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事件（上）

　　受命

　　1995年冬，北京的雪好像下得特别早，雨雪交加的天气也特别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不久，北京传来一个与我们浙江有关的重要的消息：北京警方以严厉的手段全面整治地处丰台区大红门的“浙江村”，“浙江村”的48个院子全部被搜查并摧毁。在此生产经营和居住的浙江人（多为温州人）及其雇工十几万人，在雨雪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情况十分紧急，要求省里速派人去调处。

　　12月的一天上午，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锡荣同志把我（时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沈立江、省劳动厅领导等召集到他办公室开会。他在介绍了北京情况后说，省委决定由他牵头，带领办公厅、省工商局、省劳动厅等单位领导赴北京，会同浙江省驻北京办事处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主任周金渭等同志一起组成调研组，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因为我在任永康市委书记时，举办过纪念刘英烈士牺牲五十周年活动（我在《修葺刘英烈士陵园》一文中已有叙述），与刘锡荣同志已有多次接触，对这位有敬业为民、任劳任怨、身先士卒、克己奉公的品质和精神的领导有深深的感受。按省政府领导分工，这块工作不是刘锡荣副省长分管的，所以，我关切地询问他：“这事怎么又轮到您负责了？”他说：“因为我在温州市当过市委书记，对温州情况熟悉，省委叫我负责调处此事。”我调侃地说：“您也是能者多劳！”我记得1994年3月31日，杭州千岛湖发生歹徒抢劫焚烧台湾游客的“游船惨案”，当时此项工作也不是刘锡荣同志分管，但由于这个事件政策性强、情况复杂、处理难度大，省委考虑到刘锡荣同志分管农村工作，所以叫他具体负责处理。此事在机关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省委欺侮老实人，总是把难事、棘手的事交给刘锡荣同志。想到这，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主动向他请缨：“既然由您具体负责，我也参加省赴北京调查组。您如信得过我们，由我们先去北京调查，您就在省里坐镇指挥，有情况及时向您汇报，然后您再定夺指挥吧。”他思考片刻后答应：“那好，具体先由你负责带队去，将那里情况及时跟我联系。”我表态，具体可请沈立江同志负责，因他是省政府办公厅领导，这样便于对外协调。刘副省长说：“那么，你们俩人一起具体负责吧。”第二天我们一行6人（沈立江副主任及一位处长、劳动厅吴志昌副厅级巡视员及一位处长、我同省工商局个私局局长何为华）赴京与省政府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事处主任周金渭等人会合。

　　那几天北京的天气是阴沉沉的，显得特别的冷。我们到北京市马甸桥的八省驻京大院后，周金渭副秘书长与驻京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章柏康一起马上给我们介绍北京警方全面搜查并捣毁48个大院的情况。乐清市驻北京联络处的同志也在场介绍了情况。周金渭同志原是省政府办公厅联系农业方面工作的副主任，为人热情、工作勤快、善于协调关系，在中央一些机关人脉好，所以调任他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主任是个合适人选。他在北京的这几年，对“浙江村”情况和北京警方全面整治“浙江村”过程都比较了解。“浙江村”被全面整治的前前后后中，他同办事处同志们一起代表浙江省已经与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协调交涉工作，竭力维护浙江在北京经商办企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大红门

　　经周副秘书长及驻京办同志的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的“浙江村”的情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温州人、浙江人，已经不再满足在本地区家门口做生意，他们依托省内基础，纷纷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办分市场、连锁店和加工生产企业，创建了类似“温州村”、“汉正街”、“义乌街”等集加工生产、批发经营及居住为一体的集聚区。新闻界人士对此统称为“浙江村”。在大红门“浙江村”里的，多为温州人（也有台州等地人），且以乐清人为主；他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就户带户、邻带邻地落脚在大红门地区。

