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理山其人

　　李理山（1873-1956），号紫东。《杭州玉皇山志·序》曰：“道人姓李，名理山，紫东其号也。”故李理山也称李紫东。李理山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祖籍江苏南通。关于李理山主玉皇山观务的时间，《杭州玉皇山志·序》曰：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蒋律师羽化，继主观务为紫东道人，道人姓李，名理山，紫东其号也。籍南通，本观弟子，中年曾云游四方，民国八年（1919）己未，道众公推为本观方丈，受任以来，即力图恢廓，始则修山路、砌山磡而造山寺，作山房，后乃筑亭迭石，布置井然。其次则开紫来洞，辟太极园。

　　李理山于1919年被公推为方丈。据其他文献，李理山由于能力出众，早在1907年35岁时即担任“监院”，主持观务。由于其掌握了观中的事务，而与住持张理太起了争执，而后于1918年将张理太赶出了福星观，并于第二年，即民国八年（1919）时被推为方丈。

　　李理山1927年左右开始收书，藏书室名为丹井书屋，藏书中有天问、占候、堪舆、奇门、六壬等六大类之书。抗战起，停止买书。或是因开办难民所经费紧张所致。

　　民国二十六年（1937），杭州正乙派与全真派联合组织斯拉夫杭州道教会，会长为李理山，会址在十五奎巷玄妙观内，日军侵占杭州时解散。

　　杭州沦陷时期，李理山曾于1938年办难民所，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主管分院》，称“在杭州办理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难民总数达七千余人”，艰难维持了约一年多，因“时局稍靖”，“遂行解散”。因为开办难民所而导致经费不足，故李理山于1939年赴上海开办分院。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先是己卯（1939）曾设立分院，于上海西摩路底，已于是年五月开办，嗣因地偏屋隘，善信往来不便，复于次年（1940）庚辰，在武定路筹设分院，人皆称便，即于是年修建落成，八月吉日开光，以此院为第一分院，以彼院为第二分院。”因开办难民所，李理山与红卍字会有来往，其具体联系人是翻译章兰亭。通过红卍字会与日寇进行交涉，通过封锁线将粮食运上玉皇山供应难民。

　　抗战胜利后，杭州与上海两地均恢复成立道教会。民国三十五年（1946）11月，恢复杭州道教会，会长李理山。会址在涌金门金华庙内。三十八年（1949）3月，改选理事会，李理山为理事长。1947年3月15日，在正一天师张恩溥的组织和倡议下，上海成立了 “上海市道教会”，李理山任理事长。一般都认为李理山与张恩溥并为全真与正乙两大宗派江南之道教领袖。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原道教会停止活动。1950年2月，筹备杭州道教协会，有理事21人，主任李理山，会址在杭州涌金门金华庙内。

　　1951年4月16日，因私藏枪支三支及子弹110发等问题，李理山被杭州军管会逮捕，于1955年12月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因没有安排人民陪审员组成审判庭进行审理，导致程序不合法，于1956年4月7日发回重审。于1956年10月22日判徒刑10年，且判没收财产不予发还。其法定释放日为1961年4月15日。但未到释放日，李理山即卒于狱中。关于其确切的卒年没有记录材料。一般均称其在1956年判决后“不久病故于狱中”。

　　1985年，时任上海市宗教学会会员、上海市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的李理山之徒吕宗安，多次向杭州西湖区法院去信申诉，李理山的另一徒弟高宗宝也于1986年11月5日写了《关于玉皇山李理山反革命一案本人以下几点意见》，替李理山申辩。西湖区法院先是于1986年12月25日对原判决“予以纠正”，后又于1987年4月16日发《（1987）杭法刑监字第61号》终审判决书：“对李理山反革命案予以纠正。本件系终审判决。”

道术与方术

　　李理山为一代道教领袖，自幼在福星观修道，他既精道教教义及斋醮科仪，又擅长医术，且精道教内家拳技，体魄矫健，对于奇门等数术亦有研究。从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李理山所学之道术与方术较多，分述如下：

