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5月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民主人士和《新人口论》的作者马寅初先生（1882～1982）诞辰130周年和逝世30周年。马老享寿百年，人生之幸；而暮年投荒二十载，实为民族和国家之不幸。本刊特别刊发三篇文章，以纪念这位真正的“民族脊梁”。

　　马寅初先生是我敬仰的一位前辈学者。我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见到他老人家的。1966年11月，还是“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中华大地的时候，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是寒凝大地一片萧条。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是革命的，明天也许成了反革命。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外，几乎人人自危，尽管嘴上说的是革命话，唱的是革命语录歌。

借“串连”之机赴京拜见马老

　　那时我在杭州的一所学校里教书，因为“停课闹革命”是领袖的号召，所以学校里冷冷清清，学生都到天南海北大串连去了。一位聪明的老师说“我们何不也到北京去串连？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9月5日发的《通知》不是有句话说同意‘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句话点醒了大家，我们不也自称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教师，为什么不能外出串连？不去串连不是反而成了不革命？至于“代表”的问题，我们可以互相选，也可以自己选自己，这不就成了。于是我们几个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长尾巴的青年教师就自作主张挤上火车，先上海、后南京，再奔北京去了。

　　说实话，当时去北京说是参观“文化大革命”，实际是各有打算，但共同的一点是想见见毛主席，这也是真的。当时毛主席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加上个人祟拜的宣传，我们一行都想有机会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其次，大家都想开开眼界，到久负盛名的颐和园等名胜去玩玩。至于有什么探亲访友的安排，谁也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我就有自己的小算盘。马寅初先生次子本初的妻子是我岳母的外甥女，这位唐申娟女士是位十分善良的人。因为岳母家生活困难，在唐女士参加工作有了薪金的那天起，就省出钱来资助岳母一家。马老赴京工作后，本初兄一家也调到北京，不久申娟姊有了孩子，就以请岳母帮助照顾孩子为名，把她接到北京，实际是抚养我岳母（后来岳母终老于京）。我到北京当然要去看望岳母，看望善良的本初、唐申娟夫妇。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我知道当时马老和他在京的子女是住在一起的，我想拜谒我所敬佩的马寅初老人。这个想法只能藏在心里，马老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他的经济学上的“团团转”理论和利国利民的“新人口论”在“文革”前早已被痛加挞伐）。我去看他是不能公开对同行者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特别是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里。

　　记得那天下午从西直门排队乘公交车去颐和园玩，队伍长得不得了，我乘机和同行者打了个招呼，说是有点不舒服，不去颐和园了，先回去休息，然后边打听边乘车换车，来到东城东总胡同马老的家。岳母和申娟姊对我的到来，都很高兴。岳母着急地问：“有没有被学生打过？”我知道北京疯狂的八月，自“八·一八”领袖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的大中学校掀起了一股斗、打老师的浊流，老师和校长被学生打死并非个别现象，岳母和申娟姊担心我并非无因。饭前我向申娟姊提出要求：“我想见见小爷爷（后辈对马老的敬称，不以辈分而论），不知是否可以？”申娟姊说：“好的，好的。我去和爹（申娟姊是上海人，“爹”是父亲的意思）说一声。”过了片刻她回来告诉我：“爹欢迎你去。”于是，申娟姊和岳母陪我来到他的卧室。

　　马老那年已是80多岁高龄了，看上去身体和精神都不错。见我进去，就从写字台边的椅子上站起来，我赶紧扶他坐下。我们握手，我还鞠了躬，这是对长者应有的礼貌。申娟介绍说：“爹，志兴是舅母的女婿。这次到北京来办事，他要见见您。”马老微笑点头。我说：“小爷爷，今天能够见到您，我感到是毕生的荣幸。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

　　待我在他边上坐定，马老问：“你在杭州教书，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答：“我是杭州大学毕业的，读中文系，1961年毕业。”

　　马老又问：“杭州大学的陈立现在在吗？他可好？”

　　我答：“陈立先生是我读书时的杭州大学副校长。现在好的。”

　　马老又问：“吴宪你知道吗？现在可好？”

　　我答：“吴宪同志现任浙江省副省长。我在杭州市教书，省里的情况不了解，听说还好。”

　　马老听了点点头。这时照顾马老起居的老阿姨已送进饭来，申娟姊向我示意，我们即告辞出来，来到隔壁的房间与本初兄一家晚餐。本想有机会再去拜谒马老，可晚上回到住地，同行的老师们正焦急地在等待我。那时革命师生乘火车不要钱，只要打听好车次，晚上我们一行就经西安转道回杭州了。