　　大红门地处丰台区，是个城乡结合部，疏于城市管理。北边不远处是大红门火车站，即现在的南四环中路旁，这里铁路、公路等交通都非常便捷。大红门在天安门的正南方，与天安门形成一条中轴线，有同一“龙脉”之称，老百姓认为风水好。由于浙江人（温州人）有落根就能生存的草根精神，他们向当地的农户租借空闲房，办起了加工生产又推销经营的家庭作坊企业。当地农户原来是抱着看热闹的蔑视眼光看待这些温州人：这样也能成功？以后，他们看到浙江人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推向了北京中低档市场（商场），而他们的房租不但能按时收到、且收入不菲。有人也因此患上了“红眼病”，千方百计想轰走浙江人。但这种“赚一分钱不嫌少、挣一万元钱不怕多”的艰苦生意，北京人自己是干不起来的，所以更多的北京农户是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温州人来此租房经商办企业。

　　大红门的商品生产以皮衣、服装、鞋类等为主，产量越做越大。1992年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建成使用，皮衣服装产销初具规模。没出几年，这里就成为了北京市内中低档商场（市场）皮衣、服装进货的重要批发基地之一；后来，这里的产品不仅批发运向全国，大批东欧和俄罗斯人也直接入村采购皮衣，销往东欧及俄罗斯等国，生意十分红火。而这样一来，更大量的浙江温州人涌向大红门。1992年以后，来此经商的浙江人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据丰台区南苑乡政府1994年10月的统计，当时在大红门“浙江村”的外地经商者的常住人口达11万多人，而当地居（农）民人口仅有1.4万余人。至1995年全面整治时统计，经工商登记的浙江人就有3万多户，一户家庭工业按5~6人计算，外地人至少有10万人以上。家庭工厂里打工的人员以河南、河北及中西部地区人为多。

　　整治

　　浙江人在这里发达了，当地人出租房子的收入比他们劳动一年所得还多，而且“浙江村”给当地捐资、集资、赞助等款项十分可观，大红门人先富起来了。“浙江村”产销的商品也大大丰富了北京市场，深受北京居民的欢迎。大红门在北京乃至浙江等地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也越聚越多，于是各种实际问题接踵而来，如小孩读书、卫生医疗、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等矛盾非常突出，就连温州人“打的”的价格也要比当地人贵一倍。

　　“浙江村”在北京已经为市场繁荣、经济发展、市民致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当地相应的管理没跟上，更没有为此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条件，“浙江村”的脏乱差问题相当突出；加上集贸市场繁荣了，鱼目混珠，一些不法之徒也流窜到此为非作歹，经营户也常遭不法之徒的抢劫和欺压，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村”人只能自谋出路。温州人一方面办起了幼儿园、医疗诊所、饮食店、菜市场等，也加强了治安维护工作；另一方面，从1992年底开始，就有一些经营大户以合股形式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加强合作。由当地出地皮，浙江（温州）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两层楼房，再分别出租给温州人。在这些院子里，往往以温州当地一个村庄地缘、人缘、亲缘相关的人员为主聚集，院子内的头由有影响的企业主或原村干部担任；一个院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营造着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据丰台区南苑乡统计，到1995年，这样的大院一共有48个，经注册登记的常住经营户有3万多户。一个院子小的可容纳下1~2千人、大的能容纳下4~5千人，以后这里也被称为大红门“浙江村”48个大院。

　　正是这种村中有村、村中有院的状况，给人一种感觉是浙江人想摆脱当地社会管理，自成体系了。“浙江村”的经营户及其雇工毕竟是来自全国各地农村，既没有党组织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也缺乏正常性的管理，“给首都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和工商管理等方面带来一定的影响”（摘自乐清市人民政府1995年6月上旬给省政府办公厅乐政发[1995]50号文）。有专家调查后称：有些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棚户区”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93年，北京市有人大代表提出：“浙江村”不仅成了超生游击队的集中地，更成了社会黑势力的据点，……。要求北京市加强整治管理。1995年春，中央领导们到郊区植树，途经大红门遇到交通拥堵，看到环境脏乱的场面后，有领导说：过去这里还没有那么多院子，现在怎么出现了那么多房屋，乱糟糟的。1995年春末夏初，北京市及丰台区想采取“轰”与“堵”的简单办法进行整治。为此，浙江驻京办周金渭主任带着驻京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章柏康等同志多次与北京市委、市政府及丰台区政府相关领导汇报交涉，最后北京市及丰台区放弃了原来的整治方案。但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却在此时通过了《大力整治无“五证”（即暂住证、出租房屋安全合格证、就业证、婚育证、经商许可证）就业人员的决定》。到11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大红门地区的通告》，通告要求限期整改、限期补办、限期拆掉、限期离开大红门。