　　斋醮科仪及道术

　　李理山精于斋醮科仪，《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六《斋醮》就记述了玉皇山及上海分院举办的经常性或临时举办的斋醮。经常性的有“皇经胜会”，“《皇经》者，《高上玉皇本行经》也。”因福星观主要供奉玉皇大帝，故经常性举办的即是《玉皇本行经》之斋醮，最隆重的是每年正月初九玉皇圣诞日，而每月初九亦“斋供礼拜，依科祈祷”。玉皇山福星观临时举办之金箓大醮多达数十次，《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六所记主要有：1939年“杭州玉皇山上海分院祈祷平安日道场”，“祈祷世界太平特设八一大醮”等。

　　李理山在斋醮中，往往是主持者。当年与李理山交往过的俄国人顾彼得《神秘之光》一书就记有一次李理山主持的斋醮仪式：

　　今天夜里有一个隆重气派的仪式，是那位老妇人专门为她的亡夫祈求安息的仪式。……11点刚过，大钟敲响了，道士们从左右侧廊里出来，匆匆向大殿走去。每一个道士都穿着一件宽松的深红色法衣，头戴一顶黑丝帽。李住持走在最后，他穿着一件厚厚的金色长袍，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华贵的冕冠，就像一朵半开的莲花，在这朵神秘之花的花心里闪烁着一颗美丽的宝石。……李住持双手握着他的白玉节杖，向主神深深地敬礼膜拜。他用响亮清澈的声音祈祷：……

　　李理山的其他道术，主要是《神秘之光》记述的李理山之徒弟吕宗安、高宗宝等人进行的一个“看守一盏生命之灯”的法术。

　　这个法术的缘起是“（上海）老茶商王先生的长儿子。他已经病了几个星期，外国的医生都没有办法了，他们说他今晚不行了。他的家里人请我们帮助他。”仪式的时间是“晚上八点钟，我们要为他点亮一盏灯。”法术中的“油灯被一个深筒状的玻璃罩罩着，放在一个大黄铜碗里。……微弱的火焰处还有一道小巧的丝质屏风，隔绝了道士们的呼吸。”

　　仪式的过程很曲折，开始时“他们三人绕着油灯围成一个圈，精神全然集中，嘴里轻轻念着祷文。”但中途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难“……火星还在缩小，似乎就要灭了，又燃起了一个亮点。不过最终这次法术成功了。他们三人屏住呼吸站在那里，他们的意念完全收敛于心灵最深处。午夜过后，淡蓝的火星开始哧哧忽闪，我看见它更亮了。慢慢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光亮就像是在成长，直到最后变成一个金色的火星，依然很小，但却明亮而平稳。‘危险过去了，他现在睡着了。’宗安喃喃低语。三人疲倦地坐到凳子上，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努力挽救了一个生命。”这次成功也得到了病人家人的确认和感谢，“次日晚上，王先生的家里寄来一封电报，就是病人已经恢复过来，并感激这座寺观。”

　　据笔者了解，这个法术似乎不是一个治病的法术，可能是一个续命的法术。笔者曾在峨嵋临济门掌门人傅伟中先生处了解到他会一种“奇门借寿法”的法术，其作用是借寿续命，仪式所用的方式为共点烛8支，周围7支以象北斗七星，中燃一支为本命之光，另外要使用水晶球和香炉之物。这个仪式与上述玉皇山的“看守一盏生命之灯”的法术有共同之处，故有上述的推断。

　　医术

　　李理山会医术，《杭州玉皇山志》卷二十《志余·于异人》记载了李理山之医术传承：

　　于昌瑞，字教海，湖北人。弱冠随左宗棠军营效力，以功渐升至统领，在新疆军台，亦有年所。后起功成身退之念，投卜喀塔山修道。紫东游陕西时遇之，年已九十余。能以针治病，陕西人称为神针于疯。紫东师事之，学得针法，亦能诊疗。后于来浙，曾到玉皇山数次，其人行路如飞，从上海至杭，历四时而至云。