只与马老交谈了几句话

　　前几年有人问我，我和马老谈话就这么几句？我说是的。在那样的政治氛围里，我能说些什么？老人家又能说些什么？我曾经想说，当年考大学，我曾想考北大，当您的学生。可对自己的成绩没有底，不敢报北大。可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我想说，在杭州大学读书时看到报上批判您的经济学上的“团团转”理论，我对经济学是一窍不通，不知他们在批些什么。但是对您的节制生育“新人口论”的批判我更弄不懂。明明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主张，为什么要批判呢？这确实是我一个困惑不解的疑问。可是在那时我能提出这个问题吗？老人有可能和我交流看法吗？我以为此行不虚，见到了老人，向他表达了敬意，这就足够了。

　　这次拜谒马老，时间是那样匆忙。只是向申娟姊询问了一些情况。比如马老上世纪50年代含冤被错误批判家居期间，仍著述不辍，在一大张白纸上书写著作，每写好一张就与前一张黏起来，若干张后卷成一卷，一共写了好几十卷（古人写书就是这样写，这也是我们现在见到古书的上卷、下卷、第几卷的由来）。这是部马老未完成的著作，有的书说是《农书》，有的书上说是《农业经济学》，但这部未刊稿是永远见不到了。“文革”初起，已投进他家冬天烧暖气的锅炉中了，同时投入锅炉的还有马老朋友赠送的书画等。比如何香凝送给马老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只虎虎生威的老虎。2008年3月25日，我和马老的长孙，亦即申娟姊的长子马思泽在上海相聚，同居一室两个晚上。1966年初见时他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如今是年过知天命之年广电部的一位高工。我向他核对一些回忆中的往事，他说：“爷爷的手稿有多少卷记不清了，一卷卷地竖着放，足有南方大竹箩的一箩筐。外界有人说是用毛笔写的，我听爸爸说过，是用蘸水钢笔写的。至于何香凝老人送的那幅画，是她题赠给爷爷的。何香凝老人画虎不多，这是其中的一幅，所以更显珍贵，原来是挂在客厅里的。”他又说：“1958年和1959年，阿蓓阿姨（我妻子的小名）两次来京开会，其中有一次在爷爷客厅里和我全家及婆婆（我的岳母）拍过一张照片，背景就是这幅画。”经他一说，我想起来了，确实有这样的一张照片。

　　我和马老的简短谈话，回来后向妻子说过。还开了句玩笑，幸好我上过大学，不然还真不知如何回答。我知道解放后马老在浙大任过校长，他问我陈立可好，我原以为他俩仅是同事关系。前两年我参加马寅初纪念馆的一个活动，徐馆长向我介绍了陈立先生的夫人马逢顺老人，我连忙握住老人的手，告诉她40多年前马老对陈立先生的关怀，也是此时我才知道马逢顺老人是马老的堂侄女，陈立先生是他的堂侄女婿。尽管那时马老身处逆境，他仍关心故乡的亲朋故交。陈立先生、吴宪同志均已作古，我想他们知道当年，马老在那样自身难保的险恶形势下仍然关心他们，定然会深深感到故人情重。

马老与周总理的深厚情谊

　　马老与周恩来总理有很深的友谊。对周总理的逝世马老是十分悲痛的。后来申娟姊的长子思泽来杭时告诉我，马老坚持要去灵堂吊唁总理，瞻仰遗容，但那时他已经动过直肠癌的大手术，体质虚弱，又是90多岁的老人了。车子到医院后，是思泽和弟弟思东推着轮椅送他进灵堂的。在北京医院的总理灵堂，马老由孙儿们推着轮椅绕着总理的遗体转了一圈，不忍离去，他要再看一眼总理，示意孙儿再绕一圈。为了见总理最后一面，马老那天上午滴水未进，以免临时要小便。这对当时的马老来说也是要有坚强的毅力，尽管对一般人来说是小事一桩。

　　马老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发表于《新建设》1959年第8期、《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一文的第五部分“附带声明”之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中说：“据去年七月二十四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进而语气十分坚决堂堂正正地说：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附带声明”的结束语是：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劝马老作检讨的好心朋友据我所知有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而他的堂侄婿陈立则说得更直白：随便写几句，敷衍敷衍就行了。马老在文中提到的这位“好朋友”，则另有其人。人所共知就是周恩来总理，如今哲人已逝，岂不令人痛伤，抚今思昔，感慨岂止万千。马老要再一次绕着总理遗体转一圈，和这位好朋友作最后的告别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总理和马老的谈话经过，没有任何书面文献记载，我在撰述本文时特地给在北京的马老长孙马思泽打了电话进一步求证。思泽的回答是：“爷爷那次和总理谈话后，回到家里就将内容告诉了爸爸（指马老次子马本初），总的意思是劝爷爷作个检讨，事情就过去了。”但这次马老没有接受周总理劝说，而是选择了“直至战死为止”，有负总理的一片苦心。

