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我在中国植物油料厂上海二厂担任助理保管员。工作中我一直认真负责、兢兢业业。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苏北贸易公司运来500桶花生油，卸货后已经四点半了，军代表张玉生要我立即过磅收货。由于油质项未抽样化验，不能直接卸入油池，我坚持必须化验合格才能收货。由于驳了军代表的面子，他一直怀恨在心，对我不断打击报复，迫使我辞职离厂。

　　1949年8月，我怀着一颗委屈的心离开上海，来杭州姨妈家中。当时姨妈亲戚家有一个房客李郁超先生介绍我到浙江贸总油料部做会计，使我有了生计。

　　姨妈张静梧家在法院路33—37号之间的永静里二号，是一个石库门。当年法院路并不长，宽度约7米左右。永静里二号的对面正好是法院路34号，是马寅初先生的住所“竹屋”。那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层小楼，内有花园，外有高墙铁门。于是我有幸与马寅初成了“对面邻居”。

　　邂逅马老

　　认识马老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就是马寅初，不知道他是浙江大学校长，只知道他是“竹屋”主人。根据拥有这样一幢房子，可以推断他一定是位有名人士。他约60多岁，中等身材，脸色红润，非常健康。有时汽车接送，有时步行回家。对人没有一点架子，是一位十分慈祥的老人。

　　第一次与马先生的正面接触，是在1950年夏天。马先生刚刚从外面回来，看见我在铁门外，就主动与我打招呼，笑着问我：“你住在什么地方？贵姓？”我用手指指对面永静里，告诉他我住在二号，姓方。他也主动地自我介绍：“姓马，在浙大工作。”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就是马寅初。

　　后来姨妈告诉我，对面“竹屋”的主人是马寅初，解放前曾经反对四大家族发“国难财”，大骂孔祥熙、宋子文，而被捕入狱。1946年刚回杭州，又参加浙大、杭高等校发起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示威游行，他冒着瓢泼大雨，一马当先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轰动了整个杭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是浙江大学校长。我表弟汪文虎也告诉我，马先生是一位非常关心和帮助邻居的人。在永静里三号住着一个青年叫汤荣林，他有父母和两个姐姐，父亲去世后就靠母亲摆个烟摊，维持全家生活，后来两个姐姐先后出嫁，母亲年纪也大了，又经常生病，烟摊常常由汤荣林看管。1946年汤荣林已经20出头了，马寅初刚从重庆返杭，常常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穿着破烂的小青年守着烟摊，知道他的生活一定很困难，于是穿过马路走到烟摊前，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想不想读书？”见青年默不做声，马老换了个问法：“你是要读书呢，还是要养家糊口？”青年马上回答：“我要养家糊口，我母亲年纪大了，还生着病，要钱看病吃药……”马寅初拍拍青年的肩，说：“好，这个问题我来帮你想想办法。”不久，马寅初就给汤荣林介绍到杭州铁路分局列车段工作。表弟说的故事，使这位慈祥而和蔼的老人在我面前一下高大起来，使我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马老劝我少生孩子

　　时隔两月，在“竹屋”铁门前，我看见马老回来，就主动迎上去，叫了一声“马先生"。他立刻认出我，很关心地问：“小方啊，你在哪里工作?工资多少?今年几岁?有没有结婚啊?”我一一作答：“我在浙江省油脂公司工作，月工资约51元（因当时物价不稳定而有所波动），今年24岁，还没有结婚。”当他知道我还没有结婚，就关切地嘱咐我：“小方啊，今后你如结婚了，孩子要少生，最好生一个，最多生二个。目前社会上提倡‘光荣妈妈’、‘英雄母亲’和‘人多力量大’的论调不一定恰当。大家都不节制生育，三个，五个，甚至更多，全国每年要增加多少人？如若10年、20年以后，累计计数，全国要增加多少人口？况且现在工薪也不多，以后结婚子女多了，不仅父母苦，孩子也苦。人口越多，国家负担越重……”马先生还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如大家都能做到少生孩子，就是帮助国家承担困难，也是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些简单的道理，你应该懂得。”

　　这次谈话约有半小时，马老最后还谦虚地说：“刚刚讲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你参考。”当时我十分感动，我想，马寅初是一位名人、伟人，却对我一个相识不久的青年这么关心，马老这次对我的启示与教育，我不仅要牢记，今后要努力去做，决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

　　马寅初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把他的思考用浅显的、拉家常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生硬、不做作，谁都能听明白，而且十分有说服力。此后，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注意到一些家庭，孩子多了，经济负担的确太重，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甚至还会影响工作。比如我们单位3位同事的真实经历，使我更感悟马老的指导和建议是多么正确：

