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至2012年的15年中，我担任了七届、八届、九届市政协委员。期间，经调查研究写过不少提案和建议，有的也曾被政府和相关部门采纳或改进工作，但有两则提案是我久久难以忘却的。

　　其一，关于杭州大剧院选址。

　　2000年春天来得早，市政协七届四次全会在春节前召开。会间，许多委员对杭州要建造大剧院交口称赞，但对选址在凤起路和环城西路交叉口又意见纷纷。当时，我也有不同意见，我认为标志性建筑都和标志性的地理位置相关，这样，既能体现城市风貌，又能表现其建筑物的特色（标志性）。譬如：首都大剧院选址在人民大会堂东侧，面对着东方第一街——长安大街，与天安门、大会堂、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相辉映，象征着中国首都的形象。上海大剧院建造在人民广场，市政府的西侧，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对面，宽敞通明，体现出浓郁的都市文化气息和民众的相融性。如果悉尼歌剧院不建造在海边，香港会展中心不选址在维多利亚港旁，其建筑风格肯定得不到充分体现，难以想象她们的独有风韵。而杭州大剧院选址在凤起路和环城西路交叉口，除了交通难以处理和朝向不理想外（朝西北），还有两大局限：一是周边环境不佳，该址原为都锦生丝织厂，南面是一片民居，东侧为厂房，如大剧院建在其中，体现不出应有的魅力和效果；二是通透性差，视觉效果更不好。由东向西看不到全貌，因隔着环城西路，难以联系美丽的西湖，由北向南看都是密集的住宅，由南向北根本没有通道。为此我以《标志性的建筑应选在标志性的位置》为题，撰写了一份提案，提出杭州大剧院是全市的重大项目，是跨世纪的经典之作，要重新选址，并根据杭州的城市发展方向，提供了三处通达性、标志性较为理想的备选意见。市政协当即以专报形式报送市委书记和市长。很快，市委领导有了明确的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听取委员建议，抓紧研究，提出调整选址意见。并一定要在2004年第七届全国艺术节前建成使用。最终，大剧院矗立在滔滔的钱塘江畔——新兴的钱江新城，并以一轮弯月映之江的秀美形象如期接待了“七艺节”。我的这一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并多次成为政协委员认真履职、参政议政的范例。

　　其二，关于地名文化。

　　2000年前后，杭州钱江三桥（后改为西兴大桥）、西湖大道等基础设施逐步建成，但地名很不规范。举钱塘江上的桥梁为例，它不以河流的走向和城市布局命名，而是以建桥的时间先后为序命名，出现了一桥二桥之间有三桥，一桥三桥之间有四桥，前后颠倒，上下紊乱，指向不明，特别给外地人带来极大不便。因此，我在七届四次全会上提出“规范路名、桥名、地名的建议”,希望地名管理部门，对道路桥梁命名要科学化、系列化、规范化，并撰文《何时不再序号称》。

　　2003年初市政协八届二次全会上，我又提出了《关于规范路名的一点建议》。理由是随着城市扩大，城区外延，出现了“一路多名”（天成路，文晖路，文三路实为一条路。艮山路、环城北路、天目山路其实是一路贯穿东西），“街路道混杂”（庆春街、庆春路、之江大道）等等问题。建议依照杭州历史的地名命名方法，恢复“南北为路”（建国路、中山路、延龄路、武林路、湖墅路）“东西为街”（庆春街、解放街、平海街、河坊街、文一街、文二街）的传统很有必要，既有利于文化传承，又便于确认方位。

　　2008年2月九届二次全会召开前，我针对八年多的几次建议，尽管有关部门回复都说“意见很好”，“街路方位识别体系是一笔珍贵遗产”，但实际上无动于衷的情况，撰写了《三提地名管理“南北为路，东西为街”的建议》，不仅对文革前的基本命名规律要恢复使用，列举了古城太原的道路命名就是南北为路，东西为街，沈阳是南北为街，东西为路的实例。而且还以上海市的道路桥梁命名方式为例，省名为南北向道路居多（山东路、河南路、四川路、西藏路）市名为东西向道路居多（南京路、北京路、汉口路、淮海路）。黄浦江上的桥名，当地地名规划拟定，以“浦”为主，徐浦、杨浦、南浦、卢浦、奉浦，既有方位性又有地名传承性。希望有关部门传承地名文化，尽快恢复命名方式。令人遗憾的是十二年过去了，地名依旧，紊乱依旧，老百姓的埋怨依旧。

　　两则提案使我难以忘却的缘由，不是因为一件办成，一件未成，况且政协委员的建议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哪有非随我意之理？但带给我的思考是：

　　搞项目是硬件建设，搞管理是软件文化，在加强建设，加快发展的形势下，重视前者的多，关心后者的少，前者容易出政绩，后者难以出成效。

　　大剧院和地名都是文化建设，可以说，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有形的任务市长批示，下面行动得快很有成就感、具体感；无形的任务市长也有批示，但检查督办就会欠缺一些。

　　有人说政协委员一无权，二无钱，“不提白不提”“提了也白提”，也有政协领导告诉我“白提还得提”……。

　　那我是否该旧话重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