获赠新出版《新人口论》

　　1979年9月14日，北京大学召开大会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教育部党组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过后不久，收到申娟姊的来信，说是北大党委派人来家征询意见，凡亲友中因错误批判马老而受到影响的，北大党委准备一一发信以消除影响，问我们在“文革”中可受到什么影响。我回信说，妻子195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难，是拿了马老致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同志的一封信而小小年纪参加工作的，马老是她参加工作的介绍人。后来批判马老以及“文革”中在她的内心都是一个阴影，发一信是需要的，对我则不需要。我记得信是北大党委组织部出面的，寄来后由我送到妻子的单位。

　　本初兄和申娟姊知道我对马老是十分景仰和尊重的，所以1979年11月马老的《新人口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寄赠一册供我阅读收藏，我打开书的扉页，上署“志兴兄惠存，弟马寅初”，下钤马老名章。从字迹看出自本初兄的手笔，然赠书于我，定得马老同意。至于称呼，这是前辈学人的通例，但对我这个后辈来说，实在愧不敢当。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寅初全集》，本初兄来信说要赠我一套。我当然很高兴，怕邮寄损坏，后来去京时自己背回来的。马老的著作，是我一世藏书的珍藏。

　　马老的手稿等在“文革”中损毁颇多，但1941年3月30日重庆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冲破阻力为马老六十生辰祝寿（其时马老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于贵州息烽集中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新华日报社向马老送的寿联、寿幛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马宅。一次申娟来信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周恩来等的贺联，文曰：“马寅初先生六秩大庆，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鞠躬敬祝。”另一张是重庆新华日报社送的贺幛，文曰：“马寅初先生六旬，不屈不淫徵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新华日报社敬祝。”（文字均为竖排）申娟姊来信说，中国历史博物馆来家征集与马老有关文物，马老已同意捐出。他们将原件拍成照片留念，现寄我一份。这两张照片，后来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办的《书林》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小文，对寿联、寿幛中的典故作了点铨释，原照片是杂志社在印刷厂制版时遗失了，这只能徒唤奈何的了。

马老魂归江南

　　由于本初兄、申娟姊一家和我家的亲密关系，我们往来不断。每逢去京，必去马宅，有时食宿都在他们家。每次到马宅，到时必先向马老请安，离京时必向马老辞行。马老在八、九十岁时已不良于行。我见到他房间里有一张特殊的小凳子，我们南方人叫小矮凳，这张凳子的四条脚特别长，大约有七、八十公分高。申娟姊告诉我，过去老人家喜欢爬山，香山是他常去的登山之地。1958年横遭批判后，年纪老了，有时就带着孙辈去北海公园，就登小山。后来腿脚不便，每天定时扶着这张凳子环室而行，以锻炼身体。马老是一匹雄健的骏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匹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民的千里宝马不知疲倦地驰骋了一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的这几句诗是老人一生最好的写照。听到马老房间里传出的、他扶着那张特别小凳子锻炼身体的“笃笃”声。我想马老毕竟老了，但是他的精神不老，他的睿智的大脑一定还在思考着什么。

　　1982年5月10日下午5时，马老逝世于北京医院，这位可敬的老人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我想他一定是了无遗憾地走向天国的。第二年的清明节前，申娟姊来信告知，马老的骨灰除在八宝山安葬外，一半要葬到他的故乡嵊县浦口。近日将由马老长子本寅先生、女婿徐汤莘先生及本初兄的次子思东护送南下，将在杭州停留，到杭后思东会来通知我的。

　　过了几天，思东由京到杭来家告诉我们，他们现在下榻大华饭店。晚上我们全家去了那里，我和妻子、女儿面对马老的骨灰盒，默哀三鞠躬，向我们所祟敬的马寅初老人作了最后的告别。江南三月，草长莺飞，这年的清明前后杭州雨水特别多，不间断地下了半个月的雨。我在想，难道老天也在为马老送行？他在杭州工作过，爬过杭州的山，游过杭州的西湖，在杭州有过家。这样杭州的清明雨送别马老是很自然的事了。杭州南山公墓有座马老的衣冠冢，墓里面安放着他生前用过的眼镜和帽子。春雨霏霏的清明时间，我和家人曾去祭拜过。

未完成的《马寅初传》

　　我曾经想为马老写本传记，以纪念这位世纪老人。2000年初，我的工作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启动了一个“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大型课题，要为一百位浙江先贤名人立传。我承担了马寅初传的课题。课题立项以后，我先给本初兄、申娟姊写了信，不久又特地去京和他们商量。

　　此前关于马老的传记已经出过多种，我都翻阅过，我想要写马老的传记应该有所突破。马老年轻时负笈西洋，留学美国长达10年之久，先取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留学生活应该是很丰富的。再是，关于他的利国利民的“新人口论”为什么突然受到批判？这是个关键问题。