　　我们公司副经理李郁超，夫人是家庭妇女，已经生了8个女儿，总希望再生一个儿子。意想不到在1951年，李郁超因“贪污”28亿7千万元(当时1亿相当于现在1万元)，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此案系冤假错案，于1983年平反，由省粮食局按18级干部办理退休）。李郁超被捕后这一母八女，生活非常艰难，状况无法表述。

　　公司储运科长薛塘，原来生活条件尚好，夫人不工作，生了4个子女。当4个子女都上学后，每逢开学，他们夫妻常常为孩子们的学杂费到处借钱，说好发工资后归还，还了钱后又得借，就这样借了还，还了借，无穷无尽。平时生活就非常困难，后来因向某营造厂借款50元未还，被撤销科长职务，调往他处。这都是因为子女多而带来的不幸。

　　公司秘书科周宗龙，己生了5个女儿，由于受旧风俗观念的影响，曾下决心：非生一子，誓不罢休。幸亏第六胎达到目的而如愿以偿，但是由于子女太多，平日生活水准不高，哪有幸福可言？

　　我只生一个，无怨无悔

　　我结婚以后，就与夫人商定，只生一个孩子。1955年我儿子方以南出生后，就决定不再生第二个孩子。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即使以后我曾经调动过许多工作，比如到大观山种猪场、到上虞东关粮管所，我们夫妇俩总有足够时间照顾和关心孩子，使孩子健康成长，孩子一直都非常优秀。

　　因为以南是独子，所以没有支边支农，高中毕业后就分配到杭州针织厂(现在的杭州中纬实业有限公司)成衣车间做缝纫工。

　　我们一直教育他好好工作，回报社会。在“文革”期间，工厂生产极不正常，有一天，市委、市政府和轻纺局领导到该厂检查工作，发现应有200人的车间内只有20人左右在坚持生产，其中有一个青年专心致志地埋头苦干，他就是我的儿子方以南，领导对他的本分和敬业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因为他表现不错，厂领导决定让他参加厂办的“七二一”工大脱产学习两年。工大学习结束后，正好厂里有一个名额去杭州大学培养，他又被推荐到杭州大学物理系脱产学习三年。学习回厂后分配在技术科任技术员，不久又提升为助理工程师。他业余还参加电大外贸班学习，在1991届“民联”电大外贸专业毕业。

　　政治上他积极要求进步，曾向党组织递交书面申请，当时虽然没有批准，但平时党组织有些活动都通知他参加，遗憾的是没有等到党组织批准就去世了。

　　1992年他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经多家医院治疗无效，到浙一医院作肝移植手术。当时我儿子的肝移植手术在全国还是首例，风险很大。有人劝我们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或者寻求中医偏方，找一个万全之策。但我儿子非常坚决，他说：“如果手术成功，我将为国家做更多工作，如果手术失败，医生可以从中总结经验，争取下一个成功。我愿意在肝脏移植的道路上做一颗铺路石，我虽然死了，也是有意义的。”

　　遗憾的是，在手术后47天，他因病变经抢救无效死亡。

　　医院为了探明原因，积累经验，以利今后更好地开展肝脏移植工作，在当天找我，提出希望能够解剖尸体，研究死因。同时提出愿意出3万元给家属，作为补偿。

　　翌日一早，我就到医院，表明态度：“经我们全家商议一致同意遗体解剖，供医学研究，我们不需要补偿，遗体无偿捐献。”这个决定使医院领导出乎意外，他们非常感动。

　　浙一医院会同上海华山医院专家们解剖鉴定，原因找到了，主要是手术后用的排异药量偏多和并发症引起的。找出了原因，对浙一医院以后的肝脏移植手术的开展帮助很大。据《钱江晚报》2012年4月16日报道，浙一医院肝脏移植取得很大成功，现在患者已有1099例之多。我们看了十分欣慰。

　　为了缅怀儿子，为了社会移风易俗和为了千千万万需要器官(含眼角膜)的患者，我与老伴分别于1995、1997年先后至浙江医科大学人体解剖研究室申请死后无偿捐献遗体。本人还决定捐出所有器官，躯体不火化，制成标本，供医学院教学研究用。

　　医学院老师说：“全家三人，无偿捐献遗体在全国是极少的、罕见的。"

　　儿子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当然非常难受，何况以南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孩子。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不再生一个？我是这样想的：我是一个认理而顶真的人。我一直觉得马寅初先生的话是十分正确的。现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早已深入人心，为了控制人口，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实行一胎化了。像这样的情况，我想不只我一个，如果为了防止不测，预先再生一个，那么我国人口又将如何控制?为了国家利益，我作出一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我的孩子虽然走了，但是我无怨无悔。马老和我说过，解放了，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养儿防老“的旧观念应该改一改了。现在儿子不在了，我的晚年并没用陷入困境，儿媳妇一直和我们两老居住在一起，孙女即将大学毕业，我们一家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我们都是企业员工，由于党和政府的关爱，养老金多次增加，生活上得到不断改善，感到满足与幸福。在1956年我曾经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享受省劳模待遇。社会上对我也很关心，，使我心里得到慰藉。

