懒，向两江总督李鸿章称病辞卸他任督办的军需 报销局和饷票奖局肥差，回到杭州，从此脱离官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63岁的吴煦在家中去世。

据现收藏单位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经整理披露，这批吴煦所藏史料达十万余件（当时所用纸张因材料的缘故极为轻薄），不仅是解放后有关太平天国史料数量最多、最重要的一次发现，更有大量奏折照会、名人函牍、记事探报、海关厘金、军饷账册等，涉及清政府和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因总的与吴煦经历密切相关且由他收集保存下来，故后被定名为“吴煦档案”，延称至今。1983年至198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所编的《吴煦档案选编》计七辑，其全貌才大致为世人所知。但吴煦保存这批史料的动机难以知晓。笔者认为，这与吴煦及其独子吴宗麟喜收藏有关。吴煦当年是有名的藏书家，在杭州家中辟有藏书室，名曰“清来堂”。有《清来堂书目》四卷，所载不下五千种。

过去评论吴煦，只提到他为清王朝卖命，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结局咎由自取；现在认为吴煦重视外交与对外贸易，大兴海关经济，创立银号事业，提倡近代军事工业等理念与成就，值得借鉴与肯定；相应该史料中的这些相关部分，更显有研究价值。

杜国盛其人与吴煦档案的出现

杜国盛发现吴煦档案，与他的职业、学识分不开。

杜国盛（1912－1981），浙江绍兴沥海（今属上虞市）人，擅古籍鉴定与修复。上世纪二十年代，年少的他赴杭州抱经堂书局当学徒，拜店主朱遂翔为师，后留为职工。1934年至1938年间，他为大藏书家王绶珊在杭州田家园的藏书处“九峰旧庐”管理与修复藏书，编有《九峰旧庐藏书目》。1939年他在杭州新民路（今解放路）自设文汇堂书店，专营古旧书。1951年杭州成立解放后第一家合伙制古旧书店杭州华联书店，他被推为经理。次年9月该店解散，他复自设文汇堂书店。1958年杭州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时，文汇堂并入新成立的建文书店。次年建文书店奉令撤销，他被转到前进书店（后相继更名为翰墨林书店、出新书店，均专业古旧书）当职工。1970年出新书店因“文革”而奉令关闭，他被安排到食品店当进货员，病故于1981年。

吴煦档案，就是杜国盛复设文汇堂书店后于1953年发现的。这年的1月27日，为迎新春，杭州市政府发动群众大搞卫生。当时杭州清泰街城头巷39号吴煦故居（今已不存）的主人，已是吴煦重孙吴兆新夫妇。吴煦藏书，早在清宣统年间已被“上海南洋中学教员汤济沧出二千五百元全部购去”（见朱遂翔《杭州旧书店回忆录》，载《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以此缘故，吴家以为楼上堆的全都是祖上积下来的旧账册废纸，没有价值，一直不加过问。因空房太多无力自行打扫，吴师母请居民区派人帮助。恰来人中有一位相邻任尧卿,专事贩卖旧货。吴师母就把这批“旧账册废纸”分别以每斤300元、500元、800元（人民币旧币，现分别为0.03元、0.05元、0.08元）卖给他。因过秤达700余斤，任尧卿拿不出这些钱，吴师母就主动表示任尧卿可以先拿去卖了再付。此外还有散落的纸屑破书数十斤，吴师母作为任尧卿帮助打扫的酬谢。完工后，任尧卿将这批“旧账册废纸”一并运回家中。次日一早，他先挑出成册的两捆，拿到附近的堂子巷摆地摊出售。幸亏任尧卿专事旧货，知道当时旧纸多用来包老烟、花生、瓜子和作纸伞纸扇的材料，卖价高于化浆回收，所以没有卖给废品回收店，否则后话无从谈起。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古籍无人问津。此时杭州城区虽还有十数家古旧书店，但都以兼营课本、废纸与文具维持生计。杜国盛的文汇堂也不例外。1953年1月29日，杜国盛又一大早逛距其家（其店与家合一）不远的堂子巷。这堂子巷乃当时杭州旧货集市之处，不时有旧家藏品在此散出。杜国盛在任尧卿摊上拿起几册，本想看看纸张是否坚牢，但一翻翻到太平天国刻本，更多的是清政府衙门账册。杜国盛知道有史料价值，即按任尧卿的开价以每斤2000元（现0.2元）全部买下，计60斤。得知任尧卿还有不少，杜国盛于当天和次日两次去任家，又以每斤1100元（现0.11元）的价格购入656斤，以500元（现0.05元）的价格购入14斤。至此，这批合计达730斤的珍贵史料，就全归杜国盛所有并被运到家中保存。而经杜国盛挑剩的纸屑破书还有51斤，任尧卿于2月2日以500元（现0.05元）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就近的废品回收店。

