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凤凰寺是我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寺中收藏的伊斯兰古墓碑，对研究杭州历史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近年来,杭州市政协十分重视挖掘和保护伊斯兰历史文化,其所属杭州文史研究会及有关专委会组织专家共同对杭州伊斯兰凤凰寺所藏元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古墓碑进行转译和研究。

　　8月30日，杭州文史研究会召开杭州凤凰寺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碑文释读考订评审会，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等该领域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出席。杭州文史研究会会长、九届市政协主席孙忠焕致欢迎辞，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赵光育讲话，杭州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包伟民主持会议。评审会上，中央编译局翻译周思成对碑铭释读的汉译作了具体说明，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党宝海介绍了研究成果的基本情况。与会的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研究心得，从各个方面方面提出了许多诚恳的修改意见。

　　释读碑文有何意义

　　杭州市政协缘何专注于凤凰寺所藏古碑碑文的研究释读呢？作为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孙忠焕会长在致辞中对此作了阐述。他指出，元代杭州作为国际性大都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以及来自中西亚、欧洲、非洲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杭州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就主要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的。杭州凤凰寺所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正是杭州曾经作为国际性都市的历史见证。通过对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碑文的释读，可以进一步研究伊斯兰教对杭州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重绘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融合的情况，为杭州打造国际性大都市提供历史借鉴。

　　学者们认为，这批碑铭的整体释读，有利于促进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教史、中西交通史和杭州城市史等领域的研究。同时，墓碑上显示的信息，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13、14世纪的“世界体系”，对了解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民族和民族观念的形成也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古墓碑来自何处

　　“这批古碑并非一开始就珍藏在凤凰寺。”据杭州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宋传水介绍，它们最先是在聚景园的墓地里，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公园处，算是旧时杭州穆斯林墓地。后来收藏在重建于元代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杭州凤凰寺中。

　　元代杭州穆斯林与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相比，出现了前所未有新特征。唐宋时的穆斯林聚居于“蕃坊”，多为阿拉伯或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其族源的多元性、社会地位、聚居区繁华程度，都不能与元代相比。资料显示元代杭州穆斯林大多从陆路而来，政治地位较高，经济上也比较富裕，且人口繁庶，大商富贾众多，聚居区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面积广大，拥有数座清真寺，其中最古老的一座即今天的凤凰寺，还有许多穆斯林聚居区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荐桥（现清泰街一带）、回回新桥、珠宝巷等。元代杭州的穆斯林聚居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巨大、繁荣的，构成了杭州市井生活的重要部分。

　　与会的专家认为，元代杭州穆斯林之所以出现这些新的变化，首先是因为蒙元政权固有的政治军事特征所致。蒙古人传统上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而非一神教，对各种宗教均予以尊崇。即使其后有贵族统治者分别信奉聂斯脱里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他们对其他宗教也多持宽容、尊重态度。在政治上，元代杭州穆斯林主要依附蒙古人的军事征服而来，并成为统治者倚重的力量，这就是凤凰寺穆斯林碑碣墓主们主要从陆路来自波斯且占据较高社会地位的原因所在。

　　但元代杭州穆斯林这种繁荣显然深深根植于当地社会经济中，而远非单纯的政治原因所能解释。

　　从经济上分析，元代的海、陆交通和贸易达到了前近代的顶峰。泉州是与南洋、西洋贸易最重要的终点港，在宋元时代，从中国出发的海商与来自阿拉伯、波斯的海商在印度西南部进行大规模中转贸易，这一中转贸易形成成熟模式，并与地中海、波罗的海贸易圈遥相呼应。庆元（宁波）则是对东洋贸易的中心港。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省会和京杭大运河南端城市，是这些港口进入腹地的接口。通过大运河，杭州与大都直线贯通，而大都作为元帝国的首都，吸引远自欧洲的商人纷纷前来。在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横贯欧亚陆路空前地畅通无阻。墓碑铭文反映，数位墓主经商泛海远至巴格达，并前往麦加朝拜，细香料、药材和宝石是其贩卖的重要商品。也有墓主自陆路而来，并不排除经商的可能。墓主们雄厚的财力显然与他们从事海外贸易有关。