　　在北京马宅，本初兄表示愿意帮助我，尽量回忆和挖掘新的材料，但感到自马老平反后，他曾接受过多方采访，有的作者已出版了马老的传记，要提供新的材料有一定的难度。更重要的是本初是个十分严谨的人，他举例说，马老在解放前及建国后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都有过交往和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层人士和马老均已先后作古，很多材料没有书面文字，有些是听父亲说的，现在无法核对，这总是个问题。他还举了个例子：“1957年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曾来看过父亲，他们在院子里的那棵白皮松下谈了很长的时间，这次谈话肯定很重要，两人的脸色都很凝重，我不能凭想象向你介绍。还是上世纪50年代，某报一位记者来采访，父亲问你是哪家报纸？记者回答是某某日报。父亲说，我看你们是黑暗日报。”我也知道诸如此类的问题，将来写了要闹纠纷。尽管如此，本初兄还是答应帮我回忆，收集资料。事实上他们一家都很支持我写好这部传记，申娟姊还不时寄来一些资料和照片，提供了不少采访线索。

　　我在杭州也在做资料的收集工作。例如当时我参与了全国政协文史委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编辑整理工作，为后来出版的该丛书《特工组织》（上下册）的执行主编之一。在整理稿件时读到曾任息烽监狱负责人周养浩的《贵州息烽集中营内幕》一文，其中有抗战时期马老被囚息烽集中营的详细材料，我如获至宝。我想参验其他材料，马老被囚息烽集中营这一节定能写好。有次我参加省政协文史委组织的考察新昌、嵊州、天台、仙居之行，在参观马老嵊州浦口故居时特别用心，手记心记，在马老出生的床边拍了照，心想这些都是有用的资料，将来可以作为传记的插图。

　　但是，这部传记终于没有写。我以为要写马老的一生，他的晚年因“新人口论”而遭到批判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这不仅反映了马老的真知灼见，而且反映了马老的铁骨铮铮，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而且对一些“缺钙”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重要。

　　从打算撰写马寅初传开始，我力图研究马老遭批判的深层次原因。从我见到的资料看，批判马老的“新人口论”似乎是陈伯达、康生的突然心血来潮，背景不清，似云遮雾罩。我试图从有关方面寻觅当年的档案，有朋友告诉我不要说你个人，就是社科院甚至比社科院更高级别的机关开介绍信也是看不到的。而且这些档案究竟在哪里也不清楚。一直以来，我主要研究浙江地域文化和浙江文献，长期从事地方志工作，所以养成一个习惯，没有资料不落笔，没有文字依据不撰文。写马寅初传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不能和别人一样，对这个问题一语带过。经过慎重考虑，我向领导写了报告，撤回了课题，这成了对马老“未完成的纪念”。

　　前几年我读到2008年3月19日上海《报刊文摘》第二版的《陆平：憋了很多话要对北大说》，这是原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女儿陆莹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是因为批判马寅初的事，一个电视剧说父亲和康生一起害马寅初，父亲觉得特别冤，他都已经84岁，还受这不白之冤。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父亲在中宣部说，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但北大党委组织批判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判，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会批判。”陆平的话是可采信的，尽管据有人统计1958年北大校刊和学报接连发表了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尔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刊，也陆续发表了近6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自然不是陆平这个北大党委书记所能左右的了。

　　究竟为什么要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我相信随着档案的解密，这个问题迟早会逐步披露的。有次我和马老长孙思泽谈起：“你的名字是爷爷取的，从他为孙辈取名来看，他对毛泽东是祟敬的，也是很有感情的。”思泽说：“有些认识的人以为我的名字是“文革”时改的，这是个误解。其实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爷爷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为未来的儿孙们起好了名字，将来孙女们名思润、思之（毛泽东字润之）；孙子们叫思泽、思东。姐姐出世最早就叫思润；几个孙子中我第一个出世，就叫思泽，弟弟叫思东。这样，大伯伯的两个儿子就只好取别的名字了。”

　　最近有朋友送我一份1957年2月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的抄件的复印件，其中马老在发言中有这么几句话：“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于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从马老的发言来看，毛泽东那时是赞成计划生育的，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应控制在六亿左右。

　　从常理来看，毛主席赞成控制人口，并且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数字，那是一言九鼎，是应该执行的，从党的组织纪律来看，仅仅过了一年之后，陈伯达、康生明知主席是赞成控制人口的，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马老的新人口论进行批判？这是个历史之谜，我想总有一天会大白的。关于人口问题，批马老的“新人口论”，在中国人口史上是件大事，在国史上亦应有一笔交代。我历来主张，历史需要细节，而细节必须真实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