　　《杭州玉皇山志》记载李理山中年曾云游四方，此于昌瑞当是其中年云游至陕西时所拜之师。

　　武术

　　李理山亦会武术，现任玉皇山住持高信一曾提到过李理山会武术之事。顾彼得也曾记载其亲眼所见李理山之徒击剑之事：“小道士拿来两柄老剑，宗宝和另外一个道士开始击剑比赛，为大家提供一个饭后消遣的节目。”

　　王松泉记李理山曰：“幼喜习拳，造诣之高，蜚声武林。大江南北四方从学之人甚多……由于道长精通拳术，虽老而气足神旺，每日上下山岗，别人气喘如牛视为畏途，道长却神态自若如履平地。夜间不上床眠卧，通宵盘膝静坐。”王松泉1913年生于绍兴，1928年起到杭州旧书店抱经堂做学徒，而李理山自1927年起10年内为杭州抱经堂之常客，故王松泉与李理山应是熟识，其记载当无误。

　　《申报》的一则记载则更确证了李理山会武术的传闻。据民国十三年（1924）1月12日《杭州快信》：

　　玉皇山住持李理山，前月被匪拦劫，幸该住持精通拳术，身畔携带现钞甚多，未被劫去。九日，西湖理安寺僧蕴石，又由沪运回银币千余，夜间被盗搜刦一空，杭地检厅今日派检察官谢鸿恩驰往履勘。

　　据上述所言，李理山于1923年12月被盗匪拦路抢劫，因其会武术，身边之财物未被劫去，可见其武术有相当的功底，并可用于实际的击技。

　　数术

　　据记载，中国道协副会长闵智亭曾于1947年至玉皇山福星观拜访，并师从李理山道长学习天文星象学及奇门遁甲，则李理山于数术亦有相当的研究。顾彼得记载了李理山对其的预言，如果李理山之预言从道术中来，则李理山之内丹之学应该有相当之基础。不过由于李理山会星象及奇门，此预言或是李理山从顾彼得的八字或面相手相中来，故归于此处。

　　李理山对顾彼得的预言是：“现在不要想着离开上海到别的陌生的地方，你现在的工作是好的，尽量坚持下去。以后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像秘书那样工作——我不能说得很清楚。你会去中国的西部，在那里你会找到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你会快乐的，尽管你会遇到麻烦和危险。你应当磨练忍耐力和审慎的观察力，保持一颗和平的心。”几年后，李理山的预言得到了证实，顾彼得记述道：“几年前李住持向我预言的一切得到了证实。1939年，通过孔祥熙的夫人，一个在当时的中国最有权力和影响的女人，我被派往西藏边境开创中国工业合作社。”之后，李理山又对顾彼得将来的事进行了预测，说“顾彼得的生活有周期地进行着变化，每过七年将会有一次新的变化。”虽然顾彼得没有说这段预言是否准确，但从顾彼得所著书中写到这段故事来看，则无疑李理山的这段预言也是准确无误的。

道学与文采

　　李理山对道经的研究有相当的水平。据民国杭州道教会的名录，全真会员名单中有学历一栏，学历分为研究教义、粗识经义、略识经义、粗识文字四个等级。87名会员中，研究教义者仅有1人，即福星观方丈李理山。也就是李理山对道经与教义的研究达到了“研究”的水平。我们从《申报》的一则新闻中可得到旁证。《申报》民国十九年（1930）3月28日有《志管先生之丧》一文，其中称：

　　无锡管趾卿先生为实业界先驱，任西门子洋行华经理职垂二十年，遇事决断，片言立辨，德人素骄夸，对先生则无不心悦诚服。非先生之天赋异禀，其乌能臻此。不幸去岁为病魔所扰，于腊尾遽归道山，生平乐施与，性慷慨，其作古也，识与不识，莫不悼之。