　　为宣传马老精神尽一点力

　　2004年6月24日，我从报纸上看到位于马老故居“竹屋”的“马寅初纪念馆”试开馆的消息，我立即赶往马寅初纪念馆，向馆领导提出要求：“我曾经与马老是邻居，1950年马老在浙江大学任校长时相识，听了马老的启示与教导，我结婚后只生了一个孩子。为了表示对马老的敬意，我要求到纪念馆担任志愿者，为纪念馆尽一点义务，希望能得到领导支持。”

　　当时徐爱光和商立华两位馆长接待了我，她们一方面认为我态度真诚和恳切，一方面又考虑我年纪大了，当时没有立即答应，说研究以后再给我答复。

　　第二天电话通知我来馆面谈，馆领导考虑非常周到，认为我已是78岁老人，不需每天上班，每周二、五上午，用两个半天到纪念馆上班。当时我非常激动，愉快地接受这个新的任务。

　　在纪念馆任志愿者的一年中，有几件事印象很深：

　　2004年9月23日，我接待一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王欣荣教授，他自我介绍是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委员，今天未带私章印鉴，否则可以在现场作书法留念。我立即向领导汇报，馆长接待了他。王教授回济南后，立即寄来一幅书法作品，写着“道义铁肩，立地顶天”八个遒劲大字，赞扬马寅初先生。现在已由纪念馆收藏。

　　2004年9月，浙江工业大学退休教授陈永秉来我馆参观，由我接待。他告诉我他1950年7月浙江大学毕业，同年8月被聘为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助教，他愿意将自己珍藏了50年的由马寅初校长签发的毕业证书和教师聘用证书捐献给纪念馆。这两本证书已由纪念馆收藏。

　　北京大学教授、美国南海艺术中心顾问、加州中国语言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55届毕业生潘兆明在杭期间，获悉杭州建成了马寅初纪念馆，专程赶来参观。当天也是我接待的。他给了我名片，当我了解了他的身份后，立即陪他见了馆领导，潘教授临走前特地向马寅初福利基金会捐了款。

　　我表弟张建夏，1948年他8岁时就随父母去巴西定居。2005年6月，他与妻子、女儿一家三口回国探亲、旅游。从北京，经西安、重庆，再到杭州，打算在杭州住一夜。第二天，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放弃一个旅游点改为参观马寅初纪念馆。在周鸿英副馆长和马老侄孙马大成先生热情接待和讲解下，他对马老坎坷而辉煌的一生肃然起敬。因他夫人和女儿不懂中国语言，就由他翻译成葡萄牙语，她俩对马老的人格也敬佩之至，赞不绝口。他们回国以后，还专门寄来一篇参观马寅初纪念馆感想，此文在2005年第3期《马寅初纪念馆专刊》刊登。

　　彭佩云副委员长向我问好

　　我在纪念馆做的事情不多，但是纪念馆领导和同事都十分关心我，使我更体会到这个集体的温暖，同时也使我感受到纪念馆工作的意义。记得有参观者知道了我的经历后曾开玩笑式地问我：“如果当时大家都像你那样，全国岂不少生了好几亿人！”我想这是一定的。有一件事，特别难忘:

　　2004年9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在盛昌黎副省长陪同下来纪念馆参观指导，那天我正在上班，徐爱光馆长安排我在二楼展厅。当她陪同彭佩云副委员长走到我面前时，停下来，特地向彭佩云副委员长介绍：“这位方先生是马老邻居，当年就是听马老的教导，只生了一个孩子，是对计划生育响应很好的家庭，现在是我们馆最年长的志愿者。”彭佩云副委员长走上前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向我问好，说：“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当时我非常激动地对她说：“谢谢您对我的鼓励。”

　　彭佩云副委员长离开纪念馆之前，与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当时我没有参加，仍旧留在展厅内，后来被彭佩云副委员长发现了，让身边工作人员来找我，我去的时候，大家已站好位置，于是，我就站到后排右侧，此时马大成先生发现了，热情地与我交换了位置，让我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

　　马寅初先生离开我们30年了，今年又是马老诞辰130周年。我作为马老的邻居、新人口论的忠实实践者和纪念馆的志愿者，一个86岁的老人，特撰此文，以缅怀他老人家光辉的一生，敬仰他忧国忧民的一生，学习他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一生，弘扬他对我国经济、教育和控制人口作出伟大贡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