杜国盛的处置与严宝善的参与

现在看来，这批数量如此之多如此珍贵的史料，杜国盛以不到现人民币百元得到，真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对他来说，却不是小数。杜国盛出生贫寒，设店虽十余年，但因战乱不停，生意一直萧条，养家糊口已不易，资金更难有多余。为求资金尽快回笼，他1月31日就写信给上海同行文海书店老板韩世保，托其销售，并即开始了初步整理，发现其中不仅大量有事关太平天国的，更多的是清政府各级衙门的文档与名人函牍，内容十分丰富。但他对近代史料的熟悉程度远不如古籍，难以确切把握其市价，因此于2月8日针对性地请来严宝善与陶承杏观赏，借以了解其价值与市场的反映，以求这一幸遇得到最大利益。严宝善（1923－2002），名宝成，以字行，1950年在杭州平海街设宝贻斋书店，也专营古旧书。当年他虽年仅三十，但设店前已得其父（藏书家）熏陶多年，且注重革命文献收集。严宝善“嘱其不要暴露秘密，零星出售，可得高价”（见《吴吕报告》），并买去反映太平军内部分裂状况的主将吉庆元等六十七人奏稿抄件共16件。陶承杏（1910－1995），名瑾，以字行，杭州市建设局工程师，酷爱藏书，尤以收藏近现代史料丰富而著名。陶承杏也买去一批，据笔者查考达100多件，而不是浙江省文管会以为的76件，更非《吴吕报告》所称的30多件。

严宝善买到16件后，于次日即2月9日送至浙江图书馆兜售。该馆不收，但第二日上午馆长张宗祥亲自打电话给浙江省文管会，介绍严宝善前往。严宝善即携这16件去该会，索价70万元（现70元），并说出了来源，称杜国盛还有太平天国刻本，欲买到后卖给该会。该会按价如数收购，“籍示鼓励以争取另一批更珍贵的史料。并嘱严宝成即去向杜国盛买来卖给我们，如一、二日内买不成，那么我们要直接去向杜国盛接洽”（见《文管会报告》）。

该16件严宝善的买价，作者综合《文管会报告》和《吴吕报告》的记载计算，为14万元（现14元）。在当时古旧书业如此萧条的背景下，浙江省文管会按开价如数购进和表示，无疑大大激发了严宝善的热情，又给了他压力，并影响到了杜国盛。《文管会报告》载：

——2月10日下午，严宝善陪杜国盛携这批史料中的账册等69斤去浙江省文管会。该会以每斤4000元（现0.4元）全数收进，并要求杜国盛回去进一步检点：如捡出太平天国文件，价比照于对严宝成的；如是普通账册档案，照今天的价格4000元（现0.4元）一斤计算。杜国盛则回称：“一起七十几斤，……店里一点也没有剩下来”。

——2月11日上午，严宝善携反映太平天国政治纲领和军事组织的《太平救世歌》、《太平军目》等8件又去浙江省文管会，称前晚以140万元（现140元）从杜国盛处购得，已考证出这二种太平天国刻本国内尚无发现，十分珍贵，并索价500万元（现500元）。该会还价370万元（现370元）购入。

——2月12日上午，不知何故，杜国盛自行前往浙江省文管会，送去《太平天国诏西洋番弟谕》抄本等6件，索价24万元（现24元）。该会照价收购，并告知他该会向严宝善收购370万（现370元）事，“用意希望他在政治启发和高价的鼓励下能够向我们靠拢，不再隐瞒欺骗”。

——2月13日上午，严宝善又一次去浙江省文管会，称陶承杏从杜国盛处买有76件吴煦往来信札可以出让。下午严宝善即携往，以索价70万元（现70元）被该会收购。而他的购价为50万元（现50元）。

以上总计，“严宝成净得利润三百零六万元（现306元），杜国盛净得利润一百八十二万元（现182元）”（见《吴吕报告》）。这不仅表明严宝善的确“对近代文物的鉴别能力比杜要强”（见同上），脑子也活络。而浙江省文管会能知道这批史料的存在并有一系列的收购，也来自并得益于严宝善的参与。但严宝善的参与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建立在杜国盛已经知晓这批史料珍贵的基础上，与杜国盛购之于任尧卿不同，在发现之功上不能与杜国盛相提并论。现误传严宝善是吴煦档案的发现人，也有误称是浙江省文管会发现的，不仅与杜国盛湮没无闻有关，更是此事件一直未被详尽披露所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