　　二十三日为开奠出殡之期。黄陆路上，素车白马，途为之塞，吊者千人。王正廷、虞洽卿等与焉。丧居自走廊以至厅堂满悬挽联绸幛。挽语以玉皇山福星观主持李理山一联为最长。句云：“公为世福星，仁恩普被平生己溺己饥，好施不倦，佥谓吉人天相，必享遐龄，何期数载沉疴，终乏灵丹，竟弃尘寰悲永诀。　　天奋我同志，中路沦亡十年相扶相助，护道弥虔，素钦玄旨精深，定操善果，他日三生石畔，重逢旧雨，毋忘风月证前因。”书于丈匹绫绢，字亦不俗。……

　　文中死者管趾卿先生虽然称其为无锡人，但从“王正廷、虞洽卿等与焉”可以看出，其葬礼所在地当是在上海。则无锡当为管趾卿的故籍。文中称李理山所写之挽联为此次葬礼中最长的，从其实际内容看，其文采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故用此来旁证李理山于道教教义达到研究水平，至少从文字功底上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次，从李理山敬赠挽联也可以看出李与死者生前关系应该相当不错。则李理山与上海实业界关系应该相当深入，这是李理山社会影响力的一个旁证。

交游与任职

　　与道教界的交往及创建道教会

　　李理山作为江南道教的领袖人物，与道教人物多有交往。根据文献记载他与张恩溥、陈撄宁、闵智亭等道教名人都有交往或合作，并创建了杭州与上海两地之道教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杭州正乙派与全真派联合组织杭州道教会，会长为李理山，会址在十五奎巷玄妙观内，日军侵占杭州时解散。民国三十五年（1946）11月，由于抗战的胜利，恢复了杭州道教会，会长仍是李理山。会址改为涌金门金华庙内。据《杭州市道教会正乙会员名册》（三十五年十一月份），正乙会员96人。《杭州市道教会全真会员名册》（三十五年十一月份），全真会员85人。

　　1946年冬，为发展道教，巩固嗣汉天师的地位，张恩溥在上海三茅阁延真观邀集道教界名流开会，标榜以“宗教为重，团结为重”，消除宗派之间的不和、成见和歧视，提出先建立由地方主要道观主持的地方道教会，再建立他主持的全国道教会。依靠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住持李理山的经济和人力支持，同时依靠当时上海民政局长张晓松在政治上的帮助，1947年3月15日，成立了“上海市道教会”，该会以“研究玄学，阐扬教义，刷新教务，联络道友感情，发展宗教事业”为宗旨。李理山任理事长，保安司徒庙住持正乙派张维新、桐柏观住持全真派艾朗轩、松灵道院正乙派王朗泉、清虚观住持全真派严洪清等为常务理事。另设理监事和后补理监事29人，包括陈莲生、李锡庚、陈铁海、吕宗安、张源锟等，又设秘书、书记、会计各一人，会计为李理山之徒吴宗起。

　　同年4月，也就是上海市道教会成立一个月，该会就印发了由陈撄宁起草的《复兴道教计划书》。计划书提出了“讲经、道学研究、报刊、图书、道书、救济、修养、农林、科仪”等9个方面的复兴道教的计划。这份《计划书》出自陈撄宁的手笔，足见其在该会中的精神地位是相当高的。而作为理事长的李理山，当与陈撄宁有较多的交往。

　　1947年秋后，张恩溥与李理山协商发起组织全国性道教会，张恩溥要求筹集经费由上海市道教会承担，全国道教会由他负责，李理山同意上海市道教会承担经费，但全国道教会要由他负责，张恩溥协助。二人意见对立且互不相让，此事遂成为泡影。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道教会自行宣告解散。

　　闵智亭，号玉溪道人，原籍河南省南召县，生于1924年。1992年任中国道协副会长。199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务委员，同年担任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会长。闵智亭曾在玉皇山求学，并随李理山赴上海。