　　说实话，浙江相当一部分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农村人员是“五证”不齐全的。就在北京整治无“五证”人员的时候，台州地区在北京学习的领导黄兴国同志，在北京天桥市场台州籍人员中调研时，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台州的有关部门尽快为台州在京经商办企业的人员补齐“五证”，以利他们在京平安经商办企业。省劳动厅在浙江驻京办事处也设立了为浙江在京经商办企业的人员补齐“五证”工作点。而当时温州市正在实施“回归工程”，想当然地认为这正是让温州籍人员回归温州的好机会。在驻京办事处周金渭副秘书长的一再催促下，温州市乐清市政府率先决定在北京设立联络处。乐清市政府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京经商办企业的人员已达10万人左右，闻名全国的北京‘浙江村’大部分都是乐清人”。

　　为了协助北京市有关方面做好该市在京经商办企业人员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与北京市的联系与经济协作，乐清市要求在北京设立联络处。省政府办公厅1995年6月16日予以批准，并函商北京市政府。而就在此时，中国青年报以“内参”的形式，将大红门的“浙江村”一些消极的情况反映到中央高层领导，“内参”还把“浙江村”扩大为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具有黑社会势力性质的“独立于北京之外”的群体，“黄赌毒俱全，恶势力横行”，更为严重地还称，民间“藏有一个团的武器”。中央高层领导看到：在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的大红门民间“藏有一个团的武器”，这还得了？！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于是批示：“要加强治理整顿。”

　　就在乐清市在北京的联络处刚刚筹建起来，北京市政府《通告》中提出的限期还未到时，北京市警方严厉整治大红门“浙江村”的方案已在谋划实施中。浙江方方面面对此做了大量的协调交涉工作，但严厉整治“浙江村”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这一年秋天，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锡荣同志出访回国途经北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省委、省政府建议要高度重视此事。省委听取刘锡荣同志汇报后，就决定让他负责此项工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浙江省领导李泽民、万学远、柴松岳等同志为此在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的同时，要求北京方看到“浙江村”的广大经营户是守法经商，对繁荣首都乃至全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浙江村”内有违法乱纪的害群之马，依法依纪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不应扩大化殃及“浙江村”所有经营户，更不能让浙江在大红门的广大经营户在雨雪交加的严冬天气里，因所有大院被摧毁而流离失所。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结束，浙江的领导刚回到杭州，北京警方就组织了数千警力（包括武警）果断地、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浙江村”的48个大院，使十几万经营户和打工人员在雨雪寒冬中流离街头，只好向北京周边的河北和天津一些县（市）转移。浙江驻京办事处周金渭主任等同志一方面按省委、省政府领导指示进一步与北京市领导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为了让中央领导了解到“浙江村”的真实情况，不断向领导报送相关信息，并邀请中国社科院到“浙江村”调研撰写“浙江村”“是”与“非”的报告，报送中央及北京市高层领导。他们还请新华社浙江分社、杭州电视台将北京清理“浙江村”的情况录制下来，每天下午送中南海供中央领导参阅。1995年12月30日杭州电视台晚间新闻中播出了“浙江人的北京梦”的消息。北京“浙江村”告急！浙江被震撼了，浙江父母官的心被牵动了，也就有了由刘锡荣副省长牵头、组织赴京调查组之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