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关小学校长金英，最近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却引起了强烈社会的反响——她尝试把学生们的书包减掉了三分之二的重量。一时，“三斤半书包”成为今年开学以来，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不停探讨的话题。

　　金英是今年新一届的区政协委员。她的校长身份，提醒她肩负起管理好学校、老师和学生的职责，而她政协委员的身份，则敦促她不仅仅停留在管理好一所学校的层面，还要更加深入每一个班级，踏实地调研、实践和创新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方法。

　　走进大关小学，大门左侧的墙壁上，贴着学校管理者和全体老师的诺言——“轻负高质”办学，让孩子们学得更轻松，学得更快乐。

　　采访的那天，金英临时外出，她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敞开着，等待她的时候，不少孩子来找她，一问，金校长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传统校长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更多用“亲切”、“很容易接近”、“通情达理”等词汇来形容她。

十斤书包减到三斤半

　　今年开学，大关小学的每位学生都领到了一只书包：帆布制成，软软的，单肩包，外边可以插一支笛子，里边除了放少许书外，还能放一把伞和一个水杯。

　　书包重8两，加上每天上下学放的书和作业本，总共三斤半。

　　书包，是金英自己设计的，每一个设计细节，都有讲究。

　　比如书包是软的，东西装得多，鼓鼓囊囊，一看就知道超重；书包设计得像民国年间学童背的单肩小书包，很小，因此放不了多少东西，可以严格执行“三斤半”的规定。

　　书包上绣着四个小篆：美善相谐。

　　金英拿起一个手提式电子秤：“每个班主任手里都有这把秤。”看起来分量有点重的，就要称一称，上学一次，放学一次。

　　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为了减负而减负，是在作秀？

　　其实，这三斤半书包，凝结了金英七年的反复实践和思考。

　　一般学校，普遍存在学生管理方面精细化不够的情况。细心的金英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发现，孩子们的书桌和书包，其实很凌乱，缺乏秩序。

　　而这些“问题”，常人以往只会看作习惯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管理问题。

　　“比如有些科目一个星期才上一节课，课本孩子却每天都放书包里；比如四年级孩子的书包里还放着一年级的试卷；铅笔盒里放满了铅笔；红领巾也要带两块；甚至还塞着其他杂物。”金英说，大部分孩子背的是双肩包，仅仅书包就有三斤多重，加上各种书和杂物，能不重吗？

　　“学校学生的书包重量平均为8-9斤，有些甚至超过了10斤，学校总共有900多个孩子，每天上下学背两次书包，一天就相当共搬运了1吨的东西，一个学期按100天算，一年就是200天上学，也就是说，仅仅我们学校的孩子，一年就要搬运200吨东西，孩子成了搬运工。”

　　小书包里有大学问

　　“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不能片面地看成课业负担重。这里面还有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包括学校管理、教师管理和学生的自我管理。”金英从管理上下手，创新了一系列举措：

　　首先，学生每天只需要带语文、数学、英语和科学四门课的书本和作业本，其他书统统不用带，放在学校的书桌里就可以了。

　　“这就涉及到三个问题，一个是学校的管理，教室是否安全？学生的抽屉是否整理得很整齐？学生在放学时会不会整理书包，把不需要带回去的放在学校里？”金英说，这其实不难，为了让学生更多的东西能够放在学校里，学校在每个教室都安置了学生专用箩筐，抹布、沙包、跳绳、舞鞋、毛笔、桌垫等等一应杂物，统统放在筐里即可。

　　其次，每个教室的黑板右边，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名曰“作业记载栏”，每门课的老师把当日的作业写在栏里，然后在括号中加注完成时间，以分钟为单位。“我给班主任一个特权，每天控制作业总时间量，对于作业记载栏的作业，他有权删除，比如超过控制时间了，那些抄写的作业，可以调配到第二天。”金英说，现在大关小学规定，一二年级没有作业，三四年级每天作业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五六年级不超过50分钟，比教育局规定的时间还要短。

　　第三，学生不可能每天只有四门功课的作业，怎么办？金英尝试，要向课堂要效率。每天开辟作业整理时间，让学生和老师在课堂中把当天的作业写完、批改、讲解完，作业整理时间每天两次，中午50分钟，下午35分钟，为了“争夺”这些时间，各科老师甚至为了协调各自的时间讨价还价。这样，孩子们大部分作业都能在学校里完成，不仅如此，还能参加每周四次的社团活动，学习书法、英语沙龙、各种乐器等孩子感兴趣的活动。

　　这样，放学后，孩子们只要把要带回家的书和作业本带走即可，其余的，都可以放在学校里。

　　“我做了件很小的事，但我其实是想尝试探索一种‘轻负高质’的新教育模式，可以普遍运用于各种学校，不管它的硬件条件、学生素质、师资力量差别如何，都可以适用。我很想探索一种中国式的素质教育。”金英笑着说。