　　1947年，玉溪道人（闵智亭）坐船从武汉至上海，辗转来到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从福星观方丈李理山道长学习天文星象学及奇门遁甲，不久担任起了福星观的知客。1949年，玉溪道人随李理山来到上海白云观，担任外账房执事（出纳），并配合上海文管会补修白云观珍藏的《正统道藏》。由于他对道教经藏的熟悉，这一工作开展顺利，由此他结识了道教界知名人士陈樱宁、蒋宗逸、丁福保等先生。由此可知，闵智亭实是李理山后辈，在李理山的安排下，闵智亭与这些沪上的道教界名人相结识。

　　与红卍字会的交往

　　杭州沦陷时期，李理山因办难民所事项，与红卍字会翻译章兰亭有联系。

　　红卍字会，又称道院。1916年，山东省滨州市人吴福永创立“道院”，提倡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五教合一。1921年钱能训、杜秉寅、李佳白等人在北京组织红卍字会筹备处，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其旨趣，后由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成立。道院与红卍字会是合二为一的表里组织，道院重内修，红卍字会则着重推展慈善事业。

　　山上开办难民所最需要的就是粮食，由于粮食为战争时期的军需品，所以在敌占区运粮是寸步难行的。李理山设法请“红卍字会”出面打交道、开证明，还要巧作掩护，才能把救济粮送上山，其具体的联系人应该是章兰亭，而李与红卍字会的交往可能即因此事而起，或也因此事之结束而没有继续往来。

　　与政府要员的交往

　　李理山与当时政府要员多有联系，李宗仁、蒋经国、何应钦、白崇禧、朱家骅、胡宗南、宣铁吾、余汉谋、丛鸣涛、沈鸿烈、罗霞天、王云沛、郑文隐、毛万里等人均游历过玉皇山，而李理山则“殷勤招待”。李理山又与蒋经国、余汉谋、竺鸣涛等共同摄影留念。这些照片在1955年李理山判刑时，还被用作证据。故1986年高宗宝在《几点意见》中的第五点意见，就提到了蒋经国与李理山合影的问题，称当时李理山坐而蒋经国站，是蒋尊老。与李理山关系较为密切的是军统杭州站站长章微寒及其私人秘书赵淑良，李理山收其二人为“道教归依弟子”。

丹井书屋

　　王松泉初时为杭州抱经堂之学徒，满师后任修复部主任，自1928至1932年在杭州抱经堂任职，与经常至抱经堂购书之李理山相识。其写有《民国杭州藏书家》一书，记述了李理山之藏书情况：

　　李理山藏书室名“丹井书屋”。民国16年（1927年）左右开始搜书，足迹遍及杭市各书肆，为城站“抱经堂”常客。因去来频繁，店主朱遂翔接待如上宾，故稀见之书辄留以待。日积月累，所藏渐丰。尤喜收购有关天文星象之旧抄本，不惜重价，广为罗致。藏书中有天问、占候、堪舆、奇门、六壬等六大类之书，均系明版旧刻旧抄少见之书。数年之间，耗资数万元。如此购书，在杭城旧书业中咸认为罕见。道长还邀请精于修书之人整修装帧，编制分目，实嗜书有癖之一奇人也。抗战起，停止买书。……紫东先生之藏书，1952年由浙江图书馆接收保藏，但有的当作废书处理，其中有不少是木刻医书。

　　顾志兴为研究地方藏书史的专家，其记述李理山丹井书屋称其“藏书总数达三万八千余册，约七万余卷。”又提及李理山收有原本之四库全书中的《明文海》十册。文中称，据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叙及文澜阁《四库全书》咸丰间兵燹，民国间书肆尚有少量原抄本流传，“尚有《明文海》十册在杭州福星观李道士处”；又言“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士李徂徕藏有阁本《明文海》十册，卷数起迄未详，前同义乌事（应为前同事义乌——引者按）朱君中翰见告如此。”如此则李理山尚藏有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原抄本《明文海》十册。

　　又据李理山之《上诉状》自称其藏书为“古今各种书籍捌仟余部”，其中包括“上海白云观所藏明代正统道藏经壹部捌仟卷”。李理山所述之“部”之概念当是“种”，其册数及卷数当如顾志兴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