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读傅国涌新著《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册）毕。内容除“引言”、“后记”外，为第五篇《朝廷内外》、第六篇《谁覆清廷》、第七篇《财政困难》、第八篇《创立民国》，引述当时众多亲历这段历史者的论著、回忆录、书信、日记等资料，依次讲述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内外的态度和反响、终结清廷封建统治的各种力量、当时清廷及独立各省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民国创立前后围绕建立何种政体出现的各种主张。

　　以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主流历史观，辛亥革命几乎只有一个观察角度、一个不能讨论的定论、一个抽象的面孔，因而变成了一个被简约化了的、没有任何细节、也没有心灵温度和心理流动的历史概念，所有流行的教科书对该词条的解释几乎完全一个调子。傅国涌的“历史还原”工作建立在他对于“重构史实”的学术感悟基础上，故而采取了回到当初、众说纷纭、不作定论的“兼听”式历史叙事方法。这样做，给人的印象就是：历史是由历史自身完成的，这其中包括所有历史参与者不同形式的介入，而不是任由任何政治团体或个人以功利化历史观作独家解释的。以辛亥革命而言，通常人们（包括毛泽东、鲁迅）总说革命中普通人民被排除在外，然这正是当时的历史时势造成，而不开化、不革命、看起来无缘于革命的普通人民百姓这样一个历史存在难道就因此显得不重要了吗？他们不是也用“未参与”这种特殊的形式介入历史了吗？这正是历史研究者不应忽视的环节。鲁迅小说《风波》的幽默之处正在于此。

　　作者“引言”表达其写作意图：“通过大量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力图靠近历史的现场，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回到当时的历史中。”

　　而“回到当时的历史中”，首先还是要通过亲历者的私人感受让读者了解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那就是一个王朝面临衰退、死亡时“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思变的人心造成了与世界潮流相呼应的时势，与世界潮流相呼应的时势最终终结了清廷268年的统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大潮，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警句具有了真理性。

　　不过，在面临“逼宫”窘境时，代表清廷出场的隆裕皇太后在清廷内部的力排众议、无奈选择“退位”之举，虽有自保的私心，毕竟还算明智，避免了历代改朝换代战乱、流血、生灵涂炭的代价，倒也值得肯定。这一点，就是当时众多的“私人记录”也是如此记载的。如傅著引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35-341页唐在礼之回忆隆裕皇太后最后一次颁布诏书时的话语就十分生动传神：“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难怪时任协纂宪法大臣、1912年后又任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汪荣宝在日记里感叹：“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傅引《汪荣宝日记》第1143页）

　　就连革命者孙中山都表示：“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傅引《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6页）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低调、平庸、与慈禧太后风格、人格很大不同的隆裕皇太后死后，仍能够享有一个相当隆重的国葬，不但全国“下半旗”，还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又有军界举行的全国陆军哀悼大会，副总统黎元洪送了这样的挽联：“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

　　仅仅从这一个场景，即可知道我们从小得之于流行史籍的辛亥革命与民国历史是多么的不充分！

　　看来，一百年后的“重建辛亥叙事”既必要，也已经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