研究性学习让孩子学得更快乐

　　其实，在给书包“减肥”之前，金英还做了不少新鲜事。

　　为学生着想为老师着想，改进管理方式，是金英做得最多的事。

　　她在大关小学，还动手改了学生的课桌椅。一般学校的课桌椅，都是统一高度的双人木制桌椅，但学生高矮不同，对于一些学生并不适合。

　　金英调查后发现，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觉得课桌椅高度不太合适。于是，她下定决心要为学生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课桌椅。

　　比如以前的桌子高70厘米，椅子是38厘米，对1米6出头的同学来说刚刚好，对于身高1米7的学生就太低了，写字看书总要弓着腰。

　　学校在短短两个多星期里，为700多位学生完成“个性化”的桌椅调试，每张桌子侧面，都贴着“学生课桌椅标示牌”，上面清楚地写着桌子主人的姓名、班级、身高、桌面高、座面高。学校则通过测量学生的身高来换算学生的桌高和座高，这就为桌椅调试提供了方便。为此在走廊上，学校还专门设立了两棵“身高树”方便学生随时测量。

　　大关小学的春游和秋游，也跟寻常学校不同。

　　这里的秋游，绝不是简单地出去游玩、吃吃东西。

　　在玩中学习，是金英提倡的新式游法。“今年的秋游，我们事先勘察好路线，打听好浙江美术馆开办展览的时间，事先还请书画独立理论家来给孩子们上书画鉴赏课，让艺术家拿着自己的书画和印章，给孩子们讲解鉴赏知识，然后再出去秋游。”金英说，这样做，是把研究性学习的方法融入其中，让孩子们更加主动地学习，自己去发现知识，而非老师的简单灌输。

　　“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还举办一个‘不背书包’日，举办各种活动让学生参与。”金英说，比如最近他们举办了“大关好声音”，花了一万多块钱租舞台，上千块租音箱，鼓励孩子们上舞台唱歌，“实在害羞腼腆的孩子，可以戴上面具上去唱。”类似的活动，每个月都有一次。

　　“为孩子花钱，我都愿意。”金英说，她的理想，是把孩子们培养成学习成绩好、又有艺术专长、有品位、有能力的人，学得轻松快乐。

　　“我给每个班主任一个任务，就是尽可能发现班上各种天赋的孩子，怎么去发现和培养他们的天赋，这是我要求班主任们去做的。”金英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金英是特别会“折腾”的人，如果按部就班，不做这些创新，她会省去很多麻烦，也无需如此劳累。

　　“我这样做，也是做了点好事吧，虽然真的是一件小事。”在采访过程中，金英说得最多的，是“做点好事”、“积善”。

　　而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就是她事业的动力。

　　在到大关小学担任校长之前，金英曾经是和睦小学的校长。但她这个校长，不是个坐办公室的校长，不仅每天带头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对学生和家长鞠躬，还经常带着孩子们一起出门捡垃圾。

　　学校里的许多学生家庭都比较困难，自身条件不够好，金英想尽办法为他们提供发展的平台和学习的机会。六年间，开创了“爸爸俱乐部”、“娃娃总理”等一系列很“前卫”的教育方法，其中“娃娃总理”设置了“娃娃主任”、“娃娃宣传员”、“娃娃卫生督导员”、“娃娃楼道长”、“娃娃调解员”、“娃娃助理楼道长”等八个岗位，让孩子们参与协助社区事务，培养他们的文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他们天真无邪的视角和敢于直言的勇气，影响居民的文明习惯，带动家庭和社区的文明素质提升。

　　也是在和睦小学的时候，金英就开始尝试为学生的书包“减肥”，一直实践、研究了六个年头，才在今天开花结果。

　　“我没想到‘三斤半书包’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八成是对此赞成的，我很高兴。”金英说，七年来，她事业的动力，还是来自于父亲的理念。

　　“我老家在农村，父亲是个守山人，父亲一辈子做了无数善事，山林灭火、水中救人……他的传奇事迹很多，甚至有时候年三十都找不到他的人影。而做好事的奖励往往只有几个热水瓶。虽然父亲物质上不富裕，但精神上很充实。”金英说，父亲经常说的“人活在世上要忠义”的话，深深影响了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孩子们、为教育做些善事，这‘余庆’就是让我做任何事都比较顺利，而且，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我是被社会所需要的，这是我做事的动力。”

　　同时，作为一名政协委员，金英说，她将继续在实践中探索中国式的素质教育模式，希望能在日常工作的岗位上，为杭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一份贡献。