　　碑文透出哪些历史信息

　　这些墓碑的主人是谁？“根据铭文显示，在这些墓主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其职业，有商人、行省高官、军事官员，以及纯粹的宗教人士；从宗教派别看，有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特聘委员吴志坚博士说，“他们多从陆路而来，有一位甚至就来自汗八里，即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然，也有个别人士是通过海路而来。墓碑雕刻精美，也充分显示了其社会地位普遍较高。”

　　墓碑明显受到汉文化影响。“古碑形制为穆斯林式，使用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许多刻纹却是明显的汉式。”中国文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迎胜教授说，“这个特征是富有意味的，它反映当时的穆斯林在顽强保持自己宗教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开始受汉文化影响。”

　　从世界顶尖专家初步转译释读出的碑文内容来看，杭州凤凰寺的这批古碑铭有着极高的思想性和文学性。“此一浊世，沉浮多少君王与天子的头颅；此世的尘埃，与散发着樟脑与龙涎香气味的秀发与红颜相混。”在第14号碑上，这句诗歌的风格意境，竟与我国唐代李长吉的某些诗篇相像。

　　这20块珍贵的墓碑，以及它们所承载着的历史，对于今天并不只有“文物价值”。这些墓碑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始于今天，早在七百年前，它所达到的程度已经超出我们想象。那是一种既保持某种共同的认同，又宽容而多元的“全球化”。这在全球化势不可挡，而民族主义喧嚣尘上的今天，是多么发人深省。

　　“这一批墓碑是中国文化、宗教发展史中留下的重要物证，”杭州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说，“也是古代杭州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最好证明。它证明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杭州是非常国际化的，其国际化程度与现代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研究水平为何居世界前沿

　　早在上世纪，这批碑铭，就一直被国际学界所关注，不过一直未能成功释读。据刘迎胜教授说，这些古碑年代约在700年前，其时距阿拉伯文出现仅约600年，采用阿拉伯字母的波斯文出现仅约300年，与今天的文字有一定距离，就像阿拉伯文字中的“甲骨文”。

　　“释读的难题在于，碑铭上所使用的是特殊的碑铭体，并非掌握一般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语言知识就可以胜任，而需要艰深的专业技能。而现今国际学界有能力释读这种古阿拉伯文和古波斯文碑铭体文字的学者，屈指可数。”包伟民教授如是说。直到2008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朗学系莫尔顿讲师（A.H.Morton）和兰天德博士（Gorge.Lane）与杭州文史研究会合作，着手释读这些碑铭。

　　2011年，莫尔顿不幸因病逝世，但他已完成了将碑铭释成英文的大部分工作。此后，杭州文史研究会延请伊朗德黑兰大学碑铭学专家乌苏吉教授以及国内一流学者通力协作，对照莫尔顿英文原稿，并参校碑铭原文，初步完成碑铭的中译。

　　这项研究集世界顶尖专家通力合作而成，体现了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目前，这项工作已完成释读的初稿。这次评审会后，译者将进一步完善译作，争取尽早完稿，并正式出版一部包含碑铭图版、波斯语与阿拉伯语原文译文、英文译文以及中文译文合编的学术巨著。

　　学术界和媒体为什么普遍关注

　　杭州市政协组织的这次凤凰寺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碑文释读考订评审会，不仅是学术界该领域一次高端的专题研讨会，更是杭州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的大事件，呈现出三大亮点：

　　一是汇集国内该领域一流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评审会的专家学者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刘迎胜、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晓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东语系教授王一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另外，杭州文史研究会还请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时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陈达生等该领域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对书稿作了函审。

　　二是成果首次披露，达国际学术水准。这项研究集世界顶尖专家通力合作而成，体现了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它首次整体释读、全面揭示这些碑刻，从而为后续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即将出版的这项杭州凤凰寺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碑文释读考订的研究成果，有望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关注，成为推动杭州伊斯兰教文化研究的一本精品之作。

　　三是国内众多媒体高度关注并作专题报道，给予较高评价。为配合该项成果的研究和宣传，杭州文史研究会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家级媒体以及众多省市新闻媒体作了专版或专题策划报道，国内知名网络媒体如新华网、人民网、光明日报网、搜狐、中国日报网、中国文明网、浙江在线